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彥弘

孟彥弘，男，1966年6月生，山西省襄垣縣人。1984至199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學習，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91至1994年在北京師範學院（畢業時易名為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學習，獲歷史學博士學位。1994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現任研究員。

主要從事隋唐史、法制史、歷史文獻等研究。

《藩鎮與唐五代政治》，歷史所重點課題。

我考入大學時，文史專業雖然還沒有很冷，但卻也並不太熱了。班裡三十多位，第一志願選擇歷史系的，只有三五位。我第一志願填報歷史系，是因為我高中時比較喜歡學歷史課，特別是跟我的數學、外語相比，這門課的分數顯然也要好一些，於是在班主任李永惠老師的建議下，為突出自己的專業喜好和專長，我填報了這門學科，沒有想到，這成了我終身從事的專業。

我讀大學的時代，是一個不大重視書本和學歷而格為強調能力的時代，我所在學系的學風，似乎更重視理論而不大重視史料。但我們低年級學生聽的幾門功課中，講授歷史文選的王德元、史部目部學的何聰以及先秦兩漢史的鄭昌淦、隋唐史的沙知等先生，卻很強調讀書。王德元先生開列和介紹的有關文字訓詁的參考書，何聰先生自編刻印的目錄學的參考冊，都引起我對學問的興趣。特別是沙知先生，建議我們在上中國通史課時，將正史中的官志、食貨志、地理志要隨課翻閱、瀏覽一下，還指導我系統地閱讀《資治通鑒》。雖然這些小學、史部的書，我完全沒有真正讀懂，但在這樣的熏陶和指導，我對學業卻有一窺門徑的願望。願望雖然強烈，但在大三學年論文、大四畢業論文的寫作中，仍然不具備研究的能力，甚至連論文題目都找不到（這說明自己並沒有從讀書中發現問題，即所謂讀書得間）。經過碩士、博士階段的訓練和積累，似乎有入門之感，但在論文的撰著、史料的處理等方面，仍有很大不足。就中國古代史專業而言，學生對文史目錄工具書和基本史料的了解，對官制、賦役、學術思想文化發展演變大勢的了解，對研究史的梳理和把握，都是進入研究階段所必備的學術基礎和素養。這是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的。三年的博士培養和訓練，還是有些太短了；也許，五至八年更為合適吧。對研究而言，不少人雖已獲得了博士學位，其實還是半成品；我想，我應該是這半成品中的一個。

歷史所是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專業機構，有一定的規模，研究同一斷代甚至同一專題的學者，幾乎都可以找到同行。這就為同行間的學術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如果我學業有所進步，實在是要歸功於歷史所同仁間的學術切磋和學術交流，特別是青年史學沙龍舉辦的近百次“中古史研討會”的論文討論，對自己的影響非常大。

歷史研究，是要通過史料來認識和理解歷史。對歷史的理解和認識，又具有相當的實證性——在弄清楚具體史事的同時，要尋求變化的軌跡和其間橫向的影響、聯繫，縱向的因果關係；聯繫要能搭起橋樑，變化要能發現轉折。這些，都是在勾勒歷史的具體變化過程中來加以揭示出來的。可以說，是“理在事中”，而不能“事外求理”。研究歷史，我們是從后往前看，在研究之前即已知道了結局；只有作具體的分析，才可能避免被人譏為“在老牌的歷史學家眼裡，發生的都是必然的”。

比如，府兵制的實行，要以均田制為依託；均田制破壞，府兵制即不能維持。但是，府兵制到了唐朝崩壞時，並不是因均田制破壞所致，而是唐朝政府在新的軍事形勢下，主動調整兵制的結果，是政府主動放棄了身份性的府兵制。這是我在《唐前期的兵制與邊防》中特別加以論證的。再如，秦漢的法典，我們可以羅列出不同種類的法律條文，可以研究這些不同類型法律條文之間的關係，但秦漢的法典是如何發展演變到曹魏的法典的呢？我在《秦漢法典體系的演變》中，正是要努力揭示其內在的邏輯演變的線索——律由可隨時增減篇章的開放性體系，變為大致有固定篇章結構的封閉體系；同時，原來的律令混編漸變為令從律中剝離出來而成為單獨編排的有特定內涵的另一類法典。這些結論未必能令人信服，但論論這些問題時，我是努力“在事中求理”的。

我對歷史論著的評論比較感興趣，但我的所謂評論，並不具有站得高、看得遠，高瞻遠矚，揭示研究方法或指明研究方向的作用。我只是就事論事，指出我所認為的長處和不足。天下沒有“沒有缺點”的論著，有些缺點，是大家都能指出但卻因囿於史料等原因，任何大師都難以避開的。所以，說總比做要容易，評論總比撰著要容易。不過，留意評議，對自省不無好處。

對一些中國史發展的大問題，我也曾有過一些思考，但大問題，論證很難（既不易證是，也不易證偽），流於空泛卻極容易。《中國古代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就是想說，資本主義萌芽、中國何以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等問題，可能是假問題；近代科學發展以前，四大發明對人類歷史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也沒有人問，何以歐洲沒有出現這四大發明。傳播、學習，也是人類進步的方式之一。關鍵是不能閉目塞聽，拒絕學習。在歷史研究中，“為什麼沒有發生”這樣的問題，要謹慎，因為無法論證。

研究歷史，有點像法醫解剖；致人以死的原因，可以一一加以羅列，但我們要確定的，是具體這位死者是如何致命的。

研究文史的學者的生活，大致可以概括為讀書、思考、表達。如果套用劉知幾才學識的說法，讀書是學，思考是識，表達是才。學而不思，則不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思而不學，則猶如攪絆機在空轉。作為一名專業的研究者，既要將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也要當作事業，更重要的，這還是自己愛好和興趣之所在。沒有愛好和興趣，難免會味如嚼蠟，頗感無聊；僅僅是工作，可能會為了完成工作量而寫作，全然不顧無心得之作實際是垃圾（我們檢索論著目錄，就會知道絕大多數的所謂論著，在學術史上毫無意義）；作為事業，可能會精益求精，冥思苦想，反覆修改，但也可能會因為所懸鵠的過高而寫不出東西。我想，還是將三者結合起來考慮研究工作為妥。不要把自己太當回事，不要把學問太不當回事。

我雖年近半百，但學問的長進卻遠遜於年齒的增長。治學，即使入了門，肯定也沒走多遠——其實，我既無資格也無材料來支撐所謂的學術自傳。倘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的前半生，則“購讀無用書”，一語可盡。

《天聖令·關市令附捕亡令》（校勘整理），《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中華書局，2006年。

《中國古代官制概述》（李世愉、孟彥弘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3月。

《〈天聖令〉與唐宋制度研究》（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

《唐前期的太子問題與及其政治後果——兼論安史叛亂之因果》，《原道》第2輯，團結出版社，1995。

《唐前期的兵制與邊防》，《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社會史研究芻議》，《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2期。

《論唐代軍隊的地方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社科文獻出版社，2001年。

《釋“還民”》，《歷史研究》2001年4期。

《五十年來中國大陸地區唐代兵制研究概觀》，《中國史學》第11卷，2001年。

《中國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4期。

《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原名”問題》，《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吏民田家莂〉所錄田地與漢晉間的民屯形式》，《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2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

《張家山漢簡所見的“財用錢”》，《吳簡研究》第1輯，崇文書局，2004年。

《秦漢法典體系的演變》，《歷史研究》2005年3期。

《釋“事”》，《吳簡研究》第2輯，崇文書局，2006年。

《唐代的驛、傳送與轉運》，《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從〈具律〉到〈名例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4集，商務印書館，2007年。

《唐代“副過所”及過所的“副白”、“錄白案記”辨釋——兼論過所的意義》，《文史》2008年4期。

《吳簡所見的“子弟”與孫吳的吏戶制——兼論魏晉的以戶為役之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24輯，2008年。

《唐代の“副過所”及び過所の“副白”、“錄白案記”辨析——兼ねて過年の意義を論ず》，《東方學》第107輯，2009年1月。

《古書的書寫格式》，《學林漫錄》第17集，中華書局，2009年。

《潘光旦先生的閱史》，《書品》2009年第4輯。

《唐前期における戰爭と兵制》，獨著，遠山一郎/丸山裕美子編《いくさの歷史と文字文化》，東京：三彌井書店，2010年3月。

《“姑息”與“用兵”——唐代藩鎮政策的確立及其實施》，《唐史論叢》第12輯，三秦出版社，2010年4月。

《〈太平御覽〉所引“唐書”的輯校與研究——評吳玉貴〈唐書輯校〉》，《唐研究》16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

《明鈔本《天聖令》的整理及唐令復原的得失——校錄、復原的“清本”問題》，《書品》2010年第3輯。

《再談唐代過所的申請、勘驗過程中的“副白”與“錄白案記”》，《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1輯，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肅宗靈武即位與李唐中興》，《絲綢之路上的考古宗教與歷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

《歷史研究基礎知識指要》，《社科大講堂·史學卷》，經濟管理出版社，2011年。

《向達別傳》，《紀念向達教授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華書局，2011年。

《何炳棣〈中國歷代土地數字考實〉雜識》，《中國史研究》2001年1期。

《〈中國移民史〉的史料及史實問題》，《歷史研究》2001年3期。

《評〈唐代朔方軍研究〉》，《唐研究》第8卷，北大出版社，2002年。

《評〈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唐研究》第9卷，北大出版社，2003年。

《評〈劍橋中國隋唐史〉》，《燕京學報》新17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抉發真相 探幽顯微——讀〈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中國圖書評論》2005年5期。

《評于振波〈走馬樓吳簡初探〉》，《吳簡研究》第2輯，2006年。

《〈中國史新論〉評介》，《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5期。

《〈全唐文補編〉雜議》，《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