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

卓南生，1966年負笈東瀛攻讀新聞學，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新聞系，后獲立教大學社會學（主修新聞學）博士學位。日本京都龍谷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客座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新聞學院博導、新加坡學者、日本政治問題專家，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顧問。留日期間，就不斷為新加坡報章撰寫東京通訊。1973年返回新加坡，就職於《星洲日報》，負責撰寫社論與國際時評，此後就一直參與主持華文報筆政。歷任《星洲日報》社論委員兼執行編輯、《南洋·星洲聯合早報》（簡稱《聯合早報》）社論委員兼東京特派員。1989年轉入學界，應聘為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副教授。1994年起任教於日本京都龍谷大學，現為該校國際文化學院教授、新加坡《聯合早報》特約評論員。

自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開始，就與中國學術界有密切的交流，從事日本與亞洲問題的評論和研究四十年，近年來更常到各大學講學。現任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副會長兼導師、廈門大學新聞傳播系等高校院系客座教授、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生導師（兼）及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顧問。

《中日關係出了什麼問題？》（合著）、《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全三卷）、《從星洲日報看星洲五十年》（編）、《從東南亞看日本——一個報人的觀察與體驗》、《國際問題縱橫談》、《日本的政治鬥爭》、《漢城20年風雲錄》、《日本政治評論二十年》、《大國夢與盟主論——總保守化的日本政治與外交》、《日本告別戰後——亞太新格局與日本的輿論導向》、《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版）。

《現代的鎖國——從亞洲看到的日本真相》、《圍牆裡的日本國際化》、《中國近代新聞成立史1815-1874》、《高度信息社會的傳播》（合著）、《現代國家與移民勞工》（合著）、《東亞與日本社會》（合著）、《日本的亞洲報道與亞洲論》。

卓南生撰寫《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一系列文章時，對香港早期三大報《香港中外新報》、《香港華字日報》、《循環日報》，深感“無法找到原件對證”，尤其是《香港中外新報》、《香港華字日報》的研究，“除了半個多世紀以前戈公振略有提及外，可以說是一片空白。絕大多數史學者不是沿襲戈氏說法，就是在肯定戈氏敘述的基礎上，提出些微的補充、訂正與質疑，而未進行深入研究。”

於是，他本“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走訪了不少國家的圖書館、藏書家及舊書坊”，還向“可能收藏有關資料的圖書館探詢早期報紙、文獻或檔案紀錄的下落”，如此“辛苦作業”，終於被他發掘了不少原件出來，如藏於美國麻省Essex Institute一八五九年發行的《香港船頭貨價紙》七十八份，和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一份一八七二年五月四日的《香港中外新報》。就是這些第一手資料，寫出了擲地有聲的權威論文。

崇尚第一手資料，正是一流史家的本色；至於人云亦云，不詳加考證者，當然是不入流者的所為，這在研究界比比皆是。在日本全件影印《遐邇貫珍》面世前，不少學者都在瞎？眼說話，如袁昶超的《中國報業小史》、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李瞻的《世界新聞史》，都指這份“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是“一本中英合璧的刊物”、“中英文對照”，但究其實，除了目錄和最後一期的停刊通告《<遐邇貫珍>告止序》有中英對照外，其餘的文章，都是中文。

卓南生在日本的圖書館，找到十冊《遐邇貫珍》的原件和為數不少的手抄本；在倫敦大英圖書館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則幾乎悉數收藏”，就憑這些原件和手抄本，進而深入探討。

卓南生以原件來印證、正本清源，得還早年中國報業的“正貌”，釐清和推翻了一些報史學者的亂說、胡說，備受學界的推崇，也為後來的史家多所引用。這一志業，這一精神，確為研究者起了“垂範”的作用。

我告誡學子，我們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卓南生精神”。

亞洲國家不應對鳩山內閣期待過高

2009年9月17日，日本龍谷大學教授卓南生在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座談會上說，新成立的鳩山內閣會保持日本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中國等亞洲國家不應對鳩山內閣期待過高。

在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討會上接受新華網記者採訪時，卓南生還表示，他分析鳩山內閣會選擇營造“良好氣氛”的外交策略，因為事實證明，這種做法能為他們在國內“加分”。

鳩山由紀夫16日組建了新一屆內閣，17名內閣成員中有15人來自民主黨。卓南生說，新一屆內閣組成是考慮了平衡黨內各派系勢力后的一個結果，目的是要保持黨內的團結。這屆鳩山內閣呈現出權力的雙重結構特點，而明年的參議院選舉還可能進一步強化小澤一郎的勢力。

他還說，由副首相菅直人出任擔當大臣的國家戰略局是這屆內閣的一個看點，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但是這一設置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數。

針對輿論普遍關注的日美關係，卓南生也表示日美同盟基軸不會有所改變。即使日本真的“脫美”，也不等於“親亞”，關鍵是日本將以什麼姿態在亞洲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