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陽書院

在此不得不提到“三立書院”。據道光《陽曲縣誌》志，萬曆初年，山西按察司副使利用巡撫衙門舊址，增建號舍，築三賢堂，祀奉講學河汾、生長與河汾的三位先賢――王通、司馬光、薛瑄，從此作為士子學習的榜樣，更“晉陽書院”名為“河汾書院”。

在明代中葉，書院盛行於各府郡州治地，書院中“講學自由，議論朝政，裁量人物（評價官員好壞）”的“清議”之風風靡一時，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吏制頗有影響。對此，朝廷權貴和地方高官，深懷妒嫉。萬曆帝朱翊鈞登基不久，便採納了執政宰相張居正之奏疏，“詔毀天下書院”。太原的“河汾書院”，亦未能倖免，終於在萬曆七年（1579年），被廢止停辦。直至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魏元貞擔任山西巡撫時，才託詞以建“三立祠”為名，另建了實質上的“三立書院”，並遷址於右所街（今舊城街一帶）。

崇禎初年，時任山西提學僉事的袁繼咸從考生中擇錄優等生250人進入三立書院，並將三立祠名臣、鄉賢計增至71人。崇禎十六年（1643年），時任巡撫蔡懋德又對三立書院進行整頓，其中兩大措施最為著名：一為聘請知州魏權中、舉人韓霖、桑拱陽及傅山來院講學：二為每月三集，集中講學。初集講聖諭，由地方紳士和鄉老參加；再集講經濟舉凡國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討論之列，從政人員必須參加；三集講制舉，科舉應試的士子參加。

明清之際，太原多經戰亂，十餘年間及至清初三立書院已是頹廢不堪。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山西巡撫白如梅鑒於三立祠地勢湫隘，又經兵燹，遂在府城東南侯家巷購地，即在書院街原河汾書院故址，新建院舍百餘間，花費白銀2130餘兩。

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詔令各省省會設立書院，並撥銀千兩作創辦經費。此時三立書院遂正式複名為“晉陽書院”，書院遂由地方官辦，一躍成為國家創辦的晉省最高學府，其舊址即在現今的太原市公安局院內。乾隆十三年（1748年），山西巡撫唯泰擴建書院。乾隆十八年（1753年），新任巡撫胡寶（王泉），購得學院東面的（今太原師專）開闊空地新蓋講堂、書舍，並新建祀祭前明殉節巡撫的殿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又一任巡撫再建學會四十餘間以及奎星樓、大照壁等，晉陽書院發展到鼎盛。自順治十八年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661～1901)240年間，晉陽書院一直設在侯家巷。

1902年成立山西大學堂，大學堂總教習兼中學專齋總理谷如墉，即為晉陽書院最後一任山長，晉陽書院的學生也全部進入山西大學堂。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籌辦山西大學堂的機構，購得書院東段200餘畝瓜菜地和居民住宅（今太原師專校址），與晉陽書院和令德堂合併，成立山西大學堂。

晉陽書院並令德書院可算做山西大學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