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友山

曾任中國基督教協會副會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常委、河南省及開封市基督教協會會長、河南省及開封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常委四屆、五屆開封市政協副主席。

曾友山，原籍是福建省蒲田縣人。1910年3月26日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其父就學於教會辦的舊制小學、中學，中學畢業后，在教會小學作教師，任校長，后在教會內為中華聖公會的牧師，作傳道工作達60年。於93歲高齡，盡其天年。

曾友山，於1918年至1924年，隨父在福建蒲田縣教會辦的培元小學上學，於1925年至1930年在該縣教會辦的哲理中學上學，於l930年至1935年先後在福州協和大學和上海聖約翰大學上學。聖約翰大學學費昂貴，每學期多達250元，這個數目為曾家財力所不及。但學校以其為教會世家，作為教會培養對象，如兼讀神學，得以免交半費入學。1931年元月上海十九路軍抗擊日軍，聖約翰大學停辦了一學期。這一學期，他又回到協和大學寄讀一學期。一學期后，又返回聖約翰大學繼讀肄業。他每年暑假在福州作家庭教師，上學期間，兼任約大附中音樂教師，也作過學校晚間管燈、打鈴、點名等雜務工作，以解決他的學費問題。到1935年，由聖約翰大學理學院生物系（今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畢業，獲得理科學士學位。

他大學畢業后，接受同學同鄉陳景盤等之約請，來河南開封教會辦的聖安得烈中學（后立案改名豫中中學）作教師。幾個月後得了傷寒病，病危時，父母自原籍專程來看望他，后經醫治轉危為安，於1937年任教區主教秘書。

他自幼至出國前，在國內受家庭影響很大，其家訓是：“好好地學習知識，規規矩矩地行事，老老實實地做人”，並且認為只有在教會裡，才能得到這樣的栽培，他凜遵這個家訓，就形成他在學校里，不看報刊雜誌，不問政治，只是埋頭讀書，有超政治的思想。直到1931年1月，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時，在聖約翰大學里，看到發生了校外的愛國學生對校內舉行的周末晚會、舞會的不滿，勒令該活動停止；後來在協和大學又看到警察到校內抓捕進步的教師，在政治思想上，才有一、二次較大的觸動，促使他認識到哪些是愛國行動，哪些不是愛國行動。這些只是在生活中對政治活動的初步接觸，衝出了家訓的範圍。

他於1939年，曾蒙河南教區主教幫忙聯繫獲得多倫多大學助學金，去加拿大留學的機會，並設法讓他到上海參加了中國基督教30人的青年代表團，到歐洲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參加第一屆世界基督教徒青年大會。這個代表團，由上海女青年會的全國協會總幹事為團長。於1939年6月由上海乘法國輪船，經香港、越南西貢、錫蘭，再經過新加坡、印度洋、紅海、埃及、蘇伊士運河、塞的港，在地中海上岸到法國的馬賽，再經過比利時，就到荷蘭首都。中國代表團來參加這個大會，是想在該會上向全世界人民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可恨的是，雖然我國代表團進入會場，受到除日本代表團外各國代表團的熱烈歡迎，使日本代表團灰溜溜地走入會場，但由於大會主席團的阻撓，中國代表團未能在大會上的講壇上，正式地揭露和控訴日本侵略中國的暴行。這個代表團並且嚴正地拒絕了美國代表團陰謀組織的一個什麼中國代表團“寬恕友好”的茶話會。這就表明了這個代表團的民族自尊、國家自豪的會格。

會後，他經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再過大西洋到了加拿大東部魁比克城上岸，自出國到加拿大，先後共約40多天。一上岸又受到一次折磨，下船不久，即有兩個加拿大移民局的警察，擋住了他的去路，對他說：“你是中國人，你只能從加拿大西岸溫哥華城入境。”強制他到移民局，交出入境證件。在此期間，他聽到該局官員和多倫多大學以電話聯繫后，又被嚴詞警告：“乘車入美國境時，中國人沒有簽證，不許下車在車站上行走，如不聽話，被拘留，都屬於自已倒霉。他好不容易才到了多倫多入了學。這一段的經歷，處處激起他的民族自豪自尊感和國家自強自愛的激蕩的情緒。

他進入多倫多大學后，在三年（1939至1942年）的學習中，由於學習努力，攻讀刻苦，獲得了該大學的教育學、心理學碩士和神學博士學位。在國外學習、工作和生活中（1942年至1946年）親自體驗到國家的衰弱和政府的無能，民族受壓迫的苦澀的滋味，其愛國思想驅使他在多種場合里，作出多種形勢的抗答。例如，在抗戰初期，有些外國同學譏諷地對他說：“你們中國人同日本打仗，有個特點，中國人見到日本人，比日本人的子彈跑得還快”（這是指劉峙與日軍一接觸，由天津跑到石家莊，再由石家莊跑到了鄭州的消息說的）。他當即義正嚴辭地反駁說：“望風而逃的軍人，根本不能代表勤勞勇敢善戰的中國人，更不能代表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是前赴後繼勇往直前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橫行的日子決不會長久的。”又如，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就以之回敬了這些外國同學說：“你們的軍隊，打起仗來，也有一個特點，你們的士兵，見到了日本兵，想跑也跑不動了，只好乖乖地投降被俘。”當時他心裡在思：“中國是在浴血抗戰，是正在抗擊一個現代化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中國能和他們打持久戰，就是很偉大的了。”當時他們居住在國外的留學生和華僑，對紅軍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根據地英勇善戰的事迹，以及人民遭難的殘況知道的很少，在報刊上多見到英、美、法、蘇對德、日作法的報道，所以，對中國抗戰的消息，稍有聽聞，則喜悅非凡，奔走相告，真體驗到國強國弱對國內外的國民，無時不息息相關。他早就熱望，在國外學習、工作、生活告一段落，迅速回歸祖國，與同胞同甘苦、共命運，思鄉之情，有增無減。

還是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橫行亞洲的時候，在中國傳教的外國人，先被日本鬼子集中起來，有的長期集中，有的被遣送回國。其中有少數過去曾在河南省傳過教，當過牧師、教師、醫生、護士等工作的加拿大人，他們回國后，知道了曾友山是河南來的留學生，就請他到家裡作客吃飯。當時曾的思想尚屬天真，他想著這些自稱把中國當做第二故鄉的人，可能對中國有一定的感情，不料他看到的聽到的卻使他大為吃驚。他看到他們的家裡，牆上掛的不是中國美麗的風光、英雄人物，而是中國的小腳婦女和抽大煙的丑狀圖畫。他看后，很鄙視的給他們說：“鴉片是英國商人毒害中國的一種商品，其毒害不亞於戰爭，是一種亡國滅種的罪惡行徑。中國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吸上了癮，弄得傾家蕩產，中國人禁止鴉片，英國卻用戰爭強加給中國。這些情況中國的小學生也不會忘記歷史上的這種罪惡戰爭。”這些話，使主人聽了很不舒服，但也無話可說。

有一位女教士，談到對這次大戰的感受時，對他說：“你看這次大戰多麼殘酷，弄得我們不能去中國傳教，你看我們要自己洗衣服，做飯，賣菜，簡直把我們忙壞了。”曾友山聽得實在不耐煩了，使他思想上認識到原來他們認為戰爭殘酷，不是戰禍使千千萬萬中國人受苦，而是使自己在生活享受上的困難。於是他對她們說：“那實在難為你們啦！你們在中國的時候，家裡有大師傅做飯，二師傅洗衣，三師傅擦地板搞衛生，還有女工保姆，洗衣服抱孩子，結果回國后都沒人幹了，當然不習慣啦！”這一生動的對話，揭露了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真相。

曾友山在加拿大，使他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嚴重傷害的是他的老師懷履光為他而設的家宴上。懷履光在多倫多大學任教后，得知他是從河南開封來的，特設了家宴招待他。在宴席上，懷履光為了炫耀自己，大言不慚地對曾友山說：“我在河南傳教期間，搞到了大批的珍貴文物，全部整箱整箱地運回加拿大。當時開封車站盤查很嚴，為了逃避檢查，先把文物弄到蘭封（蘭考）車站，然後再託運回國。”懷履光特別提起一塊明朝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刻制的“猶太人祠堂述古碑”。這塊碑是有關中國猶太人的珍貴文物，懷履光早已垂涎三尺，但未弄到手而感慨地說：“太令人遺憾了，要不是開封‘刁民’的反對，我就把這塊古碑運回到加拿大了，開封人太不講理了。在安太略博物館，只能看到複製品。”他說完這一段話，聳聳肩膀表現了一副貪得無厭的醜態。曾友山，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多倫多大學講壇上，講授中國考古學的學者，原來是一個披著宗教外衣的文物盜竊者。每想到那些勤奮勇敢的中國人民，用血汗製造的國之瑰寶，如今大批地陳列在異國的博物館內，成為他們炫耀進步文明的資本，使他深深感到這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也是每一個炎黃子孫的恥辱。頓時使他一腔怒火在胸中燃燒起來，他不顧自己是一個學生和一個客人的身份，騰地一下從椅子上站起來，大聲說：“對於你們這種強盔行為，我表示強烈的抗議！”曾友山為了記下這筆賬，還專門到安太略博物院，將懷履光掠奪中國的珍貴文物一一拍照下來，以待適當的時機予以揭露。

曾友山，本人的悠悠愛國心，拳拳赤子情，在異國受到一次次的刺激，使他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他自己的前途和歸宿，應該在自己的國土上，與自己的同胞同命運共呼吸，使祖國富強起來，使中國教會獨立自主起來。所以在1946年當太平洋航道一通，便不顧同學們好心地勸阻，他仍決然告別了加拿大多倫多、乘第一批船隻，於10月里回到了上海，撲進祖國的懷抱和朝夕夢想的親友當中。他先回到了家鄉，於1947年攜家謄再次到了開封，參與了教會的工作。

曾友山於1947年2月回到開封，被教會派任為“三一教堂”的牧師，在汴、鄭兩地創辦了兩所幼兒園，一個託兒所，一個婦女學校，為教會教育事業工作。

1948年6月開封第一次解放，同年10月第二次解放，開封建立了人民政府。於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教會進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時期。

於1950年，全國基督教會，在吳耀宗所寫的《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努力的途徑》一文中，指出中國基督教在新時期的途徑。這一文章發表后，全國各地教會的領導人以之作為“教會三自革新”的宣言，形成了一個簽名運動。曾友山是這一簽名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和推動者。

其次，在抗美援朝時，曾友山以河南基督教代表身份，同鄭建業、王神蔭等同事，出席了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召開的“處理接受外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從北京回來后，參加了教會召開的三千人控訴美帝侵朝罪行大會，會後舉行了群眾示威遊行，各教派宣布徹底割斷與外國差會的經濟關係，教會堅決走自力更生的道路。1955年河南省基督教召開了第一屆信徒代表會議，成立了河南省三自愛運動委員會，各教派實行聯合禮拜。曾友山是這些會議的參加者和組織者。

第三，在省市政協的領導下，成立了工廠、農場和蘑菇廠。曾友山夫婦編入了這些生產組織內，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在蘑菇廠，他參加了三人領導小組，負責生產。這些生產單位，取得了一些實際的社會效益，既供應了災年和平年市場上的生活食品和其它生活用品的實際需要，也解決了一部分教會人士和他們的家屬的工作生活問題。1961年，曾友山等為了發展生產創造經驗，曾去上海、山東等地參觀學習，對該廠的繼續發展頗有裨益。

在十年浩劫期間，曾友山本人和家屬，也受到株連，都分別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工廠被關閉，曾友山本人被揪斗從事拉車燒鍋爐等體力勞動，家庭被“紅衛兵”先後抄了三次，家庭成員不能進家，珍貴的文物被抄走，大部分被丟失。教會被佔領，教會傢具被瓜分，大禮拜堂被佔用拆除，正當的宗教活動被取消。但他本人能正確對待，度過了朝不保夕的驚恐，熬過了十年的艱苦歲月。他經常講，儘管如此，接受各種歷史考驗和磨練后，接受黨的領導不能動搖，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仍堅定不移，作為一個基督徒和一個基督教的領導人，必須愛國守法。愛教如家。由於對宗教信仰無篤，對歷屆的憲法及有關法律政策的學習，和社會演變的實踐，在認識上有更深刻、更豐富的理解和堅定不移的信心。

1976年，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政府，撥亂反正，大量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五屆人大憲法的公布實施，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專條（35條）的公布與貫徹，出現了十年動亂后的新局面。曾友山本人的政治地位逐漸得到恢復，使他光榮地被選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和開封市政協副主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查抄的物品，最後也部分得到退賠和補償，原住房被其他單位長期佔用，也得到解決，遷回原址。

1980，曾友山參加了1980年元月至2月1日，河南省基督教在鄭州市舉行一次教會會議，決定恢復河南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工作。於1981年6月在鄭州舉行全省信徒代表會，成立“基督教務機構”一一河南基督教協會。制定了兩會的章程，選舉了兩會的領導人，河南省基督教開始了重建工作，曾友山被選為兩會的主席。曾友山在這一事業中，起了愛國愛教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