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1941年端午節，舉行了第一屆詩人節的慶祝活動。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文章說：“抗戰以來，由於國家臨到了相當危險的關頭，屈原的生世和作品又喚起了人們的注意。端午節的意義因而也更被重視了……” 1942年1月，郭沫若完成五幕歷史劇《屈原》，自元月二十四日起在《中央日報》連載十五天，四月二日起公演，引起巨大轟動，與今日之寂寥恰成鮮明對比。

創作背景

在這個熱鬧的時代，讓我們重讀《屈原》，回望詩人的命運。

上個世紀初話劇出現於中國，帶著新鮮的趣味和蓬勃的生機，以及明顯稚嫩的特徵，中國人並沒有完全了解話劇的構造和編織的規律，就已經開始把它當做傳遞思想和情感的有力武器了。郭沫若1942年1月寫的話劇《屈原》便是這樣的作品，它不成熟卻切中時代的要害，那些看來十分明顯的文學缺陷，都被鮮明的主題和昂揚的激情所掩蓋，成為呼喚愛國主義、抵抗日本侵略的風雲之作。

七十餘年後時代變遷、意識形態流轉，這部一度被奉為歷史劇經典的劇作，如今自己也躺在歷史里，少人評說，更少有人想得起來去排演。它為什麼被推上峰巔，又為什麼被人冷落？讓文學的歸文學，政治的歸政治，歷史的歸歷史——是時候用文學的目光重新打量郭沫若的《屈原》了。

作品影響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縱觀全劇，屈原從來沒有主動做過什麼事，除了罵張儀、罵南后，屈原始終是被動的，被陷害、被招魂、被囚禁、被解救……就連屈原最後出逃的方向都是衛士甲指引的。屈原在最後說：“好的，我遵從你（衛士甲）的意思。我決心去和漢北人民一道，就做一個耕田種地的農夫吧。”計謀比不過南后，城府比不過張儀，決斷比不過楚懷王，情操比不上嬋娟……一個遇到突發事故便異常憤怒，憤怒到發了瘋，甚至茫然無所適從的人，實在不像是一個地位顯赫的政治家，無意中流露出的懦弱和無所適從更與偉大的愛國詩人形象相去甚遠。

歷史的面目

《屈原》在文學上的稚嫩似乎並不影響此劇上演造成的轟動，想當初中華劇藝社公演《屈原》的場場滿座，金山、張瑞芳、白楊、顧而已等大牌在重慶國泰大劇院舞台上的熠熠星光，以及左右翼文化陣營的唇槍舌劍，國共間宣傳陣地的明爭暗鬥……實在是熱鬧非凡。《屈原》作為激發愛國熱情的藝術作品，時值抗戰相持之時，人民的憤懣之情更容易通過話劇的形式抒發出來，屈原在《雷電頌》中發出的“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怒吼聲，一度響徹重慶的上空。後來的很多話劇都可以證明，切中時代的脈搏發出真誠的吶喊，哪怕是稚嫩的作品，仍然能夠得到熱情的呼應。

由於此戲的上演恰值皖南事變的第二年，代表愛國路線的屈原與代表賣國路線的南后等人之間的戲劇衝突，很快就被國民黨認為是對政府的隱秘攻擊。根據當時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的文章、郭沫若的自述，以及當時左翼文化人士關於此劇大量唱和的詩詞來看，這個戲的演出也是共產黨政治鬥爭的一種方式，周恩來甚至認為“《屈原》演出的成敗關係到重慶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衰成敗”。此劇由於從一開始便涉入政治過深，當時的褒貶也都是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出發評論的，甚少從純粹的文學角度和戲劇角度來看待此劇，甚至在人物該不該遵從歷史真實的地方糾纏了很久。解放后郭沫若的文學地位僅次於魯迅，與老舍、曹禺並稱為“郭老曹”三大家，成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文學基石。話劇《屈原》也被認定為“散發著愛國主義豪情”的歷史劇而奉為經典，更鮮有批評之聲。

歲月遠去，距離讓我們逐漸看清一部劇作的真實眉目，使我們認識並分清一部戲的歷史作用和藝術價值成為可能。一部劇作到底有多大藝術分量，它為什麼在當時引起轟動而後又少人提及，都值得我們關注和探討。作者自己可以不知道，當時的人可以不知道，但是後人不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