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安危
韓非子·安危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
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於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錶，儘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左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
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此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傴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重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使國家安定的方法有七種，使國家危亂的途徑有六種。
安定的方法：一是賞罰根據是非；二是福禍根據善惡；三是生死根據法律；四是人賢和不賢是實際存在的，但不能根據個人的好惡進行判斷；五是愚和智是客觀存在的，但不能根據別人的誹謗或讚美來確定；六是衡量事物有客觀標準而不憑主觀猜想；七是守信用而不欺詐。
危亂的途徑：一是砍削木材偏到準線以內，即循私枉法；二是任意裁決，不依據法令；三是用別人的禍害謀划；四是用別人的災禍取樂；五是危害別人的平安生活；六是喜歡的人不親近，厭惡的人不疏遠。如果這樣，人們就失去了樂於生存的前提，失去了害怕死亡的條件。人們不樂於生存，君主就受不到尊重；不害怕死亡，法令就不能實行。
假使天下人都能在法令範圍內充分發揮智慧和才能，在法令範圍內竭儘力量，用來打仗就能取勝，用來治國就能安定。太平社會使人樂於生存去干好事，愛惜身體不做壞事，小人少而君子多。所以江山長存，國家久安。在狂跑的車子上不會產生孔子那樣的智者，在倒扣的船隻下不會產生伯夷那樣的廉者。所以法令就是國家的船和車，平安時智慧和清廉的人才能出現，危亂時爭奪和貪鄙的人就會蜂起。所以給國家帶來安定的法律，像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一樣，是不用命令而自然需要的。先王把法令書寫在竹帛上，它的道理順應了客觀規律，所以後人都能信服。如果讓人們去掉饑寒時吃飯穿衣的自然需要，即使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也做不到；違背客觀規律，即使沿用先王之道也行不通。強制人們去做勇士也做不到的事，君主就得不到安寧。君主以永不滿足的貪慾去搜括已被搜括盡的民眾，民眾就會回答說“再也沒有了”；民眾一無所有，就會輕視法令。法令是用來治國的，一旦被輕視了，君主的功業就不能建立，名聲就不能獲得。
聽說古代名醫扁鵲療治疾病時，插入刺骨的刀子；聖人挽救危國時，進獻逆耳的忠言。刀子刺骨，所以身上一時疼痛，自己卻能得到長遠好處；忠言逆耳，所以心裡暫且難受，國家卻能得到長遠利益。因些，危重病人從疼痛中得到好處，勇猛剛毅的君主為得福不怕進言的逆耳。病人忍住疼痛，所以扁鵲能竭盡技巧；君主不怕進言的逆耳，就不會失去伍子胥那樣的忠臣；這是長治久安的方法。生病了卻不能忍住疼痛，扁鵲的技巧就無法施展；危險了卻害怕進言的逆耳，聖人的忠心就無法進獻。這樣一來，長遠利益就不能傳留後世，功名就不能永久建立。
君主不要求自己像堯，卻要求臣下都像伍子胥，這好比巴望殷人都像忠直的比干那樣，都像比干那樣，君主自然就不會有什麼過失，臣下自然不會背棄君主。君主不能正確估計自己的力量，下面又有田成子那樣圖謀篡權的臣子，還要巴望他們都像比干，所以國家得不到一點安寧。假如聖君被廢，暴君得立，那麼人們就不可能發揮長處，卻要時常為短處所憂慮。失掉了長處，國家就建不起功業；拘束在短處里，民眾就不再樂於生存。用沒有功業的國君駕馭不樂於生存的民眾，這在全國百姓中是行不通的。像這樣的話，君主就無法役使臣下，臣下就無法侍奉君主。
國家的安危在於君主能否分清是非，而不在於強弱。國家的存亡在於君主是徒有虛名還是握有實權，而不在於臣屬的多少。所以，齊國是大國，但由於名不符實，君主在國內被架空了，名位和實權都已旁落，所以臣下得以篡奪君位。桀是天子，但沒有是非觀念；對無功的人給予獎賞，使阿諛奉承的人憑著欺詐手段得以尊貴起來；對無辜的人橫加刑戮，使駝背的人因為先天不足而被剖背。把欺詐當成正確的，把大生缺陷當成錯誤的，所以小商得以戰勝大夏。
明君鞏固內部政權，所以不會被別國所滅亡。如果國家內部治理得不好，卻又不被別國所滅亡的，從來不曾有過。所以周朝奪取殷朝的政權，就像在庭院內撿到別人的東西一樣容易。假使殷不在朝廷上丟失了什麼，那麼周人連殷境內的一根毫毛也不敢覬覦，何況敢於改變君位呢？
明君的治國原則是適合法制的，這種法制適合民心。所以，貫徹法制，國家就能治理好；脫離法制，民眾就會思念。堯和當時的國民並沒有訂立牢靠的盟約，但治國原則能夠行得通；舜沒有立錐之地留給後代，卻結下了恩德。能夠把古代堯舜作為榜樣來確定治國原則，並把恩德永久留傳給後代的君主，就叫做英明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