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薇歌

採薇歌

登彼徠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適安歸矣？

於嗟徂兮，命之衰矣！

⑴西山：即首陽山，又名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濟縣南。

⑵薇：植物名，也叫蕨菜，根含澱粉，可供食用或釀造。

⑶以暴易暴：意為周武王以暴虐替代了商紂王的暴虐。

⑷不知其非：武王還不知道自己的過錯。

⑸“神農”句：神農即傳說中的炎帝。虞，即大舜。夏，朝代名，指夏朝開國君主大禹。忽，絕滅。

⑹安適歸：歸往哪裡合適？

⑺於嗟：嘆詞。徂（cú）：往。或以為借為“殂”。死。

⑻命之衰：生命垂危。

登上那西山啊，採摘野豌豆聊以充饑。

用凶暴取代凶暴啊，伐紂的武王分不清是和非。

神農虞夏古代聖君轉瞬即逝啊，我要去的樂土又在哪裡？

多麼可悲啊，即將身赴黃泉，看來是命途多舛啊，這似乎是註定的！

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墨脫初的長子和幼子。孤竹君生前擬定讓位給叔齊，他去世后，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接受，逃走，叔齊也因不肯繼位而逃走，王位便由孤竹君的中子繼承。武王建立周朝後，二人因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伯夷、叔齊在歷史上受到推崇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們不貪權勢，二是他們反對周武王討伐商紂王（因為在他們看來，武王伐紂是以臣弒君，不仁）。這首歌謠就是他們餓死前的絕命辭。

這首歌謠一、二句直陳登上首陽山的高處採薇充饑。這兩句用賦體，字句平淺，感情也似乎平淡，其中卻包含有決不與周王朝合作這一態度鮮明的抉擇。所說的是採薇這一件實事，也可看作是一紙“恥食周粟”的宣言。三、四句以議論出之，說明不合作的原因。認為武王伐紂是“以暴易暴”，而非以仁義王天下，是不可取的，而武王卻並不以此為非。以上四句是伯夷、叔齊表明自己政治上的立場、態度，以“以暴易暴”四字對新建立的周王朝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以下轉入全詩的另一個層次，寫個人的歷史性的悲劇。神農、虞、夏時代都是歷史上的聖明之世；說神農、虞、夏轉瞬即逝，其用意在於反襯自己的生不逢時，由於找不到一個安身立命的立足點而充滿了失落感。“我安適歸矣”，故意用無疑而設問的語氣，增強了感慨的份量，與《詩經·魏風·碩鼠》的“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的寫法正不謀而合。結尾兩句是無可“適歸”的延伸和發展。當伯夷、叔齊吟唱到此歌結尾時，雖已氣衰力微、不可能呼天搶地地大聲唱嘆，但這感慨至深的垂死之言，即使聲音很小甚至不甚連貫，仍然是會動情地頑強地唱出並長久地迴響在首陽山的山涯水際的。

這是一首袒露心跡、毫不矯飾的抒情詩，也是一首愛憎分明、議論風發的政治詩。全詩情理交融，在“以暴易暴”的議論中滲透著卑視鄙棄周朝的強烈感情，在“我安適歸”與“命之衰矣”的感慨中隱含有同周朝勢難兩立的清晰判斷。作品用語簡潔；結構上轉折自然，首尾呼應，一氣呵成：風格質樸，平實之中卻不失流利。總的說來，這是一首表現較為成功的歌謠體的小詩。至於這首詩的思想內容，關係到如何評價武王伐紂。孔子從道德自我完成的角度抽象地肯定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實際上，這是對武王伐紂的正義性的否定。從政治上看，褒揚伯夷、叔齊，等於是在提倡忠於一家一姓的愚忠，是符合曆代統治階級的統治需要而與歷史的進步格格不入的。在這一點上，具有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見解十分高明、通達。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又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所以孟子雖也多次稱頌伯夷，但仍給予“伯夷隘”（《孟子·公孫丑上》）的不客氣的批評。所謂“隘”，也就是器量太小，只求潔身自好，不能容人容物，也就是一種經過精心修飾的個人主義。孟子的幾段話，是對伯夷、叔齊以一己的思想道德原則作為立身處世的最高準則，而不能以人民大眾的愛憎為愛憎，從而站在了“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周易·革卦》彖辭）的對立面上的直接或間接的批評，同時也可看做是對這首表明夷、齊“義不食周粟”心跡的絕命辭《採薇歌》的思想內容方面的深中肯綮的評價。儘管《採薇歌》唱嘆有情，感慨深沉，從思想內容的角度評價，卻是並不值得加以肯定的。

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言己今日餓死，亦是運命衰薄，不遇大道之時，至幽憂而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