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本書作者胡適,為上海《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冊而作,目的是記載當時五十年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歷史,完稿於1922年3月,次年發表於《申報》五十周年紀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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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繼承了傳統的史學精神,在實錄的基礎上自出機杼,從古文的末路、古文學的新變、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來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這既是一定程度上歷史事實的總結,也是在有意識地、有選擇地建構歷史,讓歷史說話。《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這種建構,是想讓這五十年的文學史告訴人們當下文學要走的路,由“死文學”到“活文學”,再到文學革命,是嚴謹的邏輯,其中有歷史之客觀,也有人為之主觀,二者的合一是胡適“獨斷於一心”之處。在具體作家的論述上,胡適也多用這一邏輯。他認為,金和“確可以算是代表時代的詩人”,他的“詩很帶有革新的精神”,“正因為他深恨那些‘抱竊疾者’,正因為他要‘更從古人前,混沌辟新意’,故他能在這五十年的詩界里佔一個很高的地位”。胡適這一以革命為指導的史學著作在當時很能鼓舞人,以至於魯迅讀後大為讚歎:“大稿已經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大到五十年,小到一種文體或一個作家,胡適均能溯流探源,理其嬗變。他概括這個時代道:“當這個危急的過渡時期,種種的需要使語言文字不能不朝著‘應用’的方向變去。”評價譚嗣同梁啟超散文所代表的“新文體”道:“都經過一個桐城時代,但他們後來都不滿意於桐城的古文。他們又都曾經過一個復古的時代,都曾回到秦、漢、六朝;但他們從秦、漢、六朝得來的,雖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卻是駢文的‘體例氣息’。所謂體例,即是譚嗣同說的‘沈博絕麗之文’;所謂氣息,即是梁啟超說的‘筆鋒常帶情感’”;“拿文學史的眼光來觀察,不能不承認這種文體雖說是得力於駢文,其實也得力於八股文。古代的駢文沒有這樣奔放的體例,只有八股文里的好‘長比’有這種氣息。故嚴格說來,這一種文體很可以說是八股文經過一種大解放,變化出來的”。八股文的特點及影響多因偏見而被忽視,或不屑於說,但胡適明言這一點,並一再強調:“說這種文體是受了八股文的影響的,這句話也許有人不願意聽。其實這句話不全是貶辭。”這可見胡適樹義衷諸實際的治學精神。
胡適雖然主張白話取代文言,但並沒有否定文言在這五十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如他評價林紓用古文翻譯小說的成績道:“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再如對章炳麟《國故論衡》的評價:“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作‘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雖然胡適對待文言的態度有些極端(將其看作是“已死的文字”),但對文言局限性的評價非常客觀,也非常有見地。他說,“古文只配做一種奢侈品,只配做一種裝飾品,卻不配做應用的工具”;“古文是可以譯小說的”,但“無論你怎樣做得好,究竟只夠供少數人賞玩,不能行遠,不能普及”,“所得不償所失”。文言確如胡適所說,不適宜作大眾化的語言工具,小說這一大眾化的文學體裁使用文言,自然是“行而不遠”,得不償失。
胡適對一些作家及作品的議論往往能直抵本心。他指出金和的詩帶有“嘲諷的詼諧”特點,進而論其淵源和特點。對於章炳麟的文章之所以能自成一家,胡適明言,“並非因為他模仿魏、晉,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
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因時代的裹挾和胡適的武斷,著述中也有個別極端之語;瑕不掩瑜,其被公認是中國文學史寫作史上的力作;瑜亦不掩瑕,其中的個別話語需予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