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葉芝

早期學習繪畫，是倫敦藝術家和作家團體中年輕的一員。

1877年，進入葛多芬小學（Godolphin）。

1884年到1886年，就讀於位於基爾岱爾大街的大都會藝術學校（Metropolitan School of Art），也就是如今愛爾蘭國家美術與設計學院的前身。

1881年10月，在都柏林的伊雷斯摩斯·史密斯中學（Erasmus Smith）繼續他的學業。

不僅僅是艾比劇院的決策者之一，也曾擔任愛爾蘭國會參議員一職。

1889年，與格雷戈里夫人、馬丁和喬治·摩爾創立的“愛爾蘭文學劇場”（Irish Literary Theatre）。

在1902年，資助建立了丹·埃默出版社，用以出版文藝復興運動相關的作家作品。這個出版社在1904年更名為庫拉出版社。出版社存在至1946年，一直由兩個姐妹經營，總共出版了70本著作，其中的48本是葉芝自己寫的。

1883年12月，中學畢業，其後便開始了詩歌地創作。

1885年，在《都柏林大學評論》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詩作，以及一篇題為《賽繆爾·費格森爵士的詩》的散文。

1886年，創作《摩沙達》一部詩歌戲劇。

早期作品《茵納斯弗利島》是在早期的代表作。還有《詩集》《神秘的玫瑰》和《葦間風》等作品。該詩集中表現了詩人對資本主義文明的厭棄和對田園牧歌生活的無限嚮往，具有逃避現實的唯美傾向和鮮明的浪漫色彩。

1890年，和歐那斯特·萊斯（Ernest Rhys）共同創建了“詩人會社” （Rhymer’s Club）。這是一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詩人們組成的文學團體，成員們定期集會並於1892年和1894年分別出版過自己的詩選。

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凱爾特的薄暮》。

1896年，回到愛爾蘭之前他又寫了另外四部作品。

1899年，創作《烏辛的流浪》。

創作以岡昂為原型創作了劇本《凱絲琳女伯爵》

創作的《康諾特省的情歌》倍受推崇。

創作了《1913年9月》這首詩中得到了體現。

1927年，創作詩作《在學童中間》。

晚年非常高產，出版了許多詩集、戲劇和散文，許多著名的詩作都是在晚年寫成的，包括一生的顛峰之作《駛向拜占庭》。

1938年，最後一次來到艾比劇院，觀賞他的劇作《煉獄》的首映式；同年，出版了《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自傳》。

最後一首詩作是以亞瑟王傳說為主題的《黑塔》。

父親“約翰·巴特勒·葉芝”是亞麻商人傑維斯·葉芝的後裔。

母親（即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祖母）蘇珊·瑪麗·波雷克斯芬來。

哥哥傑克成為一位著名的畫家。

兩個姐妹伊麗莎白（不是女王）和蘇珊則均參加過著名的“工藝美術運動”。

長女安·葉芝。

1917年10月20日，與喬治·海德里斯結婚。

1939年1月28日，在法國曼頓（Menton）的“快樂假日旅館”逝世。

葉芝是20世紀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導人。他是象徵主義詩歌在英國的早期代表人物，對20世紀英國詩歌的發展產生過重要的影響。葉芝的歷史就是世紀之交愛爾蘭的歷史，而他的詩歌則將他個人的歷史與那一時期的愛爾蘭歷史融為一體。

年輕時代的葉芝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其早期詩歌多取材於愛爾蘭本土的傳奇與民謠。葉芝是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參加者，因此政治是他詩中的一大主題；而與葉芝的民族主義激情緊密相連的是他對獻身於愛爾蘭文化復興的傑出女演員莫德·岡的愛情，因而愛情對於葉芝也是個終生的主題。他與格雷戈里夫人的合作亦對愛爾蘭戲劇的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葉芝的這一連串人生經歷同其詩歌有著緊密的聯繫。憑著他那能創造神話的想象力，葉芝將生活中許多平凡事件化為美妙的詩句，再在他的詩中創造出具有葉芝風格的象徵主義。而且，藝術與自然的關係在葉芝的許多詩中亦得到了表現。在創造他的藝術、他的象徵主義的同時，葉芝似乎也急欲為歷史畫像。也許是受到了神秘主義（包括布萊克的神秘主義）的影響，這一幅神秘的歷史畫像頗具悲劇色彩。人的命運是由外在力量所控制的，歷史的輪盤不停地旋轉，已現的必將重現。《麗達與天鵝》與《基督重臨》描述的正是這一主題。多樣性的人生，多樣性的主題，多樣性的風格與技巧，時隱時現的歷史影子，構成了葉芝詩歌的偉大所在。正是由於這種多樣性，後世的評論家一般將葉芝的詩歌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詩歌創作包括他從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學評論》（Dublin University Review）上發表的詩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蘆葦中的風》（The Wind Among the Reeds）為止。初入詩道，葉芝接受的是後期浪漫主義的傳統。對他深具影響的是前拉斐爾派詩人及其後繼者，其中的威廉·莫里斯可以說是葉芝的最主要的影響者。莫里斯是葉芝的朋友，他對葉芝的影響在《莪相的漫遊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in and Other Poems，1889）中最為明顯。布萊克和雪萊也對葉芝早期的詩歌產生過影響，因為葉芝曾編選過布萊克的詩集（1893）。這些詩人在作品中表達的信念及情感使葉芝深有感觸。

然而，儘管葉芝的早期詩歌屬於自十九世紀發展而來的英國浪漫主義傳統，但由於其愛爾蘭背景，他的早期詩歌以其獨特的愛爾蘭題材而有別於英國浪漫主義詩歌。這兩者的結合產生了葉芝獨特的早期風格：韻律感強烈，充滿柔美、神秘的夢幻色彩；詩中所述人物則多為愛爾蘭神話與傳說中的英雄、智者、詩人以及魔術師等。同時，這些詩表現出一種憂鬱抒情的氛圍，筆觸頗似雪萊。對於年輕敏感的葉芝而言，詩就是夢，夢能保護俗世中的詩人，而他從孩童時就沉浸於其中的愛爾蘭神話與民間故事則是他尋夢的遙遠去處。這一時期的主題大多為回憶和夢想，其頂峰之作也許就是“茵尼斯弗里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此詩可謂葉芝白日夢的傑作，實際上反映的是詩人對故鄉愛爾蘭的一種思戀情緒。其廣為傳誦的部分原因也許就在於其徹底的浪漫主義主題和獨特的語言風格。

這一時期，葉芝開始用貴族的理想觀點來衡量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革命者及愛爾蘭大眾，其結果只能是失望。在葉芝看來，暴力、內戰並非愛國的表現，而是“黃鼠狼洞里打架”。他覺得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缺乏在約翰·奧利里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愛爾蘭傳說中的高貴和古老的英雄主義氣質。對愛爾蘭政治的失望使得葉芝改變了他的詩風。早期寓言般的夢想被拋棄了，他的詩更加現實、複雜、世俗化，逃往“茵尼斯弗里島”已是大可不必。他早期的象徵主義柔弱無力，必須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新象徵主義實際上是一種對神秘中的秩序的追求。為此，葉芝發展了一種神秘的歷史循環論，集中表現在《幻象》（1926）一書中。葉芝認為：歷史的發展周而復始，當一個周期完成後，又進入下一個周期，如此不斷循環。他的許多詩歌就是這種歷史理論的直接說明。

後期詩歌的風格更為樸實、精確，口語色彩較濃厚，多取材於詩人個人生活及當時社會生活中的細節，且多以死亡和愛情為題，以表達某種明確的情感和思索。後期詩歌包括詩集《鐘樓》（The Tower，1928）《盤旋的樓梯》，（The Winding Stair，1929）《三月的圓月》，（A Full Moon inMarch，1935）和《最後的詩歌及兩個劇本》 （Last Poems and Two Plays，1939）。《鐘樓》收集了葉芝的一些內涵最豐富的詩，如：“駛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鐘樓”、“內戰冥想”（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1919”、“麗達與天鵝”以及“在學童們中間”（Among School Children）。對於葉芝來說，生活與藝術是一種衝突。隨著年紀不斷增大，年齡與慾望又成為一對矛盾。在“駛向拜占庭”一詩中，詩人構造了日漸衰老的肉體的渴望與靈魂對自由的嚮往。詩中，一位老人拒絕了年輕人的感官世界，表明渴望擺脫肉體束縛而追求永恆的藝術世界的願望。在“在學童們中間”一詩中，他也談到了時間與人生的問題。而“麗達與天鵝”則又使他回到《幻象》中的歷史循環這一主題上。

這“最後”意味著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葉芝在文學史中為自己提前找到了位置。《三月的圓月》（A Full Moon in March，1935）包括一組稱為“超自然的歌”的文學詩。這些詩濃縮了葉芝的思想，語言簡樸。其中“人的四個年齡階段”一詩體現了幻想中的思想，也反映了對人類文明的思考。

葉芝的理論成就主要表現在《詩的象徵》一文中，但他並不是一個理論家。《幻象》中的思想也並非什麼完整的理論，而是個人色彩很濃厚的一種價值觀念。葉芝是個詩人，他的成就在於那多樣性的詩歌，豐富的題材與想象。此外，嫻熟的技巧也是他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如果說華茲華斯統治了上一個世紀的英語詩歌，那麼葉芝則統治了19、20世紀交替時期的英國與愛爾蘭詩歌。

徠人物成就

威廉·巴特勒·葉芝是20世紀現代主義詩壇上與T·S·艾略特各領風騷的愛爾蘭詩人，其創作理論和實踐對現當代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他被艾略特稱為“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他因對愛爾蘭文藝復興做出的傑出貢獻而於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創作風格對埃茲拉·龐德、詹姆斯·喬伊斯甚至艾略特都產生過較大影響，即使在當代，他的作品集如《葦間風》（The Wind Among theReeds）仍為無數外國讀者爭相傳誦。

葉芝作為後期象徵主義的代表，其作品的現代性卻頗具爭議。分析葉芝作品的浪漫主義抒情傳統，並結合其象徵主義的發展和面具理論的應用，可以看到葉芝不斷追求自我創新的現代性。葉芝象徵主義的發展，本身體現了從浪漫主義到現代主義的過渡。葉芝的浪漫主義傳統和現代性的對立統一。浪漫主義抒情是他的本質，而象徵主義的發展和面具理論的應用則體現了詩人不斷自我否定和創新的精神。某些批評家因為葉芝作品中缺乏城市印象所以否認其現代性。此觀點實際上是對現代主義本質的誤解。從象徵主義的觀點看，無論城市還是葉芝筆下的愛爾蘭斯萊哥鄉村，都僅僅是內在情感的客觀對應物而已——一種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和人的異化危機的逃避和反抗。葉芝的這種獨特性不僅使他的那路詩在以艾略特為代表的“反抒情”現代詩歌中顯得如此出類拔萃，卓爾不群，而且在後現代主義接過現代主義的旗幟之後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1922年，葉芝進入愛爾蘭參議院。

2008年，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筆記本在愛爾蘭國家圖書館展出，展覽的主題是“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生活和作品”。筆記本攤開的那一頁展現的正是岡小姐寫給葉芝的信。在展覽中心，豎立著茅德·岡小姐的雕像。

在展覽的四部影片中，葉芝是一位公共人物、詩人、情人、神秘主義者，也是一位獲得了巨大文學成就，但又有些古怪和自負的人。這次展覽會也被看成是對葉芝家庭的一個感謝之舉。在詩人1939年離世后，他的夫人，喬治，開始陸續將他的文稿贈給了愛爾蘭國家圖書館。他們的兒女在去世前也繼續將父親的作品作為禮物捐贈給圖書館。

2015年，是愛爾蘭國民詩人威廉·巴特勒·葉芝誕辰150周年，從他的故鄉小鎮斯萊戈到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再到南美甚至非洲，喜愛葉芝的讀者先後發起了創意紛呈的活動來紀念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