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斯·馮·塞克特

1866年4月22日出生於石勒蘇益格（Schleswig）。

1885年起就在亞歷山大皇帝近衛擲彈兵團服役。19歲時即被升為步兵團軍官。

1889年畢業於陸軍軍官學校后調入參謀本部服務。一戰開始時，塞克特任第3軍團參謀長，他與魏采爾在法國北部作戰成功，被調到新成立的11軍團任參謀長。

1896年進入參謀學校，之後交替服役於一線和參謀單位，在每一處服務時他的良好聲譽都日漸上升。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大戰爆發時，是駐柏林的第3軍參謀長。

1915年3月擔任了在東加里西亞新組建的第11集團軍參謀長，上司是奧古斯特·馮·馬肯森將軍（後來的德軍元帥、大鐵十字勳章獲得者）。在5月2日開始的大攻勢中，第11集團軍和奧匈第4集團軍一起擔任主攻，他們猶如摧枯拉朽一般殲滅了俄國第3集團軍，兩周之內推進了100英里。第11集團軍12天之內抓了140,000俄國俘虜，一個月收復了奧匈要塞普熱米什爾，德皇威廉二世皇帝授予了馮·西克特最高軍事榮譽獎章Pour le Meritè（又稱英勇勳章）。6月底第11集團軍奪下倫貝格時俘虜超過了25萬，然後1914年8月4日拿下華沙，8月底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第11集團軍一共向前推進了300公里，到9月底完全拔除了波蘭突出部，徹底解除俄軍對加里西亞的威脅。馮·西克特越級晉陞准將，他的上司馬肯森獲得了元帥軍銜。同時他們被調往新成立的“馬肯森集團軍群”，任務是完成奧匈軍隊無力達到的目的——消滅塞爾維亞的反抗，打開通往巴爾幹和奧斯曼帝國（1299～1922）的通路。德國第11集團軍、奧匈第3集團軍、保加利亞第1集團軍組成的進攻部隊在10月6日發起攻擊，11月底時所有的塞爾維亞部隊要麼被殲滅，要麼逃到阿爾巴尼亞和希臘。一共抓了150,000俘虜，馮·西克特獲得了Pour le Merite上的橡樹葉（帶橡樹葉的英勇勳章）。“馬肯森集團軍群”在保加利亞一直待到1916年春季，準備一舉消滅協約國在薩洛尼卡的部隊，但由於凡爾登的會戰消耗了大量德軍兵力而被中止。

1916年6月俄軍在勃魯西洛夫攻勢中大敗奧匈軍，埃里希·馮·法金漢（德軍總參謀長）和弗蘭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奧匈軍總參謀長）將西克特緊急調往加里西亞擔任奧匈第7集團軍參謀長，任務是協助制止俄軍前進和恢復兩軍信任關係。這時東部前線德軍和奧匈軍關係十分緊張，西克特深深體會到這一點。他從來沒有得到過他名義上的上司馮·弗朗澤-巴爾丁將軍（General v. Pflanzer-Baltin）的尊敬，這位將軍“從來不是德國人的朋友”（西克特語），但戰後弗朗澤-巴爾丁把它歸咎於兩軍對參謀長這一角色的不同觀念。西克特自己回憶道他當時：“到達、觀察，然後下達命令”，似乎他的上司不存在一樣。這種關係當然不會長久，西克特很快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卡爾大公集團軍群”（Army Group Archduke Karl）的參謀長，協助大公指揮整個奧匈俄國戰線。西克特與卡爾大公合作得很好，經過血戰終於將俄軍制止在卡爾巴阡山一線。隨即卡爾大公的部隊與法金漢的第9集團軍（當時由於凡爾登戰役的失敗，法金漢被免去總參謀長一職，降職擔任第9集團軍軍長）一起參加了羅馬尼亞戰役，將愚蠢地投入戰爭的羅馬尼亞人狠狠教訓了一番。戰役的最後階段，由於86歲的奧匈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在1916年11月去世，卡爾大公繼任皇帝卡爾一世，約瑟夫·奧古斯特大公接過了集團軍群的指揮權。

1917年擔任“約瑟夫大公集團軍群”（Army Group Archduke Joseph）的參謀長。12月來到了伊斯坦布爾，以少將軍銜擔任奧斯曼帝國（1299～1922）軍隊總參謀長。本來德軍派出的是奧托·利曼·馮·桑德斯Liman v. Sanders將軍，但奧斯曼帝國（1299～1922）軍隊指揮官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拒絕了這個任命。當時巴勒斯坦前線是最活躍的一個戰區，英國將軍埃德蒙·艾倫比Allenby在西克特到達前一周剛奪得了耶路撒冷，所以桑德斯將軍被派往巴勒斯坦戰線，設法維持了一個僵持的局面。作為奧斯曼帝國（1299～1922）軍隊總參謀長，西克特是桑德斯的上司；但從德軍在奧斯曼帝國（1299～1922）的軍事任務方面來講，桑德斯級別更高。這兩者不可避免的存在衝突，結果是西克特的活動逐漸集中到政治方面，這是他不擅長的。

由於在1918年同盟國、協約國雙方都對法國戰場投入了最大的精力，東地中海戰場在上半年顯得很平靜。但9月中旬情況突變，路易斯·弗朗徹·德斯佩雷指揮的盟軍突破了薩洛尼卡的封鎖，艾倫比在巴勒斯坦擊潰了桑德斯的土德聯軍（三心二意的土耳其人一觸即潰，讓英國人大批俘獲。但英軍軍史中這樣記載：“少數德軍分遣隊紀律嚴明，在周圍滿是七零八落的部隊、難以辨認的臉孔和一大堆散兵游勇的災難洪流中，約有兩個團的德軍保持了他們的凝聚力和戰鬥精神，像在閱兵場上那樣機動自如，停止間射擊，再向後方轉移。”）。當保加利亞在10月退出戰爭時，昔日地跨歐亞非三洲並飽受打擊的奧斯曼帝國（1299～1922）已經毫無希望了。

1918年10月30日奧斯曼帝國（1299～1922）簽署停戰協定，允許所有的德國人在30天內離開奧斯曼帝國（1299～1922）。西克特在1918年11月4日經黑海到達敖德薩，1918年11月13日回到德國（1918年11月11日德國已經簽署了停戰協定）。西克特受到了新的共和國勉強的歡迎，但他清楚地表明了為祖國繼續服務的決心。興登堡Hindenburg讓他去柯尼斯堡組織在烏克蘭和整個東部前線德軍部隊的撤離事宜。

1920年到1926年間締造了一支成為國家中流砥柱、被證明為同時代訓練最佳、領導能力最強的軍隊。他制定了重新武裝和重振士氣的計劃，使德軍最大的優勢——軍官團得以保留，使新的戰術戰法得以醞釀而成。凡爾賽和約規定德軍人數不得超過十萬，所以西克特制定的標準是：士兵身體良好，有12年以上的服役經驗；軍官要有25年以上的從伍經驗。一旦成為國防軍的一分子，要接受某一方面的專門培訓，重點是領導才能。他極為重視士兵的個人技能和主觀能動性。合約禁止德國擁有軍事院校，他就聯合團一級的單位建立了一個建在部隊上的軍事教育體系，每一位列兵都受到成為軍士的培訓，每一位軍士都受到成為軍官的培訓，每一位軍官都受到成為將軍的培訓。每半年進行一次演習，使專業技能得到精進，職業素養得到提高。

1918年1月塞克特到君士坦丁堡擔任奧斯曼帝國（1299～1922）最高統帥部參謀長，當時奧斯曼帝國（1299～1922）有一個的德國顧問團，由理曼封德在戰前建立。后塞克特派理曼封德赴巴基斯坦前線，指揮F集團軍作戰，將駐土軍事顧問團置於其直接管轄下。雖然最後奧斯曼帝國（1299～1922）因國力有限，無法長期作戰，與協約國和談，但卻給了他對非基督國家服務時的經驗和信心。回國后，塞克特出任巴黎和會德國代表團軍事代表，合約簽訂后，塞克特被任命為和平軍組織委員會主席。從此以後塞克特最終目標在於建立一支十萬人的受訓建軍，使每一名士兵具備可再訓練其他新兵和領導作戰的能力，軍官需要培養到有資格成為未來的司令官和統帥。二戰時希特勒所有的高級將領統帥如“沙漠之狐”隆美爾、博克、龍德斯泰特等元帥此時均為其中下級軍官。塞克特在德國軍事史上被譽為“國防軍之父”“國防軍傑出締造者”，與毛奇、里希霍芬齊名。

1926年秋塞克特未經保羅·馮·興登堡總統同意，擅自邀請前德皇儲校閱軍隊，成為共和政府攻擊對象，被興登堡總統免職。在6年國防軍總司令生涯結束后，他短暫地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寫了幾本書。

1933年經過法肯森豪推薦，塞克特接受南京政府邀請，來華作私人訪問，在此期間呈上“陸軍改革建議書”，此項建議不但為中國未來抗日建軍的藍圖，而且使蔣介石堅持塞克特必須再次來華監督工作的推行。最有趣的是，日後史迪威再次將改革國軍建議書給予於宋美齡時，宋美齡大略看了一遍，沉思一會兒，對史迪威說：“這是德籍顧問（塞克特）以前所提出過的”。建議書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　精鍊陸軍的建立與軍官班素質的培養

基於在1920年初創德國國防軍的經驗，塞克特為中國建軍立下三項中心思想1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與防衛外來侵略的安全盾牌。2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3軍隊之作戰潛能，基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基於上述思想，塞克特建議成立一新教導旅，新教導旅包括兩個步兵團，一個炮兵營，一個工兵坦克與通訊連，以及一個騎兵中隊，並配有一較老且具有戰場以驗與較年輕但精力充沛的軍官所組成的顧問參謀小組，對於受訓者施於個別訓練。由此可見，塞克特所提議的教導旅與鮑爾及其他德籍顧問所組成的不同。後者為訓練部隊之用，期望在相當期間內全國部隊達到統一水準，而前者為教導在職軍官之用，期望軍官具有新的軍事技能與指揮現代戰爭的經驗。兩者實有互補的作用。

二　武器與裝備問題

有前軍隊的武器裝備問題，塞克特也主張注得質的問題。他認為當時中國兵工廠生產的大部分武器彈藥已經不再適用。因此需靠國外輸入。但從長期來看，必須發展國內兵工工業。兵工廠的建立應以歐洲軍火公司協助為基礎。長期向國外購買軍火與武器，不但費用昂貴，在某種環境下，還很危險。塞克特二次來華后，幾乎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中國國防工業的發展上。抗戰最初幾年，重要的港口幾乎全為日寇所佔領。軍火輸入大受影響。遷往後方的兵工廠尚能夠提供前線部分需要，其基礎即塞克特所打下。

三　軍事指揮與行政系統

關於軍事指揮與行政系統，塞克特建議當時中國陸軍職權劃分和軍官團的地位應當改善。中央政府統治權基礎在於軍隊置於單一指揮系統，即直屬於委員長，但其先決條件應使軍官的任命依照統一原則行使，而不應置於個別師長或將領手中（當時軍官任命很混亂，軍長可以委任師長，師長可以委任團長）。軍官團的設立應依照全國各處均能實施的明顯原則，必要時不惜使用塢手段對付與國家利益對抗的個別分子。

四　軍費的嚴格控制

對於軍隊的財政改革，塞克特認為應該仿效德國主計室，設立獨立於軍政部之外的特別管制機構。一切單位都必須有嚴格的預算，會計與審計的格式與程序必須事先確定，在執行上標準一致。可選德國官員負責審計工作的推行，但主管必須由中國官員擔任。蔣介石採納此建議，並請塞克特為其物色一位有經驗的德籍軍費審計員。

五　軍政組織重組工作

為使軍事行政組織配合現代化戰爭的需要，塞克特基於下列3點將軍政部重新組織。1軍事體系內組織的明顯劃分是行政成功的先決條件，在軍事指揮系統中，職權必須作清晰的規定2軍事機器中諸如訓練、行政、指揮等單位均應通過總司令管轄。3層層負責指揮統一是改革國軍的必要條件。

塞克特初次來華停留期僅2月，給予蔣介石的印象卻十分深刻，蔣堅持塞克特須再次來華，監督工作推行。塞克特本以身體原因，拒絕來華，但後來了解到，如其謝絕蔣的邀請，德籍顧問團有被法國取代的危險。故以大局為重於1934年4月二次來華，出任總顧問一職。當年4月11日，魏采爾憤而離職。

塞克特在華期間，不僅擔任總顧問，還被委以前所未有的職務“委員長委託人”，即蔣的代理人。他以此身分出面，可代表蔣與國民黨政府各機關首腦談話，地位僅次於蔣。軍政部長，陸軍訓練總監等高級官員，也必須到親自到蔣的官邸向他請教。而且規定每周二、五上午10時至12時，還需事先登記，過時不候。此不但為前三任無法享受的地位與特權，即使在現代中國歷史中也恐無第位外等籍人士能被國家元首如此賞識和重託。

塞克特二次來華時正值江西剿共已告結束階段，蔣介石有意讓塞克特對編組國軍工作和長江布防工作同時著手實行。塞克特認為剿共雖然基本結束，但中國內部局勢仍欠安定，不可貿然大量裁軍。同時中國各方面的制度也沒上軌道，徵兵制也無法實行，1934年的目標不如利用有限的財力，先重新裝備少數的中央軍，配以德式武器裝備。蔣介石大批的期望以60至80個師為目標，並令財政部長孔祥熙籌款5千萬元作為建軍的額外費用，但塞克特認為目標過大，短期內無法完成，最多先整編6－8個師的兵力。此種建軍觀念是德國民族性的體現，是否適合中國國情，很值得商榷，中國一向不愁人力兵源，在當時日寇隨時可能進攻的情況下，是應該以現有的財力建立少數精銳部隊，再圖漸漸擴張，還是用大量素質平平，但可應付現代的軍隊？塞克特及其他顧問所訓練的德械中央軍事後在淞滬抗戰與日寇足足打了3個月硬仗，給予日寇有力打擊。，但經此一役，這批中國的精銳部隊也蒙受嚴重損失，難以補充。在長江及沿海的布防工作上塞克特認為工作艱巨，絕非其一人可以兼顧，在德聘任若干專家來華服務，使中國首次能系統地發展防空警戒體系。還曾計劃發展一支潛艇艦隊，可惜戰爭來的迅速，計劃未能實現。

為應付日益增加的工作，塞克特將過去顧問團的3個組擴充為5個組：第一組為部隊組，專門負責部隊的編組，防禦工事籌建、情報收集，通訊器材運用。一旦戰爭爆發，引組的中心任務即為協助作戰計劃的制定和實行。第二組為裝備補給組，凡是武器的生產和採購均在此組管轄範圍內。第三組為軍事教育組，引組專門負責部隊軍事教育及訓練，協助教導旅的編練，擬定軍事教育方針，安排軍事演習，派遣顧問至各軍校服務。第四組專管人事。第五級負責編譯工作。以上分組可以看出，此時德籍顧問純文職顧問已漸漸消失。

1934年底，塞克特經過一次詳細的體格檢查之後，醫生建議不宜過度工作，塞克特寫信給表示有離職返德之意，並決定於1935年春返德。

1935年3月6日塞克特離開南京，參謀本部王鶚少將計代表送行，贈送白色杭州絲綢一匹，塞克特堅持不受，並說病好后即可再來，同時以“最誠懇的的心情”推薦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為繼任者。回國后，塞克特還向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1945年4月30日）提出建議並通過，將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並由北平遷至南京。但是塞克特卻在1936年病逝，這無疑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大損失。

塞克特第二次來華實際工作時間，不過十個多月，在華期間，處世謹慎，為人深知分寸，工作時嚴守崗位。在其短暫使華過程中，為中國國防工業的建設、中央軍校的教育、防空能力的建立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33年到1935年來到了中國，擔任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在西克特擔任團長期間，德國顧問對中國統治集團和蔣介石本人的影響力之大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比起中國工農紅軍的顧問李德，他為蔣介石設計的“圍剿”方案顯然高明得多（這個有不同意見，碉堡封鎖線戰術基本上是金漢鼎、戴岳、柳維垣等人發展起來的）。他曾擔任委員長委託人，代表蔣介石本人處理軍政事務。星期二、五上午十時是國民政府軍政部長、軍校官員預約登記與西克特會面的時間，由於過時不候，大小官員們提前排隊，成為一大景觀。

他為蔣介石提出的建軍三大思想影響了蔣的一生。這三條是：1）軍隊為統治權之基礎；2）軍隊之威力在於素質之優良；3）軍隊之作戰潛能在於軍官團教育之培養。

馮。塞克特是中國人應永遠銘記的一位將軍。因一戰後的中國地位和德國差不多，都是被西方列強附加了不平等條約的國家，馮。塞克特對中國是十分同情的，而且也希望當時的中國也能通過加強國防而擺脫。1933年5月來華訪問之後，1934年出任國民政府軍事總顧問，馮。西克特將建精兵強國的理念搬到了中國，為力圖實現中國軍隊的現代化而殫精竭慮。可惜1935年馮西克特將軍因病回國，第二年在德國便不幸去世，協助中國軍隊指定的抗日計劃未能全部完成。

這位對中國軍事功勛卓著的世紀名將，在2013年中國大陸地區的歷史材料中卻鮮有正面提及，主要是他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作為了國軍的實際總指揮。不過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的實際總指揮其實也是德國人，也就紅軍的軍事總顧問李德。一戰時馮。塞克特是德軍的總參謀長，李德僅為德軍里的一名大頭兵，第五次反圍剿結束后，紅軍開始了兩萬五千里長征。

相對於一戰時的功績，他作為戰後德國國防軍的締造者的地位是使他至今仍享有極高的聲譽的主要原因。

1893年與多蘿西·法比安Dorothea Fabian結婚，婚後無子女。

1936年去世。

西克特退役后曾有一些著作，最主要的是：Gedanken Eines Soldaten(官方權威譯本為《一個軍人之思想》)。該書由我國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厲麟似(厲零士)翻譯成中文，中文版於1936年由正中書局首次出版，為中德文化協會叢書。該書由蔣介石授命翻譯成中文。中文版問世后，在國民黨軍方中廣為流傳，成為軍隊建設的重要參考書。

西克特的很多文件可以在弗賴堡(Freiburg)的德國軍事文獻中心找到。一本較舊的兩卷的傳記“Hans von Seeckt(漢斯·馮·西克特)”: Aus Meinem Leben,（1866-1917) and Aus Seinem Leben, (1917-1936)，由他的助手弗里德里希·馮·瑞本將軍(General Friedrich von Rabenau)在1938和1940年完成，而且他當時使用的一些材料在二次大戰中丟失了。2013年比較權威的西克特傳記由漢斯·米爾·沃克(Hans Meier Welcker)在1967年撰寫，書名“Seeckt(西克)特”。米爾·沃克是德國軍事歷史研究室的主任。

有國無防是可恥的！

任何不平等條約、任何敵人不能從我們身上奪走的東西是堅強的信念。當命運再一次召喚德國人民武裝起來時（這一天終將到來！），他將看到勇士而非懦夫緊緊握住忠誠的武器。只要有鋼鐵般的雙手和意志，使用什麼武器都無所謂。

先進裝備能戰勝一個個血肉之軀，但無法戰勝人類不朽的精神！

未來戰爭取勝之道在於調動人數少但素質甚高的機動部隊，其配以飛機，則作戰效能更高。

漢斯·馮·西克特是作者最為佩服的偉大軍事家之一。一戰時他不過是一個優秀的參謀長，但戰後他在祖國最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肩負起沉重的歷史使命，重建了嶄新的德軍，這足以使他進入世界軍事史的名人殿堂。當戰敗的恥辱加在身上時，有人不堪忍受，有人自暴自棄，但正是象他那樣默默無聞的辛勤工作，為明天的軍隊打基礎的人們，才造就了二戰初期那支天下無敵的德軍！我從心底里敬佩的這支德軍決不包括什麼武裝黨衛隊、人民衝鋒隊、空軍野戰部隊等等“革命化”的武裝，二戰時的德軍士兵素質和士氣遠不及一戰，“十萬陸軍”的超一流軍官團和那些素質極高的士官們是軍隊贏得遠較一戰輝煌的勝利之源泉所在。當馮西克特的軍隊逐步走向“革命化”，軍中納粹勢力日漸擴大，軍官團被削弱，大量優秀士官在戰鬥中損失或被武裝黨衛隊優先吸收后，德軍才一步步走向失敗的道路。

馮·西克特為人謙虛，的確可以用高風亮節來形容。他拒絕過退役時的元帥晉陞，身為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而停留在陸軍一級上將的軍銜上（這使很多人對希特勒在40年一口氣封了12個元帥非常不滿〕。但與二戰時某些將領不加上軍銜人們就毫無所知不同，光憑馮·西克特這個名字而無需任何華麗的辭藻和頭銜就已經在世界軍事史上擲地有聲。被尊稱為“二戰德軍之父”，“革命化”之前的德軍被叫做“馮西克特的軍隊”，難道還不能體現出他的地位嗎？

二十年代，一群推著紙版箱、開著玩具飛機、大聲叫著“我是某某排”來模擬戰爭的德國軍人，恐怕任何一個參觀者、甚至他們自己都不禁會笑出聲來。但事實上這樣做的他們要比那些開著真飛機、真坦克演習的對手們領先一個時代！作為這一切的締造者，馮西克特儘管在二戰前去世，沒有目睹自己作品的“上演”，但他的崇高聲望實在是當之無愧。可以與他比肩的人很少，也許在1949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結束后冒著一片反對之聲，大力裁撤立下汗馬功勞的“帕爾馬契”等“革命化”武裝，為偉大的以色列國防軍打下輝煌基礎的戴維·本-古里安可以算是一個（同樣他也被稱為“以色列國防軍之父”）。可能還有那些在70年代中後期越戰失敗后甘心留在美軍（特別是陸軍）中，頂著“屠殺嬰兒的人”之惡名，與癮君子、低能者同舟共濟（越戰後陸軍吸毒人數一度曾達到70%；由於無人應徵而不斷降低入伍標準，甚至智力要求），拿著很低的報酬（與商業公司相比，美軍大幅度提高軍人待遇是在里根80年上台後），只因為抱有“美國總有一天會需要她的陸軍”這一信念而堅持下來，直到在格瑞那達、巴拿馬和海灣重鑄輝煌的中級軍官們。儘管不是每人都象科林·鮑威爾、諾曼·施瓦茨科普夫那樣得享大名，但他們的選擇卻足以讓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