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從掛

最高法新聞發布會 疑罪從掛，就是對查無實據的疑難案件，先掛起來拖著，對當事人長期不起訴、判刑。對於“疑案”，中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即“疑罪從無”。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也出現了“疑罪從輕”、“疑罪從掛”等錯誤做法，造成了久押不決、超期羈押及冤假錯案等不良後果。

自2003年11月開始，公檢法機關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理超期羈押”專項活動。其中，對於“疑罪從掛”所導致的超期羈押問題，有關文件要求“有罪依法追究，無罪堅決放人”，不得拖延不決，遲遲不判。同時，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負責人也明確表示，“超期羈押屬於違法羈押，本質上就是非法拘禁”，應當追究法律責任。

“疑罪從掛”案都不是個案。而造成此種現象的緣由，更是早被觀察者所指出，一是司法機關迫於某種壓力，進而對案件“拖而不決”；二是為了避免出錯，上下級法院之間來回推諉，進而製造“留有餘地”的“疑罪從掛”。

公檢法機關開展的“清理超期羈押”專項活動在進行，“疑罪從掛”案仍會存在，最大緣由是沒有建立起對“疑罪從掛”案件中司法人員的追責制度。當然不是說，現實的司法制度中並無相關約束，而是此種約束太過於粗線條，難以構成如影隨形的威懾力。

疑罪從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於辦理刑事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了特定情形下“疑罪從掛”案件的受害人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司法解釋規定，國家機關對公民人身羈押或者財產查封、扣押、凍結的，在解除、撤銷強制措施后超過一年未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或者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后雖未解除、撤銷強制措施，但超過一年未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以及未採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國家機關對財產進行查封、扣押、解凍，立案后超過兩年未移送起訴、作出不起訴決定或者撤銷案件的，賠償請求人有權依法申請國家賠償獲得權利救濟。司法解釋的這一規定不僅保障了受害人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而且能充分發揮刑事賠償制度的倒逼功能，有效防止權力的濫用。

現實中，某些刑事案件甚至幾年、十幾年沒有最終結論，而案件當事人卻只能無奈忍受，沒有相應的救濟渠道和途徑。然而，按照法律規定，其中很多刑事案件長期處於“疑罪從掛”狀態，實際上屬於“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基於該原因，兩高專門明確了“終止追究刑事責任”的七種情形，使刑事賠償標準和類型更加清晰。應該說，在之前國家賠償法的基礎上，專門列出“疑罪從掛”獲賠的具體情形，目的正是在於倒逼司法機關嚴格遵守法律規定，同時又能為公民權利提供救濟保障。

兩高進一步明確刑事賠償的範圍和標準，無疑邁出了公民權利救濟的重要一步，改變了之前單一的評價和衡量標準。對於公民個體而言，面對司法機關的公權力，個人權利明顯處於弱勢地位，一旦司法權被錯用甚至濫用，後果不堪設想。從這個方面來說，權利的傷害不能僅僅以結論定性為認定標準，即便是案件久拖不決、擱置一旁，“疑罪從掛”也已然灼傷了公民權利。那麼，賦予公民權利更多的救濟方式，在權利與權力之間進行平衡，必然能夠體現出法治的內涵和要義。

陝西省漢中市鄉民祝培軍因涉嫌投毒殺人，於2003年11月被漢中市中院一審判處死刑。2004年6月，陝西高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此後7年，此案一直未開庭審理，直至2012年8月12日漢中市檢察院撤回起訴，祝培軍才被釋放。該案之所以被拖延七年，原因是一直在補充證據。而法院之所以遲遲不判，是因為判有罪證據不足，判無罪又擔心受害者情緒反彈。

祝培軍案一“掛”就是七年，這不僅嚴重違反了刑事訴訟法關於“疑罪從無”的規定，還嚴重超出了法定的審理時限，導致了對祝培軍超期羈押的嚴重後果。漢中市中院的這種做法，已經不單單是訴訟理念落後、法治意識不強的問題，而是嚴重違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