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甫

鄭主教在河南省30餘年辛辛苦苦辦宗教，他為人和藹可親，領導教會也很有辦法。河南省中華聖公會有11個牧區，他經常下到基層，深入信徒群眾中間，不但和牧師、傳道人員親切交談，而且對一般信徒也問寒問暖，關心備至。他反對外國差會的一切限制和制度，想早日脫離差會的控制，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他還經常從政治思想上引導教牧人員，要熱愛祖國、熱愛自己的民族，他常說，上帝愛世人，是愛各個國家的人民，而沒有說單愛哪一個國家的人民或不愛哪一個國家的人民，人都是平等的，沒有特殊的。

在日本帝國主義侵佔半個中國的時候，鄭主教不但是河南聖公會教區的主教，而且還擔任著華北教區和山東教區等三個教區的大主教，所以日本人對他特別注意，想利用他為日本人效勞，就動員他參加新組織的華北基督教團，擔任主席，負責整個華北基督教的教務工作。鄭主教婉言謝絕了，日本人很不滿意，就利用開封的憲兵隊經常到他住處搜查，並威脅他，但他毫不懼怕。後來日本人又變了一個新花招，派一個日本聖公會的牧師叫虛谷容的，以幫助辦理聖公會的工作為名，監視鄭主教的行動，並長期住在他的家中，鄭主教鄭重地向虛谷容說明，作為一個中國人的主教，應該愛自己的祖國。他每夜都是和衣而睡，時時準備日本人捉拿他，為國捐軀。就在這種極其困難而危險的時期，鄭主教依然單身下到豫東各牧區巡迴慰問各堂口的同工。那時我正在蘭考祈馨堂擔任傳教工作，他常給我說，日本人一定失敗，中國人必定會勝利，要我忍耐等待。因為我是他的學生，又是他派到蘭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他的話。我敬佩他的民族氣節，他對我的培養和教育，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日本投降后，在國共兩黨合作的時候，周恩來總理住在南京辦公，鄭主教常到上海主教院協商教務，曾有幾次路過南京時，拜訪過周總理。鄭主教從不干涉其他人的政治信仰，他的子女有的已是共產黨員。周總理也知道鄭主教是熱愛共產黨的進步宗教人士，所以見面談話十分融洽，總理給他講共產黨的宗教信仰政策，他也表明自己所領導的教區要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1949年，當新中國成立的時候，鄭主教正在加拿大多倫多養病，他聽到這一消息，非常高興，在病床上，叫他的夫人房精翠教授，擬了一份電稿，給毛主席打報告，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發電報的第二天，他帶病起程回國，到北京見到了周總理和中央其他領導人。

鄭主教和吳耀宗先生，是早年的朋友，他們希望中國基督教“自治、自養、自傳”，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光明之路，鄭主教多麼盼望自己病好以後，能親自參加這項偉大的改革，可惜他的病日以加劇，不幸於1960年蒙召歸天。他在病重期間，祝願曾友山擔任河南教區正主教，並看到他的兒子鄭建業也被祝聖為河南教區副主教，後來鄭建業又到上海擔任江蘇省的主教。他的女婿王神蔭被祝聖為山東教區的主教。他囑託他的子女們要服從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辦好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基督教會，遵守國家的憲法和法令，領導廣大信徒走愛國愛教榮神益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