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經濟

“地下經濟”是一種國民經濟中未向政府申報登記，經濟活動脫離政府法律法規約束，且不向政府納稅的經濟成分。地下經濟活動涉及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各個經濟環節，可謂無所不在，是當前世界範圍內的一種普遍現象，被國際社會公認為“經濟黑洞”。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1998年全球地下經濟規模約9萬億美元，佔全球產出的23%。從表現形態看，地下經濟大致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被稱為“灰色經濟”或“影子經濟”，主要是指未經工商登記、逃避納稅的個體經濟，如沒有營業執照的小商小販、家居裝修、私房建築等；第二類被稱為“黑色經濟”，指抗稅抗法的犯罪經濟，包括走私、販毒、洗錢、賭博、制假、色情業、販賣人口等；第三類是新型的網路犯罪，指在網上搞假公司和假投資騙取錢財等。

地下經濟，首先，它是一種經濟活動，是指那些逃避政府監管和稅收的各種經濟活動的統稱；其次，它是 一種經濟活動的結果，是指從事各種地下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收入。

從經濟活動及其結果是否合法的角度，可以將地下經濟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合法的經濟活動，非法收入所得；二是非法的經濟活動，非法收入所得。

前者一般被稱為灰色經濟，是指其所從事的生產經營活動本身是合法的，但因為逃避稅收等原因沒有從國家稅務、工商、質檢等部門獲得相關的手續並拒絕國家監管，如無證照經營行為（如民間交易、現金交易、勞務交易、網路交易等），部分或全部收入隱匿不報而偷稅、逃稅、漏稅（如隱性就業的隱形收入，公司企業通過做假帳逃避稅收等），等等。

後者一般被稱為黑色經濟，如貪污受賄、侵吞國家財產、制假賣假、非法傳銷、走私販毒、賣淫嫖娼、販賣人口、非法融資、非法博彩、網路詐騙、洗錢、黑社會等。

據中國公安部消息，當前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活動突出。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各級公安機關針對非法集 資違法犯罪活動共立案445起，涉及金額38.5億元。

這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社會現象，透露出的卻是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信號：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在中國加深，包括非法集資、高利貸、傳銷和地下賭博等在內一些“地下經濟”呈迅猛發展勢頭，相關案件也呈高發態勢。

“地下經濟”競相發展

在當前“地下經濟”中，非法集資的涉及面最廣，社會影響也最大。2009年以來，以投資房地產為名的非法集資活動多發，以境外理財服務為名的集資活動屢打不止，借投資墓地獲取高額利息及以代理轉讓墓穴為名的非法集資仍時有發生。

與“非法集資”吸收資金相對應的是，一些以牟取暴利為目的的民間高利貸也在民間興起。民間高利貸生意火暴，70%的擔保公司竟放棄主業，打著信用擔保招牌，靠變相吸收存款、發放貸款搞“錢莊”生意，有的串通銀行倒賣貸款，通過為企業提供短期高息融資牟取暴利。

與前兩者一樣，傳銷也頻繁進入公眾視界，各地都在想盡辦法予以打擊。中國南方9個省區廣東、福建、江西、湖南、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等前不久在廣州共同簽署合作協議，聯手打擊傳銷，各成員方將共同立案查處跨省傳銷活動，聯合打擊跨省大規模傳銷組織。

非法集資、民間高利貸和地下賭博等“地下經濟”的崛起，透露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主要集中在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社會就業緊張和老百姓投資渠道有限等各個方面。

一）地上經濟的供給水平、結構與需求水平、結構的矛盾為地下經濟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沒有需求就沒有供給，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常識。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面臨著嚴重的物質匱乏和產業結構重 型化的雙重困惑。體制的鬆動，首先造就了第三產業中以流通業為代表的地下經濟的繁榮。最早在農村和城市邊緣人群中湧現出來的“萬元戶”，以及後來出現的“官倒”、“私倒”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

微觀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產業結構輕型化的調整，極大地緩解了短缺經濟所造成的供需矛盾，但與此同時，在生產領域，8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一股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多屬低檔貨）的狂潮。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一是供給的短缺；二是收入的短缺。這兩種短缺，尤其是后一種短缺，不僅能夠解釋80年代的假貨橫行，也能解釋90年代的造假升級。

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進入了“買方市場”，而“買方市場”的形成與中國高收入者寡、低收入者眾的分配格局是密切相關的。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在國際生產和貿易分工體系中仍處於劣勢地位，產業水平處於較低的層次。這樣，高端產品（如信息技術產品、時尚消費品等）供給不足，難以適應高收入人群的需求，中低端產品相對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又供給過剩。

當然，地下經濟也為一部分社會成員提供了公開經濟不可能提供的特殊商品或勞務。黑色經濟中的大部分行業都是因為能滿足這部分人的畸形需求而賴於生存發展的。

二）體制的缺陷為地下經濟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發展的條件

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是由政府主導的，漸進式的體制變革本質上是改變傳統的行政權力，配置社會資源的方式為市場配置社會資源的方式。但是，在改革以後，行政權力並未退縮，也沒有受到應有的限制，而是向市場方向擴張，創造出一個“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模擬市場經濟體制。

一方面，權力的資本化、市場化一直伴隨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導致了公共權力的腐敗，各種尋租行為應運而生。80年代初期的發財和腐敗途徑主要來自於流通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個體戶”和國家壟斷的貿易部門（內、外貿）獲益。90年代初，金融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啟動。

從原始股分配、上市資格的審批、證券市場操縱，到保險業、基金業、產權交易、計劃利率與黑市利率長期並存，以及貸款權力的使用，每一次金融變革，都伴隨著由權力支配的巨大的利益再分配。國有資產管理由於存在產權關係不清和產權主體缺位的體制漏洞，也成為國有企業負責人和相關管理部門大肆侵吞的對象，致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另一方面，由於行政權力的過度干預，市場的自發調節功能被扭曲，從而引發諸多地下經濟活動。進口配額，許可證，進出口壟斷經營，高額關稅，是誘發走私的重要原因。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假”打護“私”，致使“假”難除，“私”難禁。

在投資領域，民間資本投資面臨許多政策壁壘，民間富裕資金被迫投向地下經濟。在融資領域，一方面，不能反映市場供求關係的計劃利率，無法吸引民間富裕資金；另一方面，民營企業仍然受到各種‘歧視’，正常的融資需求不能得到滿足，民間非法金融市場成了他們無奈的選擇。騙貸、非法集資、地下保險、地下錢莊、非法搏彩等地下金融活動屢禁不止，層出不窮。

地下經濟

三）稅費負擔過重的推力和稅制缺陷的拉力，為地下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負激勵

一般而言，在一個正常的經濟體系中，稅收因素是影響經濟活動成本收益率的重要因素。當逃避稅收成為 可能時，地下經濟的成本收益率會明顯高於地上經濟。因此稅收是決定地下經濟規模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現行的稅收制度主要表現在:

1）實際宏觀稅負水平偏高(行政性收費實際上是變相稅收)。企業稅費負擔過重，是中國地下經濟規模偏大的重要原因。

2）稅制設計存在較多漏洞。從總體上講，我國現行稅制的設計均存在過於複雜、不便操作，對不同納稅人差異較大，不夠具體嚴密等問題，給納稅人偷逃稅提供了可乘之機。例如，利用假合資、假國營、假集體逃稅，開假髮票逃稅、騙稅等等。

3）稅收征管水平較低。經濟的發展和技術進步使得交易的規模、頻率、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行的稅收征管模式、手段相對落後，難以適應複雜的征管環境。例如民間交易、現金交易、勞務交易、網路交易等偷逃稅收，現有的稅收征管水平對此都無能為力。

4）稅務機關對偷逃稅行為打擊不力。稅務機關對偷逃稅行為的懲罰構成了地下經濟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懲罰力度不夠，縱容了更廣泛的偷逃稅行為。總體而言，稅收因素是影響中國地下經濟規模，尤其是地下經濟規模的主要因素。

四）收入分配不公為地下經濟提供了強大的社會心理支撐

一般認為，基尼係數在0.2以下表示比較平均，0.2-0.3之間表示較為合理，0.3-0.5之間表示差距擴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相當懸殊或兩極分化。

有關專家估算，1997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0.4932，表明中國居民收入差距超出合理範圍，正在擴大，且日趨嚴重。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由兩個方面的因素促成，一是權力資本化、市場化；二是市場競爭規律的作用。

短短20多年，中國已由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國家。這必然引起經濟主體的不平衡發展和打破這種收入不公格局的強烈願望，不可避免地導致部分經濟活動規避政府約束，以逃稅甚至更嚴重的破壞法制的經濟行為來改變收入分配格局，從而引起地下經濟的迅速發展。

另外例如經濟倫理畸變、法制不完備、腐朽沒落思想侵蝕等，但總的來說，發展的不足，體制改革的不完善是關鍵主導因素。

灰色經濟通常被認為是貧窮國家的邊緣地帶才有的現象，如泰國鄉村沿街叫賣的小販。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儘管在貧窮國家，灰色經濟占國民產出的份額要大一些，它在富國和窮國一樣存在著。一些研究表明，灰色經濟正逐步增長。有研究甚至認為，灰色經濟的存在可能使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經濟增長步伐放緩。

從地下經濟的特性來看，任何國家的地下經濟規模都難以衡量。兩年前，專門有學者勞力費神地探討過，如何衡量地下經濟規模的問題，這位學者是來自里茲開普勒大學的Friedrich Schneider。有兩個基本途徑。第一種是直接法，就是直接詢問人們是否逃稅，或者檢查一下個人稅收審計的結果。然而，人們一般不會承認逃避稅收，並且稅收監管部門一般不會從大量人口抽取一個樣本進行檢查。因而第二種方法，即間接法更為實用。例如，把現金交易或電力消耗的數據與官方的經濟總產出數據做一比較。如果現金或電力的使用的增長比經濟總產出增長高出許多，這或多或少表明，灰色經濟占整個經濟產出的份額在上升。

例如中國2003年GDP增長了9.1%，而全國用電量增長15.3%，遠遠高於經濟增速，用電緊張現象仍不見緩解。按照西方發達國家電力增長率相對GDP增長率的比率（即電力彈性係數）大致為1的經驗看，中國的電力緊張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也說明地下經濟的廣泛存在。

運用類似的技術，Schneider先生估計2000年，發展中國家灰色經濟的比重已經佔到官方GDP的41%。在尚比亞，這一比重達到60%。而在巴西和土耳其，大約一半的非農業勞動人口在“非正式”的經濟部門就業。而在經合組織國家中（OECD），灰色經濟的比重要低得多，但也不可忽視，佔到了經總量的18%。

灰色經濟大量存在，其存在的原因很明了，因為在看不到的地方進行經濟活動，有諸多好處。首先不要彙報收入，從而可以逃避所得稅。其次不繳納社會保障，降低了僱主的人力工資成本以自肥腰包，因為社會保障通常要從稅後所得與工資單之間抽出一大塊。此外，僱主還可以從壓縮勞動保護、環保、以及職工健康保險的支出中，節省一筆錢，更別提知識產權的問題了。

的確，在國別對比研究中，一國的稅法越是複雜，監管成本越是昂貴，其地下經濟所佔GDP的份額就越高。這解釋了，在發達國家中，為什麼西班牙、希臘、義大利和比利時的地下經濟份額很大，而美國、加拿大和瑞士的地下經濟份額相對較小的問題。到了21世紀，一些貧窮國家地下交易在上升，大部分是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嚴厲的援助項目，使稅收增加，從而令一些企業家隱身遁跡。

幾乎所有研究灰色經濟的文獻都認為，稅收和社會福利保障開支的增加是導致灰色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因為稅收影響了人們在工作與休閑之間的選擇，也刺激了灰色經濟領域勞動力的供給。人力總成本與實際稅後收入的差距越大，逃避這種差距而到灰色經濟中工作的激勵也越大。這些差距主要體現為社會福利保障支出和總稅收負擔。

政府加強監管也會導致灰色經濟的增加，因為政府監管通常帶來人力成本的增加，而這通常被轉嫁給個人，從而促使個人選擇從事灰色經濟活動。

灰色經濟的膨脹意味著政府收入的損失，隨之帶來政府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而政府收入的不足進一步導致公司和個人的稅率提高，從而進一步刺激了灰色經濟的昌盛。

擴大稅基、削減稅率以及增大執法力度會有所幫助。法瑞爾認為，如果土耳其政府成功地把增值稅的徵收範圍由64%提高到90%，那麼增值稅的稅率就可以從 18%下降到13%，並保持稅收不減少。如果稅率仍然保持高水平，而被發現逃稅的概率很低，那麼灰色經濟行為必將具有難以抵制的誘惑。

幾十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強調地下經濟的消極面。華盛頓智囊機構全球發展中心經濟學家伯德塞爾說，擁 有龐大的地下經濟並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如果每個人都向別人兜售蘋果，就沒法創造新的財富，這不是一個顯示一切良好的積極信號。

眼下這輪衰退的可怕深度和廣度迫使一些分析人士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據聯合國下設機構國際勞工組織預計，在這波全球經濟危機中，可能會有5，200萬人失去工作。如果沒有地下經濟的存在，許多人將無處可去。

世界銀行(World Bank)經濟學家馬羅尼說，未來一年，地下經濟將吸納許多人，並給他們提供一個收入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翰遜(Simon Johnson)說，的確，正是由於地下經濟的存在，那些極度貧困國家的狀況才沒變得像人們預計的那麼糟糕。

在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也有一些從事地下經濟的人，比如未登記的女僕、園丁或開無照計程車的司機，不過，這種現象不像在發展中國家那麼普遍。分析師稱，地下經濟的總規模有可能佔到美國經濟總量的10%，而且，隨著企業紛紛裁員、迫使更多人嘗試自己開辦小生意或從事一些兼職工作，這個比例或許會上升。

印度研究機構Gujarat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經濟學家Jeemol Unni說，要改變這種狀況，印度經濟將需要維持飛速增長。經濟學家說，聘用全職僱員需要的成本比臨時僱員要高很多，因此，印度大企業只在資金非常充足的時候才會這麼做。因此，印度很多地方都在積極發展‘地下經濟’。

中國目前有4000多萬家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儘管它們創造了全國GDP總量的近6成、納稅額近5成，吸納城鎮90%的就業，但長期以來中小企業備受融資服務冷落。而國際金融危機又讓這些企業雪上加霜。

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導致外部需求急劇萎縮，給中國的出口產品造成衝擊，東部許多中小企業十分困難。從2009年一季度貸款結構看，貨幣主要在國有大項目與銀行間流動，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沒有解決。

公安部在分析房地產業非法集資活動多發原因時認為，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內一些房地產企業出現經營困難、效益下降的不景氣局面。在這個背景下，一些人鼓吹房地產項目處於“低谷”，正好介入投資，特別是一些打著政府項目的旗號，什麼民政局辦公樓的土地開發項目、軍隊保健中心建設項目、省新聞大廈的承包工程、政府接待中心裝修工程、大學的建設投資或大學的搬遷工程等等。欺騙群眾，引誘群眾上當受騙。

如果說非法集資、高利貸透露的是中小企業資金問題，那麼非法傳銷、賭博等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反映了當前中國緊張的就業狀況。

在就業壓力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的背景下，一些違法犯罪分子打著找工作的旗號，很容易誘騙並組織大學生和其他無業人員從事傳銷活動牟利。而一些返鄉農民工或失業人員，在長期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很容易染上賭博惡習，將賭博牟利當成一項新“職業”。

針對這些正在崛起的“地下經濟”，有關人士分析認為，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標本兼治，一方面有針對性地加大打擊力度，根據不同行業特點進行打擊；另一方面還需從根源上解決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從體制上解決融資難、就業難等問題。

由於非法集資、傳銷、民間高利貸等“地下經濟”違法活動，一般都是單線聯繫，資金傳遞沒有憑證，取證十分困難。各地司法機關對證據的認識也不統一，如同樣是以養螞蟻為名進行傳銷犯罪活動，遼寧營口法院認定為集資詐騙罪，江西萍鄉法院認定為合同詐騙罪，而山東臨沂法院則認定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一些工商、公安界人士認為，21世紀的法律體系對非法集資、傳銷的處理仍顯太輕，起不到應有的威懾作用。山東一名楊姓傳銷組織者，發展下線近萬人，獲利3000萬元，僅被法院判刑3年，緩刑5年。與其犯罪所得相比，太輕的處罰使犯罪成本太低，這也是“地下經濟”屢打不絕的重要原因。

公安機關提醒，群眾要有自我防範意識，提高甄別能力。要摒棄暴富心理和貪念，樹立正確的理財觀念，不要被違法者的承諾和花言巧語所引誘和蒙蔽。對社會上的投資項目要多渠道、多方位了解，特別要注意一些所謂的“零風險”、“高回報”的集資方式，不要心存幻想。

經濟全球化，通訊技術的進步和邊境開放使黑色經濟活動超越國界，取消外匯管制助長洗黑錢，而消除貿易壁壘也使黑色經濟活動有機可乘。地下經濟的治理已經成為世界性的難題。中國現代化之路還很漫長，有效治理地下經濟將是中國面臨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