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群理論

話語群理論 是譚必友教授為解決我國鄉村社會研究中的一些困惑而提出的一個新理論。鄉村社會變遷與發展是我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長期關注的對象，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這個研究對象已經成為這些學科的重要主題。但是，近三十年的研究實踐中，研究成果雖然很豐富，研究進展卻總難讓人滿意。正是在這樣的研究現狀下，譚必友教授出版了《古村社會變遷—一個話語群的分析實驗》一書（民族出版社2005年6月）。提出用話語群理論來調整我們觀察鄉村社會變遷的傳統模式。本書出版之後，有關話語群的理論與方法在社會上產生了一些反響。既有專業報刊雜誌發表論文給予推介，也有很多網站刊登評論文章。更甚者，新版民族學教材《現代民族學》一書，把話語群理論作為現代民族學的語言學方法的最新發展階段寫進了教材。短短几年時間，話語群理論已經得到學術界的一些肯定與認同。

話語群針對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現象，社會上圍繞某種行為而聚集起一系列的話語群落，這些話語群落分佈在民間的部分表現為各式各樣的交談語言，分佈在政府及相應管理組織中的部分則表現為文件、工作報告、法律法規政策等，分佈在學術界的部分則表現為各式各樣的學科及其研究結論，分佈在文化界則表現為各式各樣的藝術形式……。當這些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話語（或說對話）圍繞某個行為聚集在一起時，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有著核心話語的話語群落，我們將其簡稱為話語群。比如“扶貧”話語群，扶貧是一個核心話語，圍繞這個核心話語在不同層次與不同空間中產生了一系列的話語事象：從政策上來說，有各級政府文件；從傳播手段來說，有各種傳媒報道；從藝術來說，有各種文學、影視、繪畫、歌曲等作品，從大眾口頭交流來說，有各種民間的表述內容；從學術來說，有各種學派的說法；從社會行為來說還有各種象徵性符號……。正是這一系列話語事象共同構成了“扶貧”話語群。在話語群中，各種話語事象之間或相互衝突，或根本不相關，或保持呼應，不一而足，但它們是一個話語群落。

從上面提出的現象我們可以看出，話語群已不是語言學研究的一個對象了，更多的應該是一個民族學或人類學的研究課題。探索的是社會話語體系與社會行為之間的關係的理論。

在話語群理論看來，社會行動是否與它宣稱的目的相一致，關鍵在於，與這個行動相關的話語群是否達到了完善的程度。只有完善的話語群才有協調的社會行動。也就是說，像上文提到的，一個傳統村莊里的人們，積極推動選舉，但結果事與願違，他們最終沒有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相反，一些熱心推動選舉的年輕人反而可能因此引火上身，成為政府眼中的“鬧事者”，結果選舉的願望成為各方的“心病”。如果按照傳統的研究方法，那就要追究真正的所謂“責任”問題，或者動用所謂“道德問題”、進而“法治意識”等等。結論不外乎是：要不是基層政府的責任，要不是村民的責任。按照話語群的分析理論則發現，在這個事件中，村民與基層政府都沒有責任，而是整個時代有關“選舉”的話語群還沒有完善。可能的情況大致有：

第一、“選舉”話語群存在著嚴重的內部衝突，導致社會行為的衝突；

第二、“選舉”話語群還沒有形成完善的“群”，無論其縱向結構或是橫向結構，都還存在許多盲區，使得各個層次或者各個部分之間無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所以，儘管中央已經有了許多的文件，但要不是文件之間有衝突，就是這些文件僅僅停留於文件，而還沒有在各級下層政府的行政司法中、以及在社會一般民眾的口頭話語中形成系統的表達，即沒有產生足夠多的與選舉相關的“話語事象”。簡單的根據文件精神產生行動，只能是自身單方面願望的行動，其後果必然要發生衝突。從人們不斷抱怨“文山會海”，我們可以發現，沒有成為話語群的“文件”在解決社會問題上顯得如此軟弱無力！

在這個個案中，也可以使用語境分析方法，但顯然，“語境”在這裡表現出極大的模糊性，無論是使用“國家政策語境”還是使用“行政語境”也好，都存在片面性或模糊性。而且，我們還不得不在同一研究課題中使用多個“語境”，也就是說不得不同時建構出多種層次的“語境”，這樣勢必把語境理論引向不可理解。而話語群則非常方便的解決了這些難題。

從形式上來看，話語群的民間話語表達形式與社會心理相重疊。其實不然。社會心理討論的是帶有規律性的心理活動。話語群卻避開對人們心理的本質的研究，而是從一個核心話語（或說對話）以及圍繞它的多種話語事象入手，討論它在社會變遷中的作用。也就是說，話語群的研究大有從形式到形式的傾向。不重視從形式到本質性的提煉。它不是傳統上的本質研究，而是通過對各種對話形式（話語事象）的歸納尋找社會行為的話語根源。

話語群這個概念是“文化”概念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經驗告訴我們，運用“文化”的概念去討論鄉村社會變遷面臨兩個難題，一是它的抽象性和空洞結果，二是不得不人為構建一個“傳統——現代”的研究模型，從而在這個模型中尋找解讀通道。然正如前文所言，在田野作業中，傳統與現代不能找到明顯分界線，通道的尋找多數不成功。因此，對社會變遷的描述只能在一個較長期的時間段里方有進行的可能。連續性的變遷描述似乎只能由文學等去承擔。話語群概念的建立正可以彌補“文化”抽象的不足。嚴格說來，話語群正是文化中的一個概念。今天，我們在這個短短的文章中詳細討論與話語群有關的所有特徵，尚為時過早。因為對它的研究還剛剛開始，下面只能簡略地提出一些供參考的意見。

第一，以話語群作為觀察問題的方法，它與傳統學科有些區別。它不再強調具有邏輯性的系統性的討論。儘管它也要涉及大量的話語事象分析，但它更傾向於描述。因為，在話語群中只有核心行為與核心話語，圍繞它的話語事象都要我們去進行田野調查。一個核心話語將以何種邏輯展開，並獲得何種結果，是難以預計的（能夠導致核心話語展開的因素很多）。因此，傳統的邏輯方法在這裡常常力不從心。

第二，話語群這概念本身就包含了一種對模糊性的認識。各種話語事象圍繞某個核心行為（核心話語）開始聚合之後，形成一個話語群落，它的命運本身已沒有必然性。它也許很快就成為一個歷史話語群（從而僅僅留在文本里，學術史上叫曇花一現），也許會是一個長盛不衰的話語群（由此融合在現實生活中，學術史上叫學術思潮）。它內部結合的規律也難以捉摸，儘管將來也許有人會歸納出若干類型。

第三，總是與話語群粘合在一起的當屬“社會行為”這個概念。《古村社會變遷 —一個話語群的分析實驗》一書就總是把“話語群—行為”模式作為一個基本分析模式。

我們生活世界是由各種相互包含並可進行多種話語組合的話語群組成的。傳統上人們將這個世界分門別類的加以研究，從而有了種種學科。話語群理論則力圖將話語群作為直接的研究對象，從總體上回答種種社會行為的發生和變遷。在我們所研究的鄉村社會，我們看到多種話語群對鄉村社會行為的影響，也從鄉村社會行為中看到了大社會所發生的一切在語言上的凝聚過程。“微型社區”的研究依然是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