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金杖

三星堆金杖於1980年發現於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其用途可能是象徵國家的權力，與當時社會普遍流行的用青銅鼎等大型青銅器象徵國家權力類似。

. 金杖原本是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但木杆早已碳化，金箔至今保存完整。金杖的一端平雕有長46厘米的圖案，共分三組：靠近端頭的一組雕刻有兩個前後對稱的人頭圖像。人頭面帶微笑，頭部戴有五齒高冠，兩耳各垂著一幅三角形的耳墜；靠近杖內部的兩組圖案大致相同，上方是兩隻鳥頭部相對，下方是兩條魚背部相對，鳥和魚的頸部各疊壓著一根似箭翎的圖案。有學者研究后認為，金杖上的人頭圖案，與二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大立人相同，都是頭戴五齒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墜，這也就表明杖身所刻人頭代表著蜀王及其權力。另外，魚能夠深潛到水底，鳥能夠飛到天上去，象徵蜀王的權力具有上天入地的神通。

.在大致相同時間的東方黃河流域，人們用大型青銅器，例如青銅鼎來象徵國王的權力，在長江流域的良渚人用玉杖作為權力的象徵，而遠在西亞北非地區的埃及長老，則是使用權杖作為權力的象徵。可知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使用杖作為權力的象徵，有一定共通性。

另外，在我國各地的考古發掘中都出現了一種以斑鳩作為裝飾的杖，這就是文獻記載中的鳩杖。我國古代會賜予到達一定年齡的老人鳩杖，以表達對老人的尊重。至於使用斑鳩作為裝飾，可能是因為斑鳩這種動物在進食的時候不會噎著，因而鳩杖也是對老年人“加餐飯”的一種良好祝願。三星堆金杖的發現為我們認識人類社會長久以來用杖作為權力象徵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材料，也對了解三星堆社會文化有重要價值。

金杖與銅青雕像，也許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寶了。正因為這樣，專家們意見最多，爭議也最大。

古代中國並非“無權杖之說”。古方在《天地之靈》一書中指出，在江浙一帶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儀仗玉質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連，即成一件長68厘米，有柄首飾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說：“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顯示自己地位的權杖。”這至少說明，中國之權杖，不一定是受西亞文化的影響。同時，墓葬中出土的玉“杖”，與“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區別。因為，前者是方國的國君，後者是一國的君王，認為它的王杖，恐怕更為確切。應該看到，《山海經·海外北經》就有“夸父追日，棄其杖，化為鄧林”之說。《山海經·海內經》說都廣之野“靈壽實華”，這靈壽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漢書·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蜀山氏來自山區，用杖助力，更是一種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劍門藤杖，仍馳名中外。我國歷代王朝，都有賜杖與老臣的慣例。至於包金拐杖、包銀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種甚為複雜。鄙人孤陋，也還見刀杖、槍杖呢！而杖首杖身裝飾各種花紋，各種造型，更是珍貴手杖所必有。否則，怎麼表示自己的身價？既然可以表示身份，當然可以代表權力。

如果“權杖”不是三星堆唯一的現象，外來之說，就更值得商榷了。

.其實，“權杖”最早也不是出現於西亞。在舊石器晚期馬格德林人的洞穴藝術中，就有用骨頭或象牙雕刻的“權杖”（見理查德·得基《人類的起源》中譯本第81頁）。若說蜀人金杖是西亞金杖的“采借”，第一，無古文獻可考。第二，蜀土無西亞古文物佐證。再以實物比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於西亞古代國王須臾不離的短金杖，也不同於埃及法老所執那種細長齊肩卻無杖首的權杖。

夏代開國，“禹鑄九鼎”，從此，易鼎成為權力轉移的同義語。古蜀人為什麼不用鼎而用“權杖”，這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應該深入地進行研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傳說與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說：“經過長期發展，夏人分為兩支，一支姜姓民族，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是羌族，後來變成了留居於四川、青海、甘肅一帶的少數民族。”羌族與氐族（戈基人）融合，其一支發展成蜀山氏。已知使用銅刀，則在蠶叢氏階段（見任乃強《四川上古史初探》），又經柏灌、魚鳧，至杜宇一系從昭通返回，帶回更為成熟的冶鍊和鑄造技術，在與土著濮彝等族的融合過程中，建立了真正的蜀國。因此，用金杖象徵這種新的權力。

我們再細緻地研究一下出自一號祭器坑的這支金杖。它全長1．42米，直徑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凈重約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圖案，共分三組。靠近端頭的是兩個前後對稱，頭戴五齒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墜，面帶微笑的人頭像。另兩種圖案相同，上方是兩支兩頭相對的鳥，下方是兩條兩背相對的魚。它們的頸部，都疊壓著一根似箭翎的圖案。有人認為，這支金杖的圖案，有魚有鳥，當印證是魚鳧王所執掌。但是，我卻認為，魚鳥象徵吉祥，箭翎則表示威武，這正是金杖作為權力象徵的應有之義。而現在，尚無任何實物能證明魚鳧氏的族徽是由魚和鳥組成。金杖上的圖案，第一組當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組，從順序看，是先鳥而後魚。也難解讀成魚鳧。所以，肯定為魚鳧氏所用，理由還欠充分。

我有幸到雲南麗江地區，對納西族所特有的東巴文化，作了些十分粗疏和表面的了解。從參觀中，我得知：源於古氐、羌群的納西族先民，就有使用“靈杖”的風俗。從先期的“卜杜”（相當於巫、祝或巫、史）到其後的東巴（相當於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動中，都要用靈杖，而這種法器，只有大東巴才能使用。《東巴文化藝術》一書，印有五種靈杖頭的照片，杖頭分節刻有神像、佛像、神獸、花卉及圖形符號等。我們知道，東巴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吸收了佛教、道教文化，但就其本源來說，仍是古老的巫文化為其主體。靈杖既然長期存在於納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納西人又是氐、羌民的一支。那麼，在神權和王權合一的上古時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證。

還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權杖”的記載（見張建林《荒原古堡》）。

用杖象徵權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徵神威，東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現在三星堆，有其歷史淵源。我們沒有必要把這種光榮送給洋人。

附帶要說的是，關於上古時代，何時開始使用黃金製品，尚無明確記載。《山海經》中已有黃金、赤金的區別，說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屬性。《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說，金銀器皿出現較晚，漢以前少見，到唐代才開始較多發現。但事實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還有金面罩、金虎飾、金璋形飾，金“竹葉”，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點是全用金箔，說明對金的延伸性已經有很深的了解。我們在寶雞青銅器博物館也參觀了館藏的金器，有金柄鐵劍，各種形制金帶鉤等，其製作時間大約在春秋時代，並且都為鑄造器皿。而金箔的使用，應該說比鑄造更為先進。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還有很重要的歷史價值。

中國人用杖，由來已久。良渚人以玉為權杖，三星堆人就能以金為權杖。杖，既是一種生活用具，也是一種裝飾品。我國歷代王朝，都有賜杖予老臣的慣例。《禮記·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謀與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裝飾和長度都各不相同。戲曲中，皇家使用的“龍頭拐杖”，雖是道具，長度就和金杖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