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黎群

張黎群同志原名黎儲力、張佛翔，1918年5月5日出生於四川省蒲江縣。從青少年時代起，他就追求真理，嚮往民主進步。

1936年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成都從事抗日愛國學生運動。1937年奔赴延安，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3月在陝北公學加入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張黎群同志歷任中共四川樂山地區中心縣委組織部長，中共濟南市委青委書記兼市委學校黨委書記、共青團市委書記等職。在嚴酷的戰爭年代，他不怕困難，不怕犧牲，對敵鬥爭堅決，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為中華民族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張黎群同志歷任中國青年報社副總編、副社長兼總編輯，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共青團中央委員、常委，全國青聯委員，中國青年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新聞記協常委，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任中共米脂縣委書記，中央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

在此期間，他勤奮敬業，出色地完成了各項工作，特別是為創刊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張《中國青年報》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國青年報》因其生動、活潑、富有朝氣和創新精神，受到毛主席表揚。1956年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1966年，下放任中共綿陽地委副書記。 “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遭受迫害，被監禁達七年之久。但他對黨忠貞不渝，堅持原則，只說真話，不說假話，與林彪、“四人幫”的迫害進行了堅決鬥爭，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參加勞動和自我教育，從而積蓄起過人的體力和意志。一俟“審查”結束恢復組織生活，他便無怨無悔地投入工作，表現了一名共產黨員崇高的革命氣節。

1973年後，張黎群同志任四川維尼綸廠黨委書記兼廠長，重慶市委委員。

1978年平反后，任浙江大學黨委第二書記兼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長、黨組書記。

1982年領導創立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1983年調中央紀委工作，參與組建教育室並任主任，為開拓黨的紀檢教育事業嘔心瀝血。

1986年3月離休，此後繼續發揮餘熱，全身心投入預防青少年犯罪工作，繼續擔任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會長，領導研究會發展成為在國內、國際上有影響的學會之一。他主持創辦了《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雜誌，組織編寫了《青少年犯罪年鑒》，1998年舉辦全國首次禁毒教育展覽並組織編寫了《禁毒教育叢書》。

2002年，在中國青少年犯罪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大會上，他獲得了大會頒發的特別貢獻獎。他同時擔任孔子基金副會長、中華名人協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並為創辦我國第一張老年報而奔波，做了大量有益於國家和人民的工作。

2003年3月11日22時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1918年5月5日生於四川蒲江一個富甲鄉里的地主家庭，書香世家。他原名黎儲力，參加革命後為適應工作需要曾改名張福祥、張佛翔，發表文章用筆名黎群。此後張黎群就成為他的正式的名字。

他的幼年，正是四川軍閥混戰的時代。他家在偏僻的川西，離縣城還有十幾里地，是佔地二十來畝的深宅大院，大門上高懸著四尺長三尺寬的油漆匾額，刻著金光閃閃的四個大字：“文光射斗”。大院處於青山綠水之間，四周林木蔥蘢，院內花木蒼鬱，冷清寂靜。可是在那樣的亂世，也並非世外桃源。在他7歲的時候，幾十個武裝匪徒衝進大院，把這個家洗劫一空，他險些喪命。家裡在縣城裡的親戚家租了幾間房，讓他和弟弟到那裡繼續讀書。

他家附近有個高橋鄉，1925-1927年大革命時代，在這裡，有個三十來歲的教師陳紹洲以自己微薄的積蓄辦了一個育才學校，廣收弟子。他家境貧寒，勤奮好學，正直勇敢，熱心公益，為老百姓伸張正義。他出面組織農會，發動農民抗捐抗稅，領著農民遊行，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成為毗鄰各縣農民運動的中心。1927年四川反動勢力向這個育才學校進攻，武裝鎮壓農民協會，陳紹洲被迫出走。這個人成為少年黎儲力心目中的榜樣，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人生道路。

他父親黎魁士，是茶商專科畢業生，當時在川北廣安三匯鎮當了個稅務局長，要家庭教師帶兒子到那裡去，在父親身邊讀書。在千里行程上，滿眼都是窮困的人民挨餓受凍啼飢號寒的景象，令他驚訝不已。一幕幕人間慘狀，刺痛了他幼弱的心靈。他多年忘不了這次旅途所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悲慘的人群。想到自己和一些富家兒郎飽食暖衣，悠遊自在，簡直是生活在天堂里。如此貧富懸殊的社會能夠改變嗎？這個問題也使他不時地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父親問他：“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嗎？”這是《論語》里的一句，老師給他講過。他回答：“這是說，有志之士，應該四海為家，遠走創業；留戀家庭，是沒有出息的。”

由父親安排，母親帶她離家，到了成都。他在家長的管束和家庭教師的教導下讀了六年書，舊學新學都有底子。在成都以優良的成績考入省立南城小學高級部，吃飯住宿都在學校里。教務長兼級主任羅靜宜，雖不是共產黨員，卻有遠大理想，有愛國精神，有民主思想，以她的高尚的品格培育了學生嚮往真理的人生信念，引導了學生的抗日救國活動。

從讀小學的時候起，他就開始以“同等學力”跳級，高小才讀了一年，就考取初中；讀了一年半，就考進高中；沒讀完，就在1934年寒假作“萬里之行”，直奔南京。1934年在南京中央大學化工系當旁聽生。1935年1月，考入南京兵工署學兵隊。過了一個月，就覺得結業后只能做些技術工作，離救國救民很遠，前路茫茫。當了一百天兵，就”開小差“跑了。以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中級部，被當局集中在蘇州實行軍訓。在軍訓隊傳閱上海寄來的進步刊物《生活周刊》等，受到軍訓教官威脅，又逃走了。

1936年回到成都，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開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到延安，在陝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結束學業后，又回到四川。一回來就先與父親作了一次懇談。父親喜好康有為、梁啟超著作，又深受五四運動影響，是個愛國民主人士。他到延安去，在全家是公開的。參加革命活動，是受到父親支持的。從延安回來，在懇談中父親說：”自古忠孝不能兩全，你為國盡忠去吧！我支持你們的事業，儘力而為。”

從1938年冬到1940年春，他在成都任地下黨的西北區委書記，《戰時學生旬刊》總編輯。1940到1941年在川西夾江、川南樂山、川東涪陵等地做秘密工作。他父親黎魁士提供了《戰時學生旬刊》缺少的費用；還變賣十畝良田和幾十兩鴉片煙土，把錢交給樂山中心縣委負責人張文澄等，作為地下黨活動經費。他以中學教員的身份作掩護，在特務分子眼皮底下來來去去，有四年光景。幾次在特務機關的黑名單上出現，幾次遭到搜捕，卻處處讓他們落空。

1942年秋天，他奉調到南方局宣傳部，上了紅岩，在董老麾下工作。一個人，一張桌，一張床，住在哪裡，就在那裡辦起公來。他以恩來同志為榜樣，在董老指導下，調查研究，從現實社會裡發現問題，搜集材料，形成選題，寫成文章。就這樣在紅岩培養起來他的寫作能力，形成他的文章揮灑自如、不拘不泥、行雲流水、如好友談心的風格。

青年組既要與青年群眾經常聯繫，又要保證他們的安全。為了遮掩局外人的耳目，青年組住在七星崗德興里一座兩層小樓里，取名“星廬”，對外說是《新華日報》記者部。他們見人就送給一張名片，上面印的頭銜是“新華日報記者”。黎群和劉光、語今等都在那裡住，在那裡工作，在那裡接待青年朋友。

在當時最繁重的動員和安排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中原解放區去兩大任務中，黎群都擔負著主要責任。1945年初，若飛同志出題目要他寫文章，一篇題為《革命青年的崗位在前線》；一篇題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文章用張黎群之名在《新華日報》上發表。這些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一個小特務寫報告，摘了文章中的一些句子，冠以標題：“共青干張黎群供稱共黨青運方針”。“共青干”者，共產黨的做青年工作的幹部之謂也。“供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慣用的誣衊語言，凡是共產黨發表的言論，他們引用的時候都說是“供稱”。這份報告被我們潛入的同志看到了誤解了，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折。經過審查，冰消雪釋。這件事情充分說明紅岩在“審干”中對人格的尊重，與“搶救”那一套完全不同。這在黎群的心中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澄清了問題以後，黎群被任命為《新華日報》研究室主任。1946年5月隨周恩來同志到南京梅園新村，參加籌備出版《新華日報》南京版。

全面內戰爆發后，他到了蘇北解放區，在《新華日報》華中版任研究部和通訊部副主任。不久，隨蘇北解放軍向山東轉移，到臨沂地區，與《大眾日報》的同志們匯合。

1948年，大反攻的時刻到來了，春天，解放軍打下了山東中部的濰縣、坊子，這是當時解放的頭幾個重要城市之一，成立了濰坊特別市。他負責創辦《濰坊日報》，頭一次被委任為總編輯。秋天，解放濟南后，他又回到青年工作崗位上。興辦濟南市團校，當了校長，吸引大批剛從舊社會解放出來的青年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創辦《青年文化》雜誌，當了社長，把眾多青年集聚在這個刊物周圍。他集中精力研究解放后的青年問題，一年半寫了三十多萬字這方面的文章。

1949年初，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他作為代表參加了大會。次年到團中央工作，任宣傳部副部長。接著，就參加創辦《中國青年報》。“三十而立”剛出頭，當了中央團報的總編輯。1951年4月27日，面目嶄新的《中國青年報》創刊。

1952年之後，在胡耀邦指導下，力求把報紙辦得生動活潑，切入現實，與廣大青年息息相通，休戚相關，憂樂與共。可是，戰爭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新聞管理體制，“一邊倒”的照搬蘇聯新聞工作經驗，與新中國和平建設的形勢不適應，束縛了辦報人的創造性，也不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他深深憂慮，立志改革。

1957年5月16日，他在首都一次新聞工作座談會上發言，懇談自己的改革設想。然後開始試行，初步改變了報紙的“布告牌”、“留聲機”的形象，大受讀者歡迎。好景不長，一個月後形勢大變。反右派運動來了，他的處境岌岌可危。尚好，胡耀邦向鄧小平力保，他得以免於戴帽，只是受了嚴重警告處分。在接受批判之後，1958年初，在北京白雪茫茫的冰涼日子裡與《中國青年報》告別。他帶著幾十個人的與“右”字沾邊的知識分子隊伍，到陝北“改造”去了。

六十年代，他被調到西南局任辦公廳副主任，辦公室主任，一度下放任綿陽地委副書記。

“文革”開始，因曾在《成都晚報》和《重慶日報》上開闢《巴山漫話》、《夜談》兩個專欄，發表了一些憂國憂民的文章，成為“西南的小鄧拓”，被報紙點名批判，繼之以關押、勞改，七年半后才獲釋。走出大牢后，他什麼名義也沒有，以“高級臨時工”的身份，領著兩三萬工人建設起來了兩個特大型企業：四川維尼綸廠，瀘州天然氣化工廠。

“文革”結束后不久，他過去所受的錯誤處分和批判，有關單位都正式作出決定，完全否定了。

他一度擔任黨的重慶市委委員等職務。撥亂反正之初，因多年“以階級鬥爭為綱”而缺少科技人才，急需大量培養，他被調到浙江大學任黨委第二書記、第一副校長，試行教學改革，修建破蔽的校舍。

他仍然特別關心青年，主動提出到新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青少年研究所所長。在“不正之風”開始成為國運所系的大問題的時候，他被調到中紀委主持新組建的教育室，開展黨性、黨風、黨紀教育。這時他仍不肯放棄青少年研究所的工作。離休后，還關懷著青少年，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而憂心忡忡，志願擔任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會長，還寫了一系列論文，探討青少年犯罪的特點、原因、規律，編刊物，出叢書，開展國內國際有關這一課題的學術交流。他說：“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有了優秀的青年一代，民族才能進步。青年的面貌，代表著國家未來的面貌。為青年工作，就是為未來工作。”

他幾經風雨，而永遠年輕。可是，完全沒有想到，他經常鍛煉老而益壯的體格，末后竟然也患了與朱語今幾乎同樣的病，胰頭癌。與病魔苦鬥了一年，終於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