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各斯中心主義

著名哲學史家格思里在《希臘哲學史》第一卷中詳盡地分析了公元前五世紀及之前這個詞在哲學、文學、歷史等文獻中的用法，總結出十種含義：

1.任何講出的或寫出的東西；

2.所提到的和與價值有關的東西，如評價、聲望；

3.靈魂內在的考慮，如思想、推理；

4.從所講或所寫發展為原因、理性或論證；

5.與"空話"、"借口"相反，"真正的邏各斯"是事物的真理；

6.尺度，分寸；

7.對應關係，比例；

8.一般原則或規律，這是比較晚出的用法；

9.理性的能力，如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人有邏各斯；

10.定義或公式，表達事物的本質。

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價值訴求在其現實展開環節，呈現出了如下特點和理論局限：

1、它通過對世界終極目的和原因的本原追問和不懈探求來解釋世界，但卻訴諸理性決定論的思維範式。就此而言，連經驗主義者培根也認為，“形而上學有兩種職能：即發現物體永恆和不變的形式，探討目標、目的和終極因”。但這種探求卻是試圖通過從現實世界的外部而非現實社會發展過程之中，尤其通過把具體的複雜的社會現象還原為某一終極的理性或自我意識來完成的。

2、其表現為對感性世界和超感世界的截然劃分和對立，以及在此前提下的理性崇拜和盲從。正如海德格爾所言，“自柏拉圖以來，更確切地說，自晚期希臘和基督教對柏拉圖哲學的解釋以來，這一超感性領域就被當作真實的和真正現實的世界了。與之相區別，感性世界只不過是塵世的、易變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現實的世界”。在此基礎上，它從兩個世界的劃分中走向了對規律、定理和理性的崇拜和盲從，邏各斯、理性被認為是真實的世界本原和人的本質存在，這樣便在思維與存在關係問題上陷入無法破解的哲學危機。

3、其在世界的主體建構方法上同樣具有局限性。它把知識局限在觀念、關係和精神存在物的範圍以內，認為“我們所覺知的東西是主體的、我們的、我們所是者的以及作為經驗主體的我們形成我們的經驗內容之方式的一個功能”。這種觀點以不同的方式反覆在觀念哲學中強化，從而導致了在黑格爾那裡，現實社會生活被看成是絕對精神自我展開的環節，使得哲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純粹思辨的領域而失去了現實根基。

4、其局限性表現在以價值懸設和個體啟蒙意義上的倫理拯救來實現人和社會的真正解放。由於把人的本質歸結為理性或抽象人性，人類解放的途徑就只能訴諸理性邏輯的自我完善、個體的精神解放或者走向規範倫理意義上的個體性世俗化拯救，甚至寄希望於上帝的救贖，以此來達到拯救社會的目的。

希臘語“邏各斯”，意即“語言”、“定義”，其別稱是：存在、本質、本源、真理、絕對等等。它們都是關於每件事物是什麼的本真說明，也是全部思想和語言系統的基礎所在。在德里達看來，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爾和列維—斯特勞斯的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傳統都是“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德里達指出，所謂“邏各斯中心主義”是以現實為中心的本體論和以口頭語言為中心的語言學的結合體；它相信在場的語言能夠完善地表現思想，達到實在世界的客觀真理。在場是建立本體論、目的論從而達到實在真理的根源，因此，德里達把反對在場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視為攻擊的根本目標。因而“女性”的範疇只是虛構的，德里達說：“也許……‘女性’不是一個可以決定的身份，也許女性不同別的事物保持距離，無法站在別處宣稱自己……也許女性——一個無特徵、無形狀的模擬物——是距離的斷層、超距離的距離、間隙的節奏、距離本身。”

有效的女性主義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性主義，解構一切事物，拒絕建構任何事物。而這一點正是美國女性主義批評家瑪麗·朴維在她的《女性主義與解構主義》一文中所總結的解構主義對女性主義的最主要的貢獻：即消除神秘特徵的規劃。朴維指出：德里達對西方形而上學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場”的特徵變得非神秘化，“在場”的觀念取決於語言，同時“在場”總是難以捉摸，它只在相對的意義上才存在，並不是真理的基礎。朴維認為解構主義分析了“女性”僅僅是社會的產物，不具有自然的基礎，“女性”是一個術語，如何界定這個術語取決於它所被討論的語境，而不取決於某些性器官或社會經驗。朴維相信解構主義消除此在的神秘性在政治上具有意義。

德里達用以達到消除在場的神秘特徵的效果之一是解構二元對立。“邏各斯中心主義”使得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思維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對立的基礎之上，如：靈魂/肉體、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語言/文字、真理/謬誤等。這種二元項的對立並非是平等並置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通過設立第一項的優先性而迫使第二項從屬於它，第一項是首位的、本質的、中心的、本源的，而第二項則是次要的、非本質的、邊緣的、衍生的。如把善放在惡之前、肯定放在否定之前等。喬約森·卡勒說：“在傳統哲學對立中各種術語不是和平共處的，而處於一種激烈的等級秩序之中。一術語支配另一術語（從公理上、邏輯上）便占首要地位。在特定的時刻，解構這種對立就是顛倒等級秩序。”

德里達的批判就是促使這些等級對立的壓制發生倒轉，那些優先等級的統治支配權力永遠不能被在場所恢復。然而，顛倒從來不是一次性的、單向的、還原的，德里達拒絕建立任何中心，而是消除中心本身。“事實上，這種對於話語新地位批評追索的最令人神往之處，就是它公然申明放棄對於中心、主體、地位特殊的意義、本源、乃至絕對的元始的一切指涉意義。”

眾所周知，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上，男性與女性構成了人類生存中最基本的兩項對立，父權制（patriarchy）社會的發展使這種對立更加走向極端。女性主義者認為，現代社會是“邏各斯中心”的社會，也是“陽具中心”（pallocentric）或“菲勒斯中心”社會，因而，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與男權主宰的文化——父權制與“陽性中心主義”（phallocentrism）都是一回事，由此引申出“陽性邏各斯中心主義”（phallogo－centrism）一詞，以示這個世界是一個男性中心思維模式所統治的世界。在解構理論的影響下，女性主義從根本上反對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並把解構策略局限於男性/女性等級對立的範圍內來運用。通過對男性/女性這一根本對立等級的顛倒，女性主義試圖瓦解父權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徵秩序，提出了另一種整合的思維模式，主要包括反對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異政治的模式等等。因而，分解男女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成為女性主義最重要的“破壞”活動之一。

朴維也認為，向等級制和對立統一邏輯提出挑戰是解構主義為女性主義做出的第二個貢獻。解構主義在其消除神秘特徵的模式中並不簡單地提供另一個二元對立的等級制選擇，而是揭露了建立和保持等級式思維所必須依賴的計謀。分解“女性”一詞的策略可以顯示把所有女性都歸結到一個虛假統一的“女性”的做法是如何掩護了表面上是團結而實際上是分裂女性利益的權力效用。德里達的基本任務是探索和利用顛覆二元對立結構的原則：“分延”、“寫作”或“剩餘”。

最能體現出解構主義特色的是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如朱莉亞·克里斯蒂娃認為女人處於不可界定的邊際地位，因而具有消除父權制二元對立的特殊意義；海倫娜·西蘇提出要改變女性在二元對立關係中被壓制的地位，必須通過寫作，女性的寫作具有真正強大的、破壞性的力量；露西·依利格端也對父權制社會堅持的男女二元對立作了尖銳的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特雷·伊格爾頓對此作了很詳細的分析：“‘解構批評’是這樣一種批評操作的名稱，它可以部分地顛覆這類對立組，或者部分地證明，這一類對立組在本文意義過程中是互相顛覆的。女人是對立項，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對於男性第一原則基本上只有反麵價值。但是同樣，男人之成為男人只是由於不斷排除這個‘他者’或對立項，因此他是相對於她來規定自己的。……不僅他自己的存在寄生地取決於女人，取決於排斥和臣屬她的活動。而且，這種排斥所以必要的理由之一是：她可能畢竟不那麼‘他者’。也許她是男人之內的某種事物的標誌，而那是他需要壓抑、需要從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貶到他自己的明確界線以外一個保險的異域的。”由此可以看出，這種解構策略對於女性主義分析“女性”如何變成“他者”及被壓制在男性的文本和社會之下一問題提供了強有力的論據。

【澳】尼爾·路西著，王立秋試譯

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看起來，一些事物自然地集聚，比如看電影吃爆米花。另一些——在一架福特野馬（Mustang）上放拖把？——則不。但臨近的（contiguous）和差異化的（differential）聯繫之間，差異不是本質的（in itself），儘管它也不是完全偶然（haphazard）或不加選擇（indiscriminate）的。不同的文化代碼或習慣（conventions）聚集一些事物，分開另一些；這些代碼或習慣各有其制度的、政治的、區域的和其他的歷史。因此，當涉及所謂的“歷史真理（historical truth）”時，承認事物在場/當下（at present）的存在方式不是其絕對歸屬（absolutely had to be）是很容易的。無論在世界上的處在何種狀態（state），事物總有可能截然不同；無論我們對事物未來的走向懷有何種圖景（pi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