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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學翻譯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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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昌壽
物理學翻譯家、教育家
周昌壽(1888-1950),物理學翻譯家、教育家。畢生致力於物理學著作的編譯工作,譯述甚豐,是早期向國內介紹量子論和相對論等物理學新成就的學者。參與物理學名詞術語的統一工作,編寫了系統的中學物理和大學普通物理教材,影響和培育了幾代物理人才。
周昌壽,字頌久,祖籍貴州省麻江縣。1888年生於四川省成都市一個被譽為“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皆舉孝廉”的書香門第。祖父周之翰曾任四川知府,父親周誠與長兄周恭壽因同科中舉而被時人稱道。周昌壽從小飽受家庭薰陶,篤學不倦。因此,兄弟二人又被譽為“麻江雙璧”。1906年,任貴陽大學堂教習的周恭壽受貴陽巡撫委派,以教員身分率領8名貴州學生赴日本留學。周昌壽隨兄前往。
周昌壽先後在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帝國大學及該大學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深造。1919年研究院畢業后回國。在日留學時間長達13年之久,因其歷年學習成績優異,深得帝國大學校方和老師的器重。畢業時校方曾動員他留校工作。然而,在日期間,他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畢業之時,又值國內“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他懷抱著“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理想與憧憬,謝絕了日方挽留,毅然回到貧窮落後的祖國,就職於商務印書館。在商務印書館和有關高等院校,為中國物理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日本是周昌壽知識與智力發育的地方,在那裡不僅培育了他與故鄉同學的深厚情誼,也使他與日本的師生建立了感情。畢業回國后,他的日本同學不乏任職日本軍政界者,從而也使他與日本軍政、科技界有了聯繫。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侵華戰爭步步升級。正是此時,他經受了最嚴峻的考驗,表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
周昌壽有一個留日同學,兩人朝夕相處13年,回國后又曾一度共同在商務印書館任職,翻譯著述,私交甚篤。後來此人居然當了北平日偽政權的“教育部長”。周昌壽聞訊,立即斷絕了與他的一切往來,為民族大義斬斷了綿延近30年的個人情誼。
1940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入上海英美租界,商務印書館被日軍查封。周昌壽被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從香港派回上海,委以保護商務在滬財產及維持日常業務的重任。此時,他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每去日軍司令部交涉前,總是囑咐家人做好他回不來的思想準備。經他多方交涉,據理力爭,終於迫使日方交還了商務的財產。商務印書館在戰爭期間得以保存並且繼續出版工作,周昌壽之功不可沒。
抗戰勝利后,南京政府的腐敗及其政治黑暗,使周昌壽大失所望。一些政界要員擬委重任於他,或慕名登門拜訪,均遭他拒絕。而此時的他,已將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他的女兒、女婿、子侄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黨活動,都得到了他真誠的支持和悉心的保護。1947年初在他寫給外甥的信中,曾預言:“中國的太陽在西北角上正要興起”,表現了一個愛國知識分子嚮往光明的心聲和遠見。令人痛惜的是,全國解放不久,他正歡欣鼓舞,迎接新生,並準備北上京都施展宏圖之時,卻不料積勞成疾,於1950年1月的某日晨,腦溢血突發,溘然病逝於挾著講義、啟程上課之際。卒后,黨和人民贈予他“人民科學家”的光榮稱號。
從日本回國后,周昌壽曾長期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1932年該館編譯所改為編審部,他任編審。1937年日軍侵佔上海,他隨商務部分人員撤至長沙,任第三組(自然科學書籍編審組)組長。1939年,商務編審部撤至香港,他主持該部工作。1940—1945年期間,他在日本佔領區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內大義凜然、默默耕耘。25年間,他撰述有關物理學著作9部,翻譯著作11部,編寫中學和大學物理學教科書8部,為中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盡心盡職、鞠躬盡瘁。在譯著中,如《法拉第電學實驗研究》一書,迄今仍是譯成中文的唯一的一本電學經典。
商務印書館是我國近代最大的出版單位,也是東方久負盛名的文化機構。周昌壽於1920年入商務印書館任理化書籍編輯,很快成為骨幹力量。郭沫若在記述1923年初由日本回上海的回憶錄中曾說到,在商務印書館里的鄭貞文、周昌壽等“實際上已經是不可缺少的中堅人物”。(《郭沫若文集》(七),作家出版社)以他出任編審部工作、任編審的1935年為例,該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各類自然科學書籍404種,其中物理學書籍45種、數學141種、化學61種、天文學20種,合計267種。此外,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萬有文庫》、《大學叢書》,周昌壽不僅在其中撰寫了諸如《以太》、《宇宙論》、《天體物理學》、《飛機》以及《法拉第傳》、《羅倫徹及蒲郎克傳》等一批科普作品,影響了幾代年輕人的智力成長,而且這兩套在中國近代史上頗具影響的叢書本身,在擬題、組稿、審定和編輯方面也凝聚了他的一份心血。
周昌壽回國之時,正值“五四”運動蓬勃開展,他立即投身新文化運動的行列,在科學與民主的兩面大旗下切實地介紹了許多最新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成就,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和夏元瑮、鄭貞文、文元模等人,成為“五四”運動中紮實地宣傳自然科學的骨幹力量。他們以宣傳“近代科學界之新潮”、“物理學之新潮”、“現代科學一革命”(指相對論或量子論)的吶喊聲,緊密地配合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雜誌提出的“世界新潮”、“中國革命”的呼喊。
在民主與政治、科學與學術的大聯合中,創造了燦爛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科學業績。在這場運動期間,周昌壽不僅翻譯了日本石原純所著的《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原理》,而且撰寫了《相對律之由來及其概念》、《相對律之文獻》、《愛因斯坦底宇宙觀和思維底充極》以及《物理學的認識論》等文章或書籍,積極宣傳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他還是最早、最全面介紹量子論成就的學者,撰寫了《熱輻射律及其作用量元之假說》,介紹了早期輻射定律的矛盾及普朗克的量子說緣起;發表了《光波誘電論》,敘述了愛因斯坦光電效應的發現及相關的各種物理問題,從早期實驗到光的溫度、強度、波長與物質之間的關係,包括量子論、統計理論和光電效應的應用及未來展望,都一一作了評介。
又以《量子論的梗概》為題,進一步介紹了能量子的形成及概念、光電效應、盧瑟福-玻爾原子模型和索未菲原子軌道。周昌壽文采熠熠,其文章給那些在新文化運動下的讀者以新宇宙觀、新自然定律的深刻印象,也給社會革命家們提供了豐富的自然科學的文化背景。
20世紀初期,科學家都極為關注當時物理學日新月異的發展。周昌壽更以及時了解、學習新事物、新成就並將其迅速介紹到國內為己任。只要編輯工作稍有空閑,他總是手不釋卷、伏案著譯。周昌壽自述道:“其所以如此之不憚煩者,亦不過欲與時共進而已。”其言其行,充分表明我國當時的科學家身先士卒、發憤圖強的艱辛之情。為了給中國近代科學的發展開拓學術陣地,早在1916年,周昌壽就在日本與留日學生共同發起組織了學術研究團體“丙辰學社”,后改名為“中華學術社”。著名數學家蘇步青、文學家郭沫若、化學家鄭貞文、地質學家張資平、貴州籍名人謝六逸等都是該社成員。周昌壽出任該社理事長,積極推動社內學術活動,創辦《學藝》雜誌、《學藝叢刊》和“學藝”大學,任勞任怨地承擔了書刊的編輯、著述和授課等工作,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學術發展與交流,人才培育等做出了重要貢獻。
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周昌壽曾兩次兼任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抗日戰爭勝利后,又任該校教授並數理系主任,還兼任復旦大學、同濟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他學識淵博、口才與其文采一樣,對聽眾富有吸引力,講課時表述嚴謹而又生動幽默,因此頗受學生喜歡。郭沫若曾記述1924年3月學藝社杭州年會上周昌壽作“相對論講演”的情景:千人大禮堂里,“樓上樓下都被人坐滿了”,“只見頌久在講壇上踱來踱去,妙喻取譬地講得頭頭是道。
滿場的聽眾都肅靜無聲,聽得十分專一。”“頌久講演了一個鐘頭光景,在熱烈的掌聲中終究結束了。”(《郭沫若文集》(七),作家出版社)從郭沫若的記述中,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情景。周昌壽有教師的慈祥心地,和藹可親,平時說話輕聲細語,對學生循循善誘,因而深得學生的崇敬。與他的課堂教學相比較,或許更有廣泛影響的是他在本世紀上半葉編寫了從初中物理到大學普通物理階段的一整套物理教科書,使幾代人受益。
1922年教育部提出《學校系統改革方案》,稱為“壬戌學制”。該學制規定小學6年,中學6年(初中3年、高中3年),高等院校4至6年。這次改制受到較多的美國教育思想的影響,也奠定了我國後來長期採用的新學制的基礎。經過一段實行之後又頒布了《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綱要》,並於1932年正式公布,稱為“正式標準”。周昌壽編寫的教材,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促成的。1923年他編寫的《物理學》(現代初級中學教科書)出版,以適應初中自然科學課程分物理、化學、生物講授的需要。經過幾年試用后,該書又改寫為《新撰初級中學物理教科書》,於1926年出版。“正式標準”公布后,他又編寫了《物理學》(新標準初中物理教本),於1933年出版。他和鄭貞文、高銛還合編了《實用自然科學教科書》,於1924年出版,以適應初中自然科學課程為綜合教學所需。
在蔡元培的建議下,1928年修訂了教育制度,取消綜合中學制,普通高中的文、理分科制也取消。周昌壽此時分別編寫了復興初級和高級教科書《物理學》,各上、下2冊,於1928年出版。他還與文元模合編了適用於高中的《物理學實驗》。其中高中《物理學》上、下2冊於1937年已出版了55版和34版。
此時,周昌壽還編寫了大學用書《普通物理學》。這是商務印書館於1933年出版的兩套普通物理學教材之一,另一套是由薩本棟編寫的。由此可見,周昌壽在物理教學、教材建設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周昌壽是中國物理學會最早的會員之一,長期擔任該學會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對統一物理學名詞術語的工作做出了努力和貢獻。此前,中國物理學名詞術語相當混亂,雖早有前清學部於1908年制定並公布的《物理學語彙》,但其譯名少有暢達者。1933年出版了薩本棟的《物理學名辭彙》。周昌壽於1932年向學會遞交了他多年翻譯實踐而積累的《物理學名詞》,並建議將統一物理學名詞作為學會的一項日常工作。
在他的建議和推動下,1933年物理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舊址開始工作,並於1934年公布了第一次審查結果《物理學名詞》。在該書序言中指出,“本書根據周昌壽所編《物理學名詞》(草案)編寫,討論”,足見周昌壽在統一物理學名詞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1888年生於 四川省成都市。
1906—1909年 赴日留學,就讀於日本第一高等學校。
1909—1914年 就讀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物理系。
19141919年 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深造。
1920—1945年 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輯,兼任大夏大學教授(1924—1925,1930—1932)。
1937年 隨商務印書館撤至長沙,任第三組組長。
1939年 赴香港主持商務印書館編審部。
1940—1945年 奉命回上海保護商務印書館財物並維持業務。
1945—1950年 任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兼理學院數理系主任,中華學藝社理事長、兼任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校教授。
1950年1月 病逝於上海。
1 周昌壽.無線電信電話之新利器.學藝雜誌,1919,1(4).
2 周昌壽.物理的認識論.學藝雜誌,1920,2(2).
3 周昌壽.光波誘電論.學藝雜誌,1920,2(3,4).
4 周昌壽.熱輻射律及其作用量元之假說.學藝雜誌,1921,2(9).
5 周昌壽.旋迴分子說.學藝雜誌,1921,2(10).
6 周昌壽.相對律之由來及其概念.學藝雜誌,1921,3(1,2).
7 周昌壽.相對律之文獻.學藝雜誌,1921,3(1).
8 周昌壽.量子說的梗概.東方雜誌,1921,18(3).
9 周昌壽.放射性及蛻變之起源.學藝雜誌,1922,4(3).
10 周昌壽.愛因斯坦底宇宙觀和思維底充極。學藝雜誌,1922,4(5).
11 周昌壽,鄭貞文合譯.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原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12 周昌壽.物理學(現代初級中學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
13 周昌壽.高銛合譯.實用物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14 周昌壽,鄭貞文,高銛合著。實用自然科學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15 周昌壽,文元模合編.物理學實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16 周昌壽譯.最近自然科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17 周昌壽.飛機(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18 周昌壽.宇宙論(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19 周昌壽譯.物理學講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20 周昌壽.天體物理學(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21 周昌壽.以太(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
22 周昌壽.物理學名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23 周昌壽.物理學(新標準初中物理教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上海:開明書局,1933.
24 周昌壽,普通物理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25 周昌壽譯.法拉第電學實驗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26 周昌壽譯.物理學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27 周昌壽.譯刊科學書籍考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28 周昌壽譯.羅倫徹及蒲郎克傳(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29 周昌壽譯.法拉第傳(萬有文庫).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30 周壽昌.物理學名人傳.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