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

此詞抒發作者新居將落成之時萬端感慨集於一心的複雜感情。

上片主要寫萌發棄政歸田之念。首句開門見山，順題而起。“三徑初成”，日後棲身有所，詞人於失意之中亦露幾分欣慰。不過這層意思，作者並沒有直白的一語道出。而是“鶴怨猿驚，稼軒未來”，以帶湖的仙鶴老猿埋怨驚怪其主人的遲遲不至，曲曲吐露。“鶴怨猿驚”出於南齊孔稚珪《北山移文》。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處的鶴猿驚怨周顒隱而復仕，辛棄疾用此典卻反其道而行之，假設即將友好伴處的鶴猿怨自己仕而不歸。這兩句是從新居方面落墨，說那裡盼望自己早日歸隱：“甚雲山”四句，是自言自語一樣，寫主觀想法。既然自己的平生志趣是以“雲自許”，為什麼還老是呆在塵世里當官，惹先賢隱士嘲笑呢！顯然，這隻不過是辛棄疾在遭到投降派一連串打擊之後，所發的一種牢騷自嘲而已。誰不知道，辛棄疾的“平生意氣”是抗金復國，金甌一統，豈能以“雲山自許”！然而現在乾坤難轉，事不由已，有什麼辦法呢？“意倦須還，身閑貴早，豈為蒓羹鱸膾哉？”詞人不願作違心之事，他認為既然厭惡這醜惡的官場又不能以己之力匡正，就應該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趕下了台才離開；再說自己也不是像西晉張翰那樣因想起了家鄉味美的鱸魚膾、蒓菜羹而棄官還鄉，心中無愧，又何苦“抵死塵埃”呢？這裡，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並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懷。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絕不願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勞，志不可奪去向已定：“豈為”句，說明他之退隱並不是為貪圖個人安逸享受；最值得體味的是“身閑貴早”里的“貴早”二字。固然，這是為了呼應前文曲露的對新居的嚮往，欲歸之情，不過主要還是說明，詞人不堪統治集團反對派對他的毀謗和打擊，而且可能預感到一場新的迫害正在等待著他。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後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離政歸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禍，就象鴻雁聽到了弦響而逃，航船見到了惡浪而避一樣。他是別無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寫但對未來生活藍圖的設想。詞意仍緣“新居將成”而起。“將成”是指，初具規模但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東岡”二句，先就建築方面說，再修一幢茅屋作為書齋，設於東岡，並把窗戶全部面水而開，既照應了題中“帶湖”二字，又照應了“平生意氣”，即“雲山自許”的雅緻。而“行釣”同“種柳”聯繫起來，表明詞人嚮往的是“小舟撐出柳陰來”的畫境，表達了對官場爭鬥的厭倦，對鄉村寧靜的嚮往。下面寫竹、梅、菊、蘭，不僅表現了詞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詞人的為人節操。竹、梅、是“歲寒三友”之二物，竹經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從既要“疏籬護竹”，又要“莫礙觀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興，更可以看出他對竹、梅堅貞品質的熱忱讚頌和嚮往。至於菊、蘭，都是偉大愛國詩人屈原喜愛的高潔的花草。他在《離騷》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紉秋蘭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潔和所服之芬芳，辛棄疾說，既然古人認為菊花可餐，蘭花可佩，那他一定要親手把它們載種起來。顯然，“秋菊”兩句，明講種花，實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潔。自己亦當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蘭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後，而辛棄疾當時還是在職之臣。堅持理想節操固然可以由已決定，但未去留豈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著說：“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這三句表面看來與前文完全不屬，其實恰是當時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實的流露。辛棄疾一生為國志在統一，志向尚未實現本不願意離政，但形諸文字卻說“怕君恩未許”。因此，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為統治集團一員的辛棄疾仍對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說，這是他始終不忘復國、積極從政、赤誠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詞就在這種不得不隱、然又欲隱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結束。

這首詞，自始至終可以說是一篇描寫心理活動的實錄。但上下兩片，各有不同。前片寫欲隱緣由，感情漸進，由微喜，而悵然，而氣惱，而憤慨。讀之，如觀大河漲潮，流速由慢而疾，潮聲也由小而大，詞情也愈說愈明。后片寫未來打算，讀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緩而平穩，再不聞澎湃呼嘯之聲，所見只是波光粼粼。及設想完畢，若遊程已終，突然轉出“沉吟久”幾句，似乎剛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於實際如一物突現舟水凝滯不可行，不過，儘管兩片情趣迥別，風貌各異，由於通篇皆以“新居將成”一線相貫，因此並無割裂之嫌，卻有渾成之致。

明卓人月《古今詞統》：功名一雞肋，人世九羊腸，張翰蒓鱸，有托而逃。稼軒識得。鄭域養魚求蟻亦經綸，稼軒種柳觀梅皆事業。

清陳廷焯《詞則·放歌集》：抑揚頓挫。急流勇退之情，以溫婉之筆出之，姿態愈饒。

這首詞寫於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棄疾時年四十二歲，在江西路安撫使任上。辛棄疾自渡江以來，力主抗金，收復中原，但朝廷無此意，不加重用壯志難酬，一生屢遭貶斥。作者南下快有二十年了，在此期間，不論地方的好壞，職務的升降，他都以滿腔的愛國熱忱；為驅逐金人，恢復宋朝的山河，日夜操勞，鞠躬盡瘁；但他深深地察覺到統治集團的苟安腐敗，險惡黑暗，使他產生了退隱的消極思想；同時也可能聽到有陷害他的風聲，這就促使他作後退的準備。他是二次任江西路的官員，對江西的地理山川比較熟悉，因而就選中了上饒的帶湖一帶，修建了新居，作為將來退隱之處，取名為“稼軒”，並自號為“稼軒居士”以示去官務農之志。這年新居已基本建成，就寫了這首詞。

辛棄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後別號稼軒，山東東路濟南府歷城縣（今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人。南宋官員、將領、文學家，豪放派詞人，有“詞中之龍”之稱。與蘇軾合稱“蘇辛”，與李清照並稱“濟南二安”。

辛棄疾生於金國，少年抗金歸宋，回歸南宋，獻《美芹十論》《九議》等，條陳戰守之策。曾任江西安撫使、福建安撫使等職。先後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為守臣，平定荊南茶商賴文政起事，創製飛虎軍。后被彈劾落職，退隱山居。

開禧北伐前後，宰臣韓侂胄接連起用辛棄疾為知紹興、鎮江二府等職，並征他入朝任樞密都承旨等官，均遭辭免。開禧三年（1207年），辛棄疾抱憾病逝，享年六十八歲。宋恭帝時獲贈少師，謚號“忠敏”。

辛棄疾一生以恢復為志，以功業自許，卻命運多舛，壯志難酬。其詞風“激昂豪邁，風流豪放”，代表著南宋豪放詞的最高成就。現存詞六百多首，有《稼軒長短句》等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