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秋生

丁秋生，湖南省湘鄉縣人。一九三零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三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三軍團第四師十團連政治指導員，紅九軍團第十四師四十一團政治委員，中央軍委幹部團第一營政治委員，紅二十五軍第七十三師二一五團政治委員，軍團教導營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組織部幹事、股長，政工幹部訓練隊隊長兼政治指導員、分校政治部黨務科科長、軍委工程學校政治委員，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一旅政治部主任，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魯南軍區第八師政治委員，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政治委員，第三野戰軍二十二軍政治委員兼寧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第七兵團兼浙江軍區政治部主任，浙江軍區副政治委員，華東軍區幹部部部長，海軍北海艦隊政治委員，南京高級步兵學校政治委員。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六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丁秋生，1913年11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鄉縣蓮花橋鄉謝家保村。

丁秋生長篇小說《源泉》

1930年9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193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2年10月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5月任第1方面軍紅3軍團第4師10團連政治指導員。

1933年入紅軍大學學習。後任第5師13團黨總支書記，紅9軍團第14師41團政治委員，中央軍委幹部團第1營政治委員。

1935年9月，幹部團縮編為幹部營，任中央通信警備連政治委員。後任紅25軍第73師215團政治委員，軍團教導營政治委員。

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長征和直羅鎮戰役，長征途中參加了土城、遵義、金沙江、大渡河等戰鬥。

1937年9月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學習未結束，調任軍委工程學校政治委員。堅持要上前線，不願到工程學校報到。受到黨內警告處分，軍委撤消了對他的任命。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留守處巡視團巡視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組織部幹事、股長，政工幹部訓練隊隊長兼政治指導員、分校政治部黨務科科長。

1939年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任中央軍委工程學校政治委員。

1942年8月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1旅政治部主任。

1943年任魯中軍區第4團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1944年7月任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

1945年12月至1947年2月任山東野戰軍第8師政治委員。

1947年2月至1949年2月任華東野戰軍第3縱隊政治委員。

1949年2月任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22軍政治委員兼中共寧波地委書記和寧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率部參加了泗洲、宿遷、魯南、萊蕪、孟良崮、沙土集、洛陽、開封、濟南、淮海、渡江和解放舟山群島等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1月起任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7兵團政治部主任兼浙江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浙江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浙江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幹部部部長、華東軍區黨委常委，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幹部管理部部長、南京軍區黨委常委。

1956年9月起，先後入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學習。

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任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海軍北海艦隊第一任政治委員、黨委書記。

1978年3月至1983年6月任中國人民人民解放軍南京高級步兵學校政治委員、黨委書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著有長篇小說《源泉》、《四過隴海》、《有什麼條件打什麼仗》、《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等20餘篇回憶錄。

1995年1月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1913年10月，丁秋生出生在湖南省湘鄉縣蓮花橋一個窮苦人家。他還未出世，父親就外出謀生，從此下落不明。

為了活命，7歲的丁秋生隨母親逃荒要飯來到安源，11歲進煤礦當童工，一干就是6年，受盡了剝削和壓迫。那時的舊中國，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丁秋生與礦工夥伴們不懂得階級，不懂得剝削，總是埋怨自己生不逢時，天生命苦。

這時，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等人先後多次來到安源，向工人們傳播革命真理，組織了工人自己的團體——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使許多受苦受難的“炭古佬”在中國共產黨的教育影響下，一天天覺悟起來。當時，丁秋生因年紀小，不是俱樂部的會員，也沒參加過夜校，但路礦工人俱樂部的許多活動，許多為了維護工人的基本利益而同資本家進行的鬥爭，對他影響很深。他知道：工人俱樂部是工人自己的組織，工人俱樂部好!

1929年，毛澤東在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提出從鬥爭的工農群眾中創造出新的紅軍部隊的主張，並於1930年農曆八月初，親自率隊來到安源擴大紅軍。“毛委員到了安源!”“毛委員要向工友講話了！”消息傳遍了安源路礦的井上井下、街頭巷尾。工人們奔走相告，翹首以待。

一個炎熱的下午，工人俱樂部門前的廣場上聚集了幾千路礦工人。廣場前，用木板搭起了檯子，擺著幾張方桌，幾條長凳，檯子兩邊掛著長長的紅布，上面寫著“打倒資本家，工人求解放”、“砸爛舊制度，建立蘇維埃”。只見幾個人走上檯子后，在場的人們情緒頓時沸騰了，紛紛站起來，搖動著手中的三角形紙旗，呼喊著口號。這是丁秋生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這樣的集會，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他和小夥伴們，年紀小，個子矮，為了看清這一切，便爬上了緊靠檯子一側的一棵大柳樹上，把熱烈的場面看得清清楚楚。只見毛澤東穿一身灰布衫，一副知識分子的模樣，他聲音洪亮，打著手勢，說了許多工人們一聽就懂的道理。毛澤東講，工人乾的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食，是命苦嗎？不是！根子是窮人身上壓著三座大山。所以，工人、農民要解放，就要團結起來，拿起槍杆子，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勢力，打倒貪官污吏，推翻舊制度，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由工人、農民來當家作主。最後他提高嗓門，號召大家參加紅軍。

多少年來許多工友總是想不明白的問題，被毛澤東幾句話就點明了。丁秋生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一種熱情激勵著他，當時他就下決心要跟著毛澤東走，跟著紅軍走，擺脫貧困，再不受壓迫。於是，他滿懷喜悅地回家告訴母親他要參加紅軍。母親一聽，既驚訝又難過，她捨不得與她相依為命、年小體弱的孩子，又顧慮他走後家境會更困難，說什麼也不同意，哭得很傷心。後來，母親見丁秋生執意要參加紅軍時，就把他反鎖在屋裡。丁秋生急壞了，好在他知道紅軍還不會馬上走，便哄騙母親說：“我聽你的話，不去當紅軍了。”這才穩住了母親的心。過後，丁秋生悄悄地到紅軍隊伍上報了名，並像往常一樣，天天照常去礦上做工，度日如年地熬過了那短短的幾天。當部隊通知出發的時間和集合的地點后，丁秋生仍以上工為名，默默地告別了親愛的母親，告別了安源路礦，與1000多名安源路礦工人一起參加了紅軍。他被編入第三軍團特務連四排，從此踏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被迫開始了長征。從江西瑞金出發前，丁秋生被調到了軍委紅星縱隊當民運幹事，主要任務是為中央軍委領導機關打前站。丁秋生每天和中央領導同志接觸很多，與毛澤東也逐漸熟悉起來。

遵義會議后，丁秋生調任幹部團一營政治委員。紅軍離開遵義之後，在行軍過程中，毛澤東經常向接觸過的幹部詢問部隊情況和一些幹部的家庭背景、參加革命后的經歷等。有一次，當毛澤東聽說丁秋生是從安源出來的，就感慨地對他說：“安源出來的人現在剩下的已經不多了。”

長徵到達毛兒蓋時，中央紅軍準備過草地，陳賡團長讓丁秋生帶領收容部隊殿後。當毛澤東聽說丁秋生執行收容任務時，再三叮囑他：“一定要把掉隊的同志照顧好，盡量讓每一個同志都走出來，有困難要及時報告。”丁秋生見中央機關帶的東西多，就執意要把繳獲的一匹棗紅馬留下來。這匹馬毛色油亮，非常健壯，是在與國民黨軍的一次戰鬥中繳獲的，丁秋生特別喜歡，精心飼養著。毛澤東在行軍途中見到這匹馬時，還稱讚說：“真是一匹好馬喲!”丁秋生早就想把這匹馬送給毛澤東，送給中央機關用，此時正好是個機會。但毛澤東和周恩來堅決不同意，說應該把馬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並說：“你們殿後，掉隊的同志多，傷員多，更需要用馬。”

毛澤東還拍著棗紅馬對丁秋生風趣地說：“我們的馬也是革命的功臣。”後來這匹馬真的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它開始馱糧食，後來馱傷員，最後終於累倒了。眼看著馬怎麼也站不起來了，丁秋生不忍心看著它受罪，又不忍心親手殺了它，便讓幾個戰士把它殺了，馬肉又使這些飢餓的紅軍戰士們堅持了好些天，終於走出了草地。這匹棗紅馬挽救了不少紅軍戰士的生命。

1935年9月，幹部團縮編為幹部營，丁秋生被調到中央通信警備連當指導員。長征剛剛結束，紅軍就在直羅鎮戰役中全殲了敵一○九師和一○六師的一個團，並活捉了敵師長。那些天，毛澤東的心情特別好，經常能聽到他爽朗的笑聲和談話聲。

有一天晚上，丁秋生照例在查崗。毛澤東有在夜間工作的習慣，累了出來散步，正好碰上丁秋生，他倆就興緻很高地談了起來。毛澤東說：“警備連的同志很辛苦，白天行軍，晚上還要站崗。”丁秋生馬上回答說：“您每個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比我們辛苦多了。”毛澤東說：“我是習慣了，還是你們辛苦。”丁秋生勸主席早些回去休息，但毛澤東卻毫無睡意，反而談興漸濃。他見丁秋生左臂動作不靈活，就問：“你左手是什麼時候負傷的？”丁秋生見毛澤東很隨和，又和藹可親，也就打開話匣子聊了起來。丁秋生告訴毛澤東，是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廣昌戰役負的傷，當時丁秋生在九軍團十四師四十一團任政治委員。丁秋生說：“我就是在最後一天的戰鬥中身上多處負傷，左臂動脈被打斷了，當時，傷口流血很多。由於失血過多，我昏迷了7天7夜。師里專門組織了8個人的擔架隊，輪流抬著我，日夜不停，趕到瑞金中央醫院，由傅連暲院長親自為我動了手術，有許多戰士為我輸了血，才保住了我的生命。”

丁秋生深情地回憶說：“那次戰鬥犧牲了那麼多同志，我心裡很不好受，又有那麼多戰友為了挽救我的生命獻出了他們的鮮血，是黨和戰友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毛澤東聽后深思了許久，沉重地說：“是啊，王明的錯誤路線使我們遭受了多麼大的損失，失去了多少好同志啊!”接著，毛澤東分析了王明錯誤路線對黨和紅軍的危害，也談了打仗要講戰術，敵強我弱時，不能硬拼的道理。

丁秋生又講起他剛參軍時，什麼也不懂，打仗只知道硬拼硬殺，參加敢死隊，帶頭往前沖。“記得在第一次反‘圍剿’戰鬥中，天上飛來兩架飛機，那是第一次見到飛機，不知這是啥玩藝兒，也不知道害怕。一連的人跟著飛機在地上跑。飛機掉過頭來，突然扔下兩顆炸彈，有一顆在人群中間爆炸了，犧牲了好幾名戰士。還有一顆就落在我的身後，居然沒有爆炸，掀起的泥土把我埋了起來。幸虧戰友們發現，才把我挖了出來。從那以後我才知道還有飛機這麼個東西，而且這個東西挺厲害。”毛澤東聽著笑起來說：“你命大，我們紅軍命也大。”還說：“將來敵人有的，我們也會有。”

就在那個難忘的夜晚，毛澤東堅定地對丁秋生說：“經過長征，紅軍的人數比以前少了，但是質量提高了。現在留下來的人都是骨幹，將來，我們依靠這些骨幹可以把革命隊伍發展得很大，把我們的革命事業幹得很大。比如你，由於紅軍的減少，從團政委當了營政委，又從營政委去當連指導員，但是，等將來紅軍壯大了，還可以去指揮一個團，一個師，甚至一個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一定會發展壯大起來，取得最後的勝利。”聽了毛澤東的話，丁秋生心裡一陣陣激動，在送主席返回的路上，他忍不住大膽地提出自己想到作戰部隊去的想法和要求。毛澤東說：“好嘛！將來有的是機會。”丁秋生一直盼望參戰機會的到來。

1937年，抗日烽火在全國燃起，抗日呼聲傳遍大江南北。為了適應鬥爭的需要，中國工農紅軍改編成八路軍。丁秋生當時在紅二十五軍七三一師二二五團任政委，借改編的機會，組織上調他到延安抗大去學習。在抗大，大家一邊挖窯洞，一邊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控訴日本侵略者的種種罪行。丁秋生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尤其是作為一名軍人，一定要到前線去，去打擊日本侵略軍，親手殺幾個日本兵。當時他滿腦子只有這個念頭。

1947年1月，華東軍區、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合併，組成華東野戰軍。這是野戰軍領導在一起。左起：葉飛、丁秋生、韋國清、鄧子恢、陳毅、唐亮、粟裕、陳士榘、譚震林。

沒想到學習尚未結束，他就接到軍委的命令，奉調到軍委工程學校任政治委員。當時，有一批航空幹部從蘇聯回來，帶回來很多蘇聯飛行技術和飛機製造方面的知識。由於長征剛剛結束，紅軍的武器裝備落後，軍事技術極其貧乏，留蘇的幹部和從全國各地趕到延安來抗日的知識分子，對紅軍來說真是一筆大財富。於是，中央決定，組建紅軍工程學校，主要是學習馬列主義、航空知識和俄語，為將來組建空軍做準備。丁秋生不了解情況，一心只想上前線，對這一任命抵觸情緒很大，拒絕去工程學校，堅決要求上前線。

當時，八路軍後方政治部主任譚政找丁秋生談話，從工程學校的重要性談到部隊將來的發展，從軍委的打算談到軍隊的紀律，軍人要服從命令，服從組織安排，並說：“將來還有機會上前線，以後也可以再爭取嘛。”丁秋生情緒非常激動，根本聽不進去，仍堅持要上前線，不願去工程學校報到。譚政最後嚴肅地說：“你這樣違抗命令，是要受處分的。”丁秋生毫不示弱地回答：“受處分我也不去！”譚政沒有辦法，最後對丁秋生說，如你實在不去，就只好如實向毛主席彙報。丁秋生聽說譚政要把情況彙報給毛澤東，心裡非但沒有緊張，反而暗自高興，心想：跟隨毛主席多年，主席對我是了解的，若主席看見我態度這樣堅決，肯定會同意我上前線。丁秋生認為毛澤東原先講的“機會”來了，所以，巴不得譚政早些向毛澤東報告他的要求。

當毛澤東聽了譚政的彙報后嚴肅地說：“下了命令不執行，那怎麼行？軍隊是有紀律的。管軍隊要嚴，管幹部更要嚴。不服從命令要處分！”見毛澤東真的生氣了，譚政急忙解釋說：“丁秋生是想上前線，積極性是好的。丁秋生同志主席是了解的，是不是不要處分?”毛澤東一點兒也沒客氣地說：“越是身邊工作的同志，越要嚴！”丁秋生不但沒有被批准上前線，反而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同時撤銷了軍委工程學校政委的任命。被處分之後，丁秋生被調到八路軍留守處巡視團當巡視員。

丁秋生在巡視團待了兩個多月，先後巡視了機關、部隊等許多地方，爾後又到抗大工作。在這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後方軍民如火如荼的工作情況，深刻地認識到後方工作的重要意義。以後，組織上又安排丁秋生到中央黨校去學習，通過學習馬列主義、黨的知識及對共產黨員的要求，他認識到自己所犯的錯誤是多麼不應該。作為一名共產黨員、軍隊幹部，應該堅決遵守軍隊的紀律、黨的紀律。在黨校學習還沒結束，丁秋生又重新接到了命令，還是任命他去軍委工程學校當政委。

這一次，他沒提任何要求，立即整裝赴任。到任后，他帶領大家投入到艱苦的建校工作中去。當時，他只有一個信念，就是努力工作，絕不辜負軍委和組織上的信任。一年之後，丁秋生終於被調往山東抗日前線，實現了他上前線的願望。他帶領著一批熱血男兒戀戀不捨地離開了灑下辛勤汗水的學校，離開了延安，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解放戰爭時期，丁秋生曾任山東野戰軍八師政委，1946年8月率部參加了蘇北泗城攻堅戰，后配合華中野戰軍參加了宿北戰役，開創了全面內戰爆發以來山東野戰軍一次殲敵3個整旅的範例；接著，又回師參加魯南戰役，取得了一次殲敵5萬餘人、生俘國民黨軍2個中將師長的空前大捷。八師經過這兩大戰役，經歷了大兵團作戰和對機械化敵軍作戰的考驗與鍛煉，愈戰愈強。

新中國成立初期，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二軍政治委員的丁秋生被任命為第七兵團兼浙江軍區政治部主任，後任副政委。

1952年國慶節前，丁秋生收到一份從北京發出的由毛澤東主席親筆簽名的請柬，邀請他赴京參加國慶節觀禮活動。在北京，丁秋生見到了分別已久的毛澤東。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好久不見了，你好嗎？”丁秋生向毛澤東報告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況。隨後，毛澤東又向這位湖南老鄉詢問起家鄉的情況，並問：“你回家看過母親了嗎？”丁秋生感動地說：“主席，我的母親已經過世了，我未能見到她老人家。”毛澤東看著丁秋生，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表示安慰。

此時，丁秋生禁不住熱淚盈眶，想起毛澤東在長征途中曾關切地詢問他說：“你的老家離我的老家很近，大概只有20公里，家裡還有什麼人?”丁秋生記得自己當時告訴主席，家裡還有老母親，接著把自己參加紅軍的經過說了一遍，並內疚地對毛澤東說：“參軍走時沒能與老母親告個別，現在想起來總感到對不起她老人家。第一次打土豪，班長知道我的情況后，給了我6塊光洋，我託人捎給母親，也不知她收到沒有，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聯繫上。”

毛澤東當時深有感觸地說：“兒行千里母擔憂，忠孝不能兩全！將來環境好了，要設法聯繫上，有機會一定要回去看看她。”此後，丁秋生一直銘記著毛澤東的囑咐，抗日戰爭開始后與母親通了信，可是到了1944年11月，突然中斷了。直到解放后才知道母親已於1944年的農曆十一月初八與世長辭了。由於工作繁忙，他一直沒有機會回老家為母親上墳。

1955年9月，丁秋生借母親逝世10周年之際，專門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題目是《紀念母親》，回憶了母親辛勞的一生和對兒女的養育之恩，讚揚了一位中國普通母親對兒女們所從事的解放事業的理解和支持，也反映了母親擺脫貧困和壓迫的渴望，以及對中華民族解放事業成功的期待。文章充分表達了一名共產黨員對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的感激之情和敬佩之意。文章寫完后，丁秋生從內心感到，終於了卻了一個心愿，同時也報答了毛澤東對自己母親的關心之情。

丁秋生自幼家貧，無錢上學，參加紅軍后，因作戰勇敢、工作積極，很快擔任了領導職務。由於沒有文化，經常感到力不從心。

在長征途中，有一次，毛澤東問他念過書沒有，他回答說：“從小當礦工，沒上過一天學堂。”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紅軍幹部戰士要學文化、學知識、學軍事理論和技術，還要學會做思想工作。”丁秋生牢記毛澤東的教誨，在頻繁的戰鬥間隙，拜識字的幹部、戰士為師，以上級的文件為課本，發憤學習。後來，組織上培養他，讓他進了紅軍大學。長徵結束后，在毛澤東和其他領導同志的關懷下，他作為首批學員進抗大學習，后留校任抗大一分校政工隊隊長兼指導員。該隊成員均是青年知識分子。通過互教互學，他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解放后，組織上給他配了文化教員，爾後又送他去中央高級黨校、高等軍事學院進行了系統學習。

1960年7月，經毛澤東批准，中央軍委任命丁秋生為新組建的海軍北海艦隊第一任政委。八一建軍節那天，在青島駐地，隆重召開了北海艦隊成立慶祝大會。徐向前元帥代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前來祝賀。在艦隊首長席中，惟有丁秋生仍穿著陸軍軍裝，台上台下顯得很是注目。丁秋生看著身著筆挺海軍服裝的幹部戰士，深深地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重大。海軍這一技術性很強的軍種，對他來說是一個新課題。他深知必須刻苦學習，才能更好地完成黨賦予的重大任務。

艦隊初建，日常戰鬥勤務繁重，當時又正遇到國內經濟暫時困難和國際風雲急劇變化，他在儘快地熟悉了機關情況后，立即帶領一批幹部深入到艦隊所屬的大小單位了解和熟悉情況，在很短的時間裡，他不顧暈船和旅途勞累，走遍了所有艦艇部隊、岸防部隊、航空兵部隊，在深入基層第一線的過程中學習海軍知識，掌握部隊情況，解決實際問題。他曾多次對幹部們說：“我們海軍是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裝備起來的軍種，許多活動是在海上和空中獨立進行，如果不真正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會由於違背客觀規律而受到沉重的懲罰。”

他非常認真地學習海軍知識，博學強記，鑽研得很深。在作戰值班時，他就利用機會請作戰處的同志給他講一些海軍的科技和戰術知識，比如艦艇裝備、飛機性能、海上訓練、作戰指揮和戰術應用等。

丁秋生是在毛澤東的啟發下開始文化啟蒙的。他不論在職或是退出領導崗位后，都始終關心部隊政治文化建設，積極撰寫革命史料，曾先後發表過20多篇回憶文章。為了歌頌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建軍思想和建軍路線，宣揚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丁秋生還利用病休期間，創作出以反映戰爭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層政治工作優良傳統和經驗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源泉》，於1964年出版。

粉碎“四人幫”后，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兩次出版此書，該書還被總政治部評為優秀小說，並作為“連隊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教材”，向全軍推薦。

丁秋生晚年曾捐助山東棗莊市一個遭父母遺棄的小女孩讀小學。丁秋生去世后，他的兒子海軍某部副司令員丁一平繼續捐助了這個女孩整整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