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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臣
北宋狀元
王堯臣(1003年-1058年),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今河南虞城)人。北宋大臣、文學家、書法家。
天聖五年(1027年),王堯臣狀元及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宋夏戰爭時,歷任陜西體量安撫使、涇原路安撫使,於邊防部署、將帥任用方面多所建白。後任權三司使,奏止增收民房租及夔州鹽井歲課。皇祐三年(1051年),升樞密副使,任內務裁抑僥倖。嘉祐元年(1056年),拜參知政事。卒謚文安。神宗時改謚文忠。
王堯臣工詩詞,擅書,以文學名,典內外製十餘年,文辭溫麗。有《崇文總目》傳世。
王堯臣為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丁卯科狀元。王堯臣中狀元后,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后被召試回京后,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因其叔父王沖犯法而受牽連,出知光州。光州飢荒,百姓群起為盜,朝廷欲從重處罰,王堯臣上疏以為此乃災荒時政務所應撫恤,不可苛責,被仁宗嘉納。父親病逝后,王堯臣離職為其服喪,服喪期滿后,擔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為右司諫。
郭皇后突然去世后,王堯臣奏請仁宗調查左、右侍醫者,並請停上元燈節,以示哀悼。
景祐四年(1037年),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
宋夏戰爭時,王堯臣為體量安撫使,臨行前,請仁宗免關中租賦二年,以安民心,同心禦敵,獲准。回京后,上疏分析局勢與對策,仁宗用其意告誡邊關守將。
慶曆元年(1041年),宋軍主帥輕敵,兵敗好水川,仁宗震驚,罷韓琦,范仲淹。王堯臣諫言二人皆當世英才,忠義智勇,不應如此安置,又力薦種世衡、狄青有將帥之才。后仁宗以韓琦、范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加兵三萬,再遣王堯臣為涇原安撫使。王堯臣回朝後,就邊防建設兩次上疏,皆被朝廷採納。母親病故,服喪期滿,王堯臣轉右諫議大夫,拜樞密副使。
皇祐三年(1051年),王堯臣請奏定製,裁抑僥倖,深得朝廷嘉許信任。有人把一封匿名信散布在京城,但仁宗置而不問,仍對他信任有加。
嘉祐元年(1056年),拜戶部侍郎,為參知政事。許久之後。仁宗想要任命他為樞密使,但當草制的學士胡宿卻堅決地予以抑制,仁宗於是升王堯臣為吏部侍郎。
嘉祐三年(1058年),王堯臣在任上病故,享年五十六歲。朝廷追贈尚書左僕射,謚號“文安”。
王堯臣工詩詞,擅書,以文學名,典內外製十餘年,文辭溫麗,蘇耆家《蘭亭跋》有其手書(事見《宋史·本傳》)。
精於目錄學,景祐六年(1034),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藏書謬亂不全,由他和史館檢討王洙、館閣勘校歐陽修等校正編訂三館秘閣藏書,撮其條目,討論撰次,仿唐《開元四部錄》體列,撰為目錄66卷,於慶曆元年(1041)十二月奏上,賜名為《崇文總目》。該目按四部分類,收書30669卷。每類之下有序,每書附有提要。原書已佚,明、清只有簡目流傳。清嘉慶四年(1799)由錢侗等人,從《歐陽文忠公集》、《玉海》、《文獻通考》等書目中,輯成5卷。該目在分類和在類下作序的目錄學方法,對後世的官私目錄影響甚大。當代目錄學家汪國垣論其“為南宋陳、晁諸人,因嘗取法於此,故書雖失,後學覽其目錄,尚可推見全書本末。”該書目為北宋重要的官修目錄。著有文集數十卷,今已不傳。
在位居宰輔的狀元臣子中,除上述文韜外,也不乏頗具武略才幹、有儒將風範的人。不少狀元入仕政途后,擔任了正副樞密院即最高軍事長官,在戍邊、平亂、屯兵、選拔將才等等方面也有不凡治績。
在宋仁宗趙禎即位的第四年即天聖五年(1027)的殿試中,河南虞城24歲的年青人王堯臣奪冠。他中了狀元步入政壇后也正是西夏國上升、強盛時期,以元昊為首的西夏黨項貴族垂涎中原財富,不斷地在宋的邊境之地尋釁滋事。到1034年,元昊領兵大舉進犯宋境。宋仁宗起用狀元樞密使王曾執掌軍政大事,選派范雍、夏竦為最高軍事統帥,負責西北邊務外,還特派王堯臣擔任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根據當時的敵我情勢,出任前上疏仁宗帝,他認為按照宋朝舊制,使者所至,稱詔存問只局限於官吏將校,不過問民政事務。自從元昊興兵,至今已三年多,關中地區廣大民眾深受塗炭,男兒征戰,農田荒蕪,生產凋蔽,嚴重危及社會秩序。鑒於此般情勢,臣請陛下出詔慰藉,令免兩年租賦,以調動民力同心禦敵。仁宗立即詔准。從這個奏疏的思想看,王堯臣對民心與戰爭勝利之關係有高於當時一般臣僚的見解,具有戰略性眼光。
王堯臣狀元到陝西任職后,認真巡察了西北要塞及駐軍狀況,分析了西夏和宋軍的優長與缺陷及各自戰略特徵。他認為宋軍在陝西雖然有20萬之眾,但因分兵守塞,兵力難以集中;而西夏則善於集中兵力,往往集中起來的兵力數倍於宋軍、甚至十以戰一,以致西夏屢屢得手獲勝,宋軍卻疲於防守,窮於應戰,損兵折將。王堯臣根據攻、守雙方態勢和邊境地理、西夏軍的攻掠特點,立即上奏皇上,提出了自己的戰略性建議:西夏軍犯邊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後撤;邊境地區,雖然地勢險峻有異,但西夏軍騎兵必行軍於大川平地,而河谷平地均有宋軍修築的砦柵;西夏軍入寇旨在虜掠,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但是他們既入宋境,分兵剿掠,驅搶人蓄,劫奪財物,士馬俱疲,無復鬥志。此時,宋軍若以精兵健馬扼守要塞,集中優勢兵力,巧設埋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西夏軍隊不敗待何?這就叫西夏軍隊患不能歸。而昔日西夏軍隊屢屢乘機得勝,重掠而歸,宋朝邊將不敢也不能追,實是分兵而導致兵寡之故。如果今日仍循舊轍,不調整邊務,宋軍決無可勝之理。
同時,王堯臣還在戰術上分析了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戰失利的原因。認為宋軍所以戰敗,均是因為西夏軍隊主動出擊,佔據險峻勝地。而宋軍將帥既不能據險地要塞,只是近功短利,不辨形勢的匆忙出征,待到兵馬疲憊時,又遭西夏軍伏擊,遂致戰敗乃至全軍覆滅。王堯臣還認為造成這種戰況的主要原因是主帥沒有因地因時地總結經驗教訓,墨守陳舊戰法,不思應變的結果。為此,他提出一遇到西夏軍入侵,不可輕言出戰,而應根據情況設立營砦,主帥要有應變的謀略,要量敵出征等建設性意見。
宋仁宗非常重視王堯臣這些很有軍事謀略的建議,立即頒詔,命令邊境將帥參照執行。
此外,王堯臣狀元還很重視發掘、薦舉將帥人才。史載他向宋仁宗推薦的20多位充任的邊將,都在後來的戍邊中建功立業,其中的韓琦和范仲淹都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名將。1041年,因宋將任福輕敵中了西夏軍的誘兵之計,大敗於好水川(今寧夏隆德東)。宋仁宗認為這是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范仲淹指揮錯誤、擁兵不進之故,所以就罷免了他們的官職。王堯臣認為仁宗帝這樣處置他們不當,上疏力保韓、范二公。他極力勸說仁宗,韓、范倆人皆為當世英才,不僅以忠義智勇聞名天下,而且也是令西夏人聞其名而喪膽的名將。元昊的士卒互相告誡的一件事就是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甲兵無數,不比大范老子(指范雍)可欺,遇到他領兵可要小心。所以,不應因小故而處置韓、范。況且好水川戰敗,皆緣主帥任福輕敵盲目進攻,指揮不當所致,不能過多責怪韓、范。王堯臣在力保韓、范的同時,又舉薦狄青、種世衡二位將帥之才。不久,宋仁宗接納了堯臣的意見,重新起用了韓琦和范仲淹,他們都為安邊作出傑出貢獻。王堯臣自己也被委任為涇原路的安撫使,在任上,他妥善地處置了叛將姚貴及其部眾,安定了邊塞,展示他的武略才智。王堯臣後來被仁宗選撥為樞密院副使、參知政事,當是用人得宜了。他在這兩個位置上均做出了政績,特別是由於諳悉西北邊事,對怎樣統一節制,改革封疆大吏的官制問題提出了許多建議,都很快得到皇上的詔准。又如他對如何嚴格訓練士兵,實行營田、充實給養以及加強軍事裝備等等均有具體的管理措施和辦法。這就是說,王堯臣同時又是一個軍事上的躬身實踐者。
歐陽修: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眾。
曾鞏:堯臣典內外製十餘年,文詞溫潤,得王言體。
脫脫:時治平而文德用,則士之負藝者致位政府,宜矣……堯臣論議鏗鏗,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
《文忠集·卷三十三·居士集卷三十三》。
《隆平集·卷八·樞密》。
《東都事略·卷七十·列傳五十三》。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列傳第五十一》。
王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只空際嘹唳。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為怪。須臾聞宅內哭聲,群鶴遂散,時人謂伯庸當作仙官耳。類苑
乾明寺尼道堅,說王伯庸參政忽病,家有貓作人語,曰:「此亦不祥之驗也。」未幾伯庸卒。類苑
王堯臣病重的當晚,據傳有十幾隻靈鶴在天空中盤旋鳴叫,其聲響亮凄清。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時,月亮非常清晰,王堯臣之弟王純臣受命差知亳州,差人來迎候王純臣的,都感受到了王家的詭異。不久之後,府中傳來了哭聲,群鶴於是散去。當時人都認為王堯臣這是要做仙官了。
又據一位乾明寺的尼姑道堅說,王堯臣突然染病時,家中有一隻貓會說人話。之後不久,王堯臣果然離世。
曾祖王化,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
祖王礪,贈太師;妣袁氏,鄆國太夫人。
父親王瀆,贈太師,母仇氏,徐國太夫人。
弟弟王純臣。
妻子丁氏,安康郡夫人,
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
二女:長適校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