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伯營

1755年，清政府最後戡定了準噶爾部阿睦爾撒納發動的叛亂，又於1759年平息了南疆大小和卓之亂。從此清政府統一了新疆天山南北。為了確保對新疆地區的行政管轄和軍事防守，清政府在伊犁設立了“總統伊犁等處將軍”（簡稱伊犁將軍），統轄天山南北。當時伊犁地區已駐有甘肅省涼州、庄浪的滿洲兵，陝甘兩省的綠營兵，黑龍江的索倫、達斡爾官兵及張家口外的察哈爾官兵。但仍感兵力不足，於是1764年從盛京所屬的瀋陽等十五處，抽調錫伯士兵1000名、官吏20名，連其眷屬3275名，遷徙到新疆伊犁一帶屯墾戍邊。

錫伯軍民遷到伊犁河南岸以後，1767年由於“戶口日增，佐領六員，管理不敷”，新增2個佐領以佐領8員按八旗分別管轄。由原來的六旗（六個牛錄）增加到8個旗，完成了錫伯營八旗的編製。每旗頒發纛幟。同時，清政府制定了伊犁地區各營纛幟的規格。

錫伯營八旗和滿營八旗一樣，有正有鑲，分左右兩翼。鑲黃旗（一牛錄），正白旗（三牛錄），鑲白旗（五牛錄），正藍旗（七牛錄），以上四旗為左翼；正黃旗（二牛錄），正紅旗（四牛錄），鑲紅旗（六牛錄），鑲藍旗（八牛錄），以上四旗為右翼。營設領隊大臣1員（初期均由滿族官員擔任），總攬邊防事務，隨伊犁將軍駐惠遠城；設總管、副總管各1員，管理八旗事務，其辦事機構為“總管檔房”，設於本營；設佐領8員，驍騎校8員，領催32名，委藍翎侍衛4員（由領催、披甲內挑補，輪駐卡倫），委筆帖式2員。道光年起又添設了前鋒40名，委前鋒校4名，左右兩翼各添防禦2員。旗（牛錄）是錫伯營最基本的單位，8個旗分別設置辦事機構曰“旗下檔房”，設佐領、驍騎校各1員，領催4員，管理一個旗的軍事、生產及民間訴訟等事務。每旗設兵丁150——300人不等，錫伯營兵額1336名。

錫伯營八旗的主要職責是防守卡倫，守衛台站，換防喀什噶爾及塔爾巴哈台。

伊犁錫伯營所割的卡倫有18處，即固爾班托海、安達拉、沙巴托海、托里、瑪哈沁布拉克、春稽、烏哩雅蘇圖、額木納察罕烏蘇、輝圖察罕烏蘇、塔木哈、察罕托海、托賴圖、沙喇托海、額哩音莫多、頭勒克、察林河渡口、塔木哈色沁、大橋。

錫伯營官兵赴塔爾巴哈台換防始於1766年。他們不挈眷，輪班更換。喀什噶爾換防則始於1797年換防官兵之中一部分留城聽差，一部分輪駐卡倫以外，還駐守軍台。

錫伯營除了駐守卡倫和守衛台站以外，還為保衛內部安定和抵制沙俄的侵略，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世紀20年代，匿居浩罕的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孫張格爾，在浩罕的支持和英殖民主義的唆使下，進犯新疆南部，戕害無辜群眾。錫伯營總管額爾固倫，奉伊犁將軍之命率領錫伯、索倫營官兵690餘名，奔赴南疆，配合剿匪。1826年張格爾率叛軍先後攻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四城之後，逼近阿克蘇，企圖全殲清在南疆的駐防官兵。當時，清政府派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以署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為參贊軍務，並調派各省官兵36000餘名向阿克蘇進發，準備進剿張格爾叛匪。叛軍逼近距阿克蘇僅80里的渾巴什河，企圖強渡攻佔阿克蘇城。額爾固倫在大軍未到的情況下，從所帶領的300餘名錫伯官兵內抽調200名涉過渾巴什河堵剿。張格爾率6000多名叛軍數次企圖強渡，都被防河的錫伯官兵一一打退。但張逆仍不甘心失敗，糾集殘餘，於1826年9月23日由托什罕偷渡，清軍英勇抵禦，經連夜激戰，在這決定戰爭勝敗的渾巴什河戰役中，錫伯官兵“兩次斃賊匪多名”，榮立戰功，總管額爾固倫被清政府授以防禦補用。在整個南疆戰役中，錫伯族官兵始終和各族軍民並肩作戰，緊密配合，陸續攻破被叛軍佔據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

1830年8月，玉素甫和卓（張格爾之兄）在浩罕的挾持下進犯喀什噶爾、英吉沙爾。錫伯營總管兩次帶錫伯營官兵，出征南疆，與清軍和維吾爾兵緊密配合，英勇奮戰。12月，清軍先後將英吉沙爾、喀什噶爾兩城解圍，玉素甫和卓倉惶逃走。

1871年沙俄侵佔伊犁，對伊犁各族人民進行殖民統治。沙俄為了永遠霸佔我國伊犁，逼迫當地駐防各營軍民及各族人民降服俄國。他們的逼降活動遭到各營軍民的堅決反對。尤其是錫伯營軍民同沙俄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錫伯營總管喀爾莽阿對“俄國屢次交辦之事，拒不遵守”，並且將伊犁情形及時稟告伊犁將軍。錫伯營防禦吉爾噶布、委官德本泰因反抗沙俄的殖民統治而被沙俄官兵鞭打。當時他們的抗俄行動極大地鼓舞了錫伯營軍民的鬥志，他們表示“同心能死不降外夷”，給侵略者以應有的打擊。在伊犁各族人民的反抗之下，沙俄的殖民統治無法順利推行，他們以“伊犁各營人存二心，壞伊犁之事禍根”為由，將喀爾莽阿看押凌逼，百般侮辱，並且以流放俄國西伯利亞相威脅，要他限期離開伊犁。最後終於在1874年1月26日派兵將他全家逐出伊犁。喀爾莽阿只得攜帶家眷，暫時辭別伊犁，投奔榮全在塔城建立的行營。他到塔城后又奉榮全之命率察哈爾和錫伯營軍民在博爾塔拉、車排子等地興修水利，開荒造田，屯積軍糧，為左宗棠收復伊犁儲備了軍糧。

錫伯營作為軍事性質的組織，除防守卡倫，守衛台站，保衛內部安定之外，它的生產職能也是不能忽略的。錫伯營自組建以來，自耕自食，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為開發邊疆留下了光輝的業跡。

西遷的錫伯族官兵到達伊犁之後，伊犁將軍親臨訪察，了解到“錫伯兵在原籍之生計，與民雜居城寨，僅以務農為生”。於是，奏稱錫伯兵“今移住此地，當以農牧並重，致力於此。若伊等住在城內，則於農牧皆無裨益，若依照察哈爾、厄魯特之例，竟令游牧，則察其情形，非惟一時之所不能，亦難善答農。理合指給便於耕種、近於放牧之地，令其居住，方於諸事皆有裨益”。於是決定將錫伯族官兵安置在防務空虛的農牧皆宜的伊犁河南岸，擇巴圖蒙柯巴克、綽豁羅拜興、豁吉格爾巴克等地，自行修建房屋，按旗駐防屯田。清政府借給籽種，並將烏里雅蘇台所借給錫伯營的馬匹等作價折扣，作為該營的耕畜。從此錫伯營官兵在祖國的西北邊陲，用勤勞的雙手建設自已的家園。

錫伯營不但發展了自身的農業和水利建設，而且對伊犁地區其他營的水利建設也提供了幫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嘉慶初年，滿營因人逐年增多，生活非常拮据，因而仿照錫伯營之例在伊犁河北，築堡蓋房，分給地畝，令滿營閑散余丁自耕自食，始見成效。到19世紀上葉，滿營八旗人口又有增多，已開墾的耕地不敷耕種，需要擴大耕地面積。但又苦於無水，於是維吾爾族農民和滿營閑散余丁，將原有的阿齊烏蘇渠展寬開挖。錫伯營曾抽調總管色布喜額和他的兒子泰斐太擔任大渠的工程技術人員，還從錫伯營抽調大批閑散人員前去支援。新挖成的阿齊烏蘇渠（皇渠）與察布查爾大渠隔河相望。形成伊犁河南北灌溉網的主脈。阿齊烏蘇大渠的修成，促進了當地農業的發展，為伊犁河北岸的水利建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錫伯營總管喀爾莽阿任察哈爾營領隊大臣之後在喀爾博戶一帶開挖一條五十里長的“哈爾博戶”大渠，墾荒造田。這些屯田軍民在無餉銀，糧食缺乏的情況下，用草根樹皮果腹，克服種種困難，終於使糧食獲得豐收，為左宗棠收復伊犁，廣積軍糧，並且推動了博爾塔拉地區的農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