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hur Frederick Wright

姓名ArthurFrederickWright中文譯名芮沃壽國籍美國生卒年月1913—1976研究領域佛教研究人物介紹　芮沃壽（ArthurF·Wright）是20世紀50年代頗有建樹的、知名的、佛教研究的學者，曾在1941—1942年和1945—1948年以哈佛燕京學社研究生資格兩度來北京進修。1947年獲哈佛大學博士。

1929年芮沃壽十六歲時和父母一起到東亞遊歷，他對佛教的興趣可能就源自這次東亞之旅，在他家的影集中，有數張亞洲的照片(其中有中國頤和園的門廊，還有日本鎌倉的佛陀)。在亞洲遊歷途中，芮沃壽得到一枚特大號的中國印章，他用這枚印章在挑選出來的幾冊書籍中蓋上大印。能見到的最早的一部蓋有這一印章的書是一本題為《中國畫家》(Chinese Painters，Newyork，1920)的論著，作者是拉斐爾·彼得魯奇(Raphael Petrucci)，作序者是勞倫斯·比尼恩(Lawrence Binyon)，芮沃壽所題日期是1933年5月。

芮沃壽學術研究的起點可以說是對於歐洲歷史的研究，這主要是因為受到了阿爾貝·萊昂·蓋拉爾(Albert Leon Guerard)的《一種理想的生存與死亡：古典時期的法國》(1928)(The Life And Death Of Anldeal：France In The Classical Age)一書的影響。芮沃壽在斯坦福大學求學期間，曾於大學三年級和四年級的時候師從蓋拉爾。由於他對歐洲歷史某些問題的特別關注，所以迷上了美學，源自美學的興趣使他開始對佛教進行研究，從而接觸到漢學。

在1935年《斯坦福寫作年鑒》(A Year Book of Stanford Writing)中收錄的一篇芮沃壽寫的題為《卡萊爾與現代氣質》的論文，在文章後面的註釋中寫著：“芮沃壽，英國俱樂部成員。曾在東方廣泛遊歷，東方宗教學者。愛好高爾夫球。明年他即將就讀牛津大學。”

在牛津大學，芮沃壽在修中誠(E.R.Hughes)的指導下，開始豐富自己有關中國歷史與宗教的知識。除了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越來越深入，芮沃壽在斯坦福大學就開始的對美學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

他還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大學生文學學會的會員，這類學會是那時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校園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在牛津大學求學期間，芮沃壽就表現出了不同凡響的嚴謹的治學風範。例如有一次輪到他在“大燕”學會做主講，他選擇以日本的茶道為講演題目。令人震驚的是，為了準備這次講演，他事先竟特地寫信給《日本的茶道》(1932年)一書的作者福喜多安之介，信中說：他很喜歡讀《日本的茶道》這本書，並詢問能否得到茶道每一道程序的照片。安之介接信后，有求必應，特地給芮沃壽寄來了一大套精美的盤子，還附有茶道每道程序詳細的說明。

1937年，芮沃壽已經完成了很多學術研究工作，於是他返回美國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哈佛期間，他一頭扎進了漢語和日語的學習之中，日程排得滿滿的，師從於葉理綏(Serge Eiisseef)和魏魯南(James Ware)兩位教授，此外，還選修了美學、宗教社會學(師從於A.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課程。雖然他的漢語和日語越來越臻於嫻熟，但是他仍難忘情於歐洲漢學的偉大傳統，始終對沙畹、伯希和以及馬伯樂等教授懷有深深的敬意。在他成為教師之後，他要求他的學生仔細研讀這些教授的作品。在哈佛，他還結識了瑪麗？克萊博(Mary Clabaugh)，瑪麗剛剛從瓦薩學院(Vassar)畢業，而且正在雷德克里夫(Radcliffe)學院師從費正清教授學習中國近代史。瑪麗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費正清教授認為我的論文很出色，是‘一項驚人的研究’、‘一項豐碩的成果’……”。1939年芮沃壽和瑪麗訂婚，1940年7月6日，瑪麗和芮沃壽在華盛頓的國家大教堂舉行了婚禮，當年9月兩人自西雅圖出發航行到日本，儘管當時的國際形勢動蕩不安、前途未卜。

在京都他們聘請了七個家庭教師，學習漢語和日語口語及課文，還有佛教歷史和《蓮花經》。他們參觀寺廟，漫步在冬日的山間，當然，他們還要面對教科書和食品都缺乏的窘境，無條件地遵守日本政府禁止跳舞和飲酒的禁令，甚至為了搞到爐子而四處奔波。

1941年初，他們的家庭教師增加到九人或可能更多，其中六名是芮沃壽的，每個星期他要和每個教師學習兩個小時。其中一人講授佛教歷史學家(可能是冢本善隆教授)的論文，一人講授書法，一人是附近寺院里的解經老師，一名口語老師，兩名教師幫助他學習時文與各種書籍；瑪麗增加了一名教師講授高級中國近代史，又請了一名學生輔導她閱讀有關中國的日文文章。

隨著日本國內局勢的日益緊張，1941年3月，芮沃壽動身去北京打聽在那裡求學的可能性。同年6月，芮沃壽和瑪麗都到了北京，請了一個家庭教師，每天學習三個小時的漢語。他們的住所是一個滿族大宅院的廂房。他倆在這裡學習，仍然是正規的老的方式(不過，這也是最後一次了)，各學各的。他們所有的房間都在花園裡，包括一間寬敞明亮的起居室，一間隔開的卧室，還有一間縫紉室。有三個傭人，其中兩人負責繁重的工作並打掃衛生，另外一人是廚師。瑪麗估計他們付給三名傭人微薄的工錢，加上他們新請來的三名家庭教師的費用，至少可以供養二十個人的生活。

然而雙方的家庭仍然堅持要他們返回美國，這讓兩人感到巨大的壓力，8月份，他們寫信回家解釋留在北京的理由：如果此時離開北京，那麼對他們兩人的事業都將是一個巨大的損失……8月底，他們又去了趟山西，芮沃壽有機會參觀了著名的佛陀石窟和古代石窟，還參觀了幾乎沒有任何改變的長城，和山西相比，他覺得北京已經相當西化了。

戰爭的來臨，突然間中斷了研究，工作條件大不如前，生活變得十分殘酷。朋友們一個個離開，錢也快花光了，收不到信件，家庭教師也離開了。

1943年3月24日芮沃壽和瑪麗接到了拘留證，和其他數百名外國囚犯一起被轉移到了山東濰縣集中營。在集中營里，芮沃壽先是被安排當屠夫，後來他被調去負責水泵，又在廚房裡做搬運工。在集中營里，芮沃壽顯示了多方面的才能，他做了傢具和桌子擺在他們那間12英尺長、10英尺寬的房間里，還和鄰居的三對夫婦一起搭起了一個灶台。他還設法悄悄地把他的論文複本帶進集中營，以便繼續做他的研究；瑪麗也沒閑著，她向集中營里的人們學習滿語和俄語。

戰爭開始的時候，芮沃壽正在集中研究日本的佛教，戰爭結束的時候，他打算好好研究一下在這段時期里他所錯過的漢學研究成果。這就是後來發表於《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945—1947)第9期長達，五十七頁的論文《1941—1945年北平的漢學研究》。

1946年他和瑪麗一起拜訪了延安，可是芮沃壽並不像瑪麗那樣對延安充滿了巨大熱情。在延安的時候，他們見到了朱德和毛澤東，走訪了監獄、學校和醫院。芮沃壽和瑪麗在中國一直待到1947年的春天。芮沃壽在斯坦福大學安定下來之後的幾年內，是他高產的時期，連續發表了很多論文。這時，他進一步鞏固了十年前即已開始的研究，並從中汲取營養，成為一名專門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耶魯大學哲學系向他發出了邀請。就是在這段時間裡，芮沃壽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並最終匯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佛教》這部專著。

芮沃壽一直都熱衷於廣交朋友，熱情地與志同道合的學者相互合作、切磋學問、交流信息。也許正是由於一直保持著這樣一個理想，所以即使在20世紀50年代他成為一名學有建樹的知名學者之後，他依然熱忱地奉獻了那麼多寶貴的時間，積極組織並資助多次學術會議，並儘可能選定風景如畫的地方召開學術會議，為最高水平的學術討論最大限度地營造一種輕鬆愉快的氛圍。

1976年夏，芮沃壽正在開始籌劃出版自己的論文集時突然辭世，沒能親自整理自己的論文集，是學術界的一大損失。

假如芮沃壽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情少一些懷疑，假如他沒有把那麼多精力投放在為世界及耶魯大學他那個領域的學術研究籌措經濟資助的話，假如他在學術會議和編輯別人的著作方面少花些時間的話，那麼，他就能有機會把他的思想闡述得更加詳盡、更加恢弘。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這個芮沃壽就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就不是我們所熟悉、所愛戴的那個芮沃壽了。

學術研究

在斯坦福大學求學時，芮沃壽曾鑽研焦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Bruno）對於那個先是排擠他而後又殺害了他的社會所持的看法。阿瑟·韋力（ArthurWryly）在一篇論文的參考書目中提到芮沃壽的作品時，做了這樣的註釋：“芮沃壽：《布魯諾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Bruno,aSynopsisofhisLife,etc.），未發表的傑作，斯坦福大學，加州，1933。”這可謂是對芮沃壽這段時期的研究所做的一個評價。

芮沃壽在大學三、四年級時，在蓋拉爾教授的鼓勵下，針對“歷史上個人意志與社會環境”這樣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在一篇題為《巴爾扎克與歷史精神》的論文中就文學傳統展開論述，對巴爾扎克拒絕相信前進論進行集中探討，並對巴爾扎克的“相信過去及其制度”做刨根問底的研究。芮沃壽認為巴爾扎克的思想具有“非凡的客觀性，正中客觀性與今天的平平淡淡毫無個性的所謂客觀性不同，它是一種個人天賦的火焰般的迸發。”1934年秋冬，也是在蓋拉爾的鼓勵和指導下，芮沃壽在一篇題為《梅列日科夫斯基與拿破崙，或神秘、歷史、理論與荒謬》的論文中對這些課題進行了更加大膽的探討。

芮沃壽進入牛津大學后，在修中誠(E.R.Hughes)的指導下，豐富了自己有關中國歷史與宗教的知識，並表現出了不同凡響的嚴謹的治學風範。1937年芮沃壽已經完成了很多學術研究工作，入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葉理綏(SergeEiisseef)和魏魯南(JamesWare)兩位教授，刻苦學習漢語和日語，還選修了美學、宗教社會學(師從於A.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課程。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芮沃壽在京都學習期間，曾師從冢本善隆教授，冢本善隆也是嵯峨清涼寺的住持。在京都的學習，為芮沃壽日後研究“傳記文學與聖徒傳記：回教著名僧侶生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芮沃壽在研讀完由多位日本學者（冢本善隆是其中之一）共同完成的有關佛教研究的著作《河南龍門石窟佛教研究》（AStudyoftheBuddhistcavetemplesatLung-men,Honan）后，這樣評價說：雖然這部著作還不能替代沙畹（EdouardChavannes）的《中國北方的宗教建築》（MissionarcheologiquedanslaChineseptentrionale）一書中有關龍門石窟的研究，“但卻與後者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對從事中國藝術史、佛教史和文化史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者來說都同樣具有參考借鑒的意義”。芮沃壽認為冢本善隆教授“長期的僧侶修鍊以及對佛教的長期鑽研，再加上全面的科學的訓練以及清晰透徹的思想，對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深遠影響。目前的西方學術界尚未出現可堪與之並駕齊驅的成果。”這幾句評價高度概括了芮沃壽對他所從事的學術研究領域所持的歷史價值觀和基本想法，即：文化歷史，無論其內容多麼豐富，都需要以“科學的方式進行研究”；藝術與佛教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清晰準確地表達是優秀的歷史研究著作的關鍵；法國的漢學研究雖然佔據世界主導地位，但是日本的學者現在卻開闢出了一個嶄新的同時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領域。

芮沃壽於1941年來到中國北京，后因戰爭的來臨，學術研究被中斷了。戰爭結束后，芮沃壽重拾被錯過的漢學研究成果，這就是後來發表於《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945-1947）第9期長達57頁的論文《1941-1947年北平的漢學研究》。這是一篇引人入勝的全面考察戰時漢學研究成果的論文。它指出戰時的漢學研究領域中德國漢學家獨佔鰲頭的局面，整個戰爭期間這些德國漢學家自始至終都能繼續漢學研究，此外，中國的和西方的其他一些學者也沒有放棄。這篇評論性的文章，充分反映出芮沃壽已經“彌補上了”因戰爭而荒廢的時間。

芮沃壽回到斯坦福大學的幾年裡，連續發表了多篇論文。進一步鞏固了十年間的研究，成為一名專門從事佛教研究的學者，后受聘於耶魯大學哲學系。此後的一段時間，芮沃壽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並最終匯成了專著《中國歷史上的佛教》。同時，他還深入研究了前中國近代史中的人物個性與傳統模式。

徠芮沃壽一直鍾情於歐洲漢學的偉大傳統，始終對沙畹、伯希和以及馬伯樂等教授懷有深深的敬意。他一生始終都沒有放棄對法國漢學的崇拜，也始終沒能擺脫對自我的懷疑。他於1957年所寫的兩篇評論文章，能清晰地說明這一點。芮沃壽所評論的兩部傑作是艾蒂安·百樂日(EtienneBalazes)的《中世紀中國社會與經濟研究》(Etudessurlasocieteetl’economiedelaChinemedievale，1953-1954)和謝和耐(JacquesGernet)的《中國五至十世紀的寺院經濟》(LesaspectseconomiquesduBouddhismedanslasocietechinoiseduVauXsiecle，1956)。

芮沃壽對這兩部著作熱情洋溢的稱讚遠遠超過他對人和其它著作的評價。他說，百樂日的兩卷本的專著，是“一個劃時代的貢獻”，是“一個新的起點”，它“為從整體上理解中華文明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而謝和耐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曠世傑作，這部著作將新的重大主題以及中國歷史重要階段在瞬間推上一個嶄新的研究境界……它的探索和分析描繪出了一個完整的研究領域。”在談到他對漢學研究總體水平綜合考慮的另一個方面時，芮沃壽指出：“我深信謝和耐教授的傑出著作已使我們大大提前了能夠寫出一部具有現代西方學術研究水準的中國歷史專著的時間。”很顯然，芮沃壽對蓋拉爾可沒有這麼推崇。但值得注意的是，芮沃壽在這兩篇書評中以一種新的清晰條理，梳理了各種關於社會及法律關係的資料及假設，平民在社會生活中的角色，官僚精英的高壓統治，貨幣經濟在形成新的孤立的農場工人階層、戰爭以及種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中所起的作用。

總之，這些分析充分反映了芮沃壽的思想天賦，這種思想天賦是他早年京都和北京的生活經歷與他日益發展的史學才能相融合的產物，在他後來對中國城市的論述中，在他辭世時正在著手進行的研究課題中，這種思想天賦表現得更加突出。

芮沃壽在百樂日的論文集《中國的文明與官僚體制》（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的序言中說：雖然這個書名是百樂日教授自己起的，可是他卻沒能在生前看到這本論文集的出版。1976年夏，芮沃壽也是在開始籌劃出版自己的論文集時突然辭世的，這真是一個殘酷的巧合。芮沃壽沒能親自整理自己的論文集，這是學術界的一大遺憾和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