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

尤其是與一代政治風雲相起伏、相影響的歷史進行系統梳理和考察，視野開闊，剖析深刻，將清代史學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全書的學術創新價值，我想至少有三點是值得稱道的。一是首次系統闡明了清代史館的機制及運作方式，書中利用大量檔案資料，對一些重要史館的設立過程，史館與內閣、翰林院的關係，史館的管理制度、史料的徵集途徑等問題做出詳細分析，總結了清代史館制度的特點。二是深入考察了史館中史官的活動與官僚體制的關係，並對史館修史、幕府修史與私家修史三種不同修史形式的關係進行討論，說明它們之間既存在矛盾又互相補益的事實。從一個角度展現了清代史學整體的、動態的發展。三是探討了清代史館與政治的互動。白壽彝先生認為：歷史主要是寫政治，政治是歷史的脊樑。經濟雖是基礎，但受政治的制約，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約，文化不能作為歷史的中心。《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正是在這一精神指導下，通過具體的史料和事例，深刻揭示了史館修史與清廷政治鬥爭、帝王文治、民族問題、邊疆問題的關係，展示了專制政治下官方史學的政治化特徵。

王記錄，1964年生，河南范縣人。先後畢業於蘭州大學歷史系、北京師範大學史學所、古籍所，分別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現為河南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歷史文獻學、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學科帶頭人，河南省優秀中青年骨幹教師，河南省教育廳學術技術帶頭人，兼任河南省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理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等。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歷史文獻學和清代學術史的教學與研究，曾出版《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清代卷》（黃山書社2002年版）、《錢大聽的史學思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發表學術論文80餘篇。

序

緒論

一、史館釋義

二、本課題的研究範圍及意義

三、清代史館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四、本課題的研究目的、方法及所要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第一章 清代政治的演變與史館的建置

一、入關前的制度建設與官方修史的狀況

二、順康時期：清初文化政策的確立與史館格局的基本形成

三、雍乾時期：清廷政治導向與史館制度的完善

四、嘉慶至清亡：清代政局的變化與史館修史的逐步衰落

第二章 清代史館的機制和運作（上）

一、清代史館的類型及其關係

二、清代史館與內閣、翰林院的關係

第三章 清代史館的機制和運作（下）

一、清代史館的管理機制

二、清代史館的史料徵集

三、清代史館制度的特點

四、清代史館修史的成就

第四章 清代史館與史官

一、史官的流動性

二、史官的學術爭論、相互影響和思想衝突

三、史官在史館之外的撰著活動

四、史官的學術修養、政治情懷和多重人格

第五章 政治制約與史館、幕府和私家修史

一、三類修史形式的研究對象和思想傾向

二、三類修史形式之間的聯繫

三、三類修史形式在清代史學演變中的消長

第六章 清代史館與清代社會政治的關係

一、史館修史與清廷政治鬥爭

二、史館修史與清代帝王文治

三、史館修史與清代民族問題

四、史館修史與清代邊疆問題

第七章 清代史館與政治變動下的清代學術文化

一、史館修史與清代漢學、宋學

二、史館修史與清代西學

結語

附錄：清代史館所修史籍表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一）

後記（二）

……

“制度化”史學與“政治化”史學——兼評王記錄教授著《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

展龍

清代史學處於中國傳統史學發展的總結期和嬗變期，深入研究這一特殊時期的史學，對於認知和建構整個傳統史學體系至為重要。近年來，學術界對清代史學的研究日益深入，不斷精進，相關論著異彩紛呈，不絕如縷。概括起來，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史家的個案研究，對史學發展歷程的研究、對史學流派的研究、對邊疆民族史學的研究、對官方史學的研究等幾個方面。其中，關於清代官方史學的研究，以往研究側重於修史成就的清理和評騭，而鮮有對官方史學的制度構建、運作機制及其與政治文化之間互動關係的多維觀照和深層詮釋。近期，王記錄教授《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版）一書的問世，無疑填補、充實了這一重要學術領域，為學術界提供了一部難得的優秀成果。

一、抓住了清代史學的切入點：靈活且嚴密的史館制度。清代史館是中國古代史館制度的終結期，其制度建置、運作機制皆表現出靈活且嚴密的歷史特質。出乎此，作者將史館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自覺將其納入到清代整個官僚體系的運作之中，進行了制度層面的細微考察。

（一）首次系統疏理了清代史館制度興盛衰亡的演進軌轍。史館修史的興盛衰亡與清王朝的興盛衰亡休戚相關。作者緊緊圍繞清代社會狀況、政治格局和文化政策的發展變化，將史館的發展歷程細分為入關前史館修史的前奏、順康時期史館格局的形成、雍乾時期史館制度的完善、嘉慶至清亡史館修史的衰落等四個階段。為了進一步凸顯清代史館修史的勃勃生機及歷史地位，作者又以嘉慶以前的史館建置以及修史活動為論述重點。這種詳略有秩的論述方式，符合清代史館長期延續而又靈活多樣的發展特點，充分展現了清代史館由盛而衰的發展大勢。

（二）首次深入考察了清代各史館之間的關係及其運作機制。其中既有微觀史實的鋪排直敘，也有宏觀理論的總結概括。一方面，作者根據各種史館的開設時間、組織形式和政治地位之不同，將清代史館分為常開、例開、閱時而開、特開四大類型；繼而以此為基礎，窮源竟委，慎思明辨，詳細論述了各類史館的設廢歷程、基本功能、管理方式以及各史館內部的複雜關係。作者認為，清代各類史館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主次分明，相互借鑒，相互促進，在修史和政治活動中相互銜接配合的。另一方面，作者又從制度層面，辯證分析了清代史館的管理機制和運作方式，尤其是對史館徵集史料的方式、史館管理的相關制度、各種“勢力”對史館修史的作用以及史館與內閣、翰林院及其他中央機關關係等重要問題的深入分析，皆頗中肯綮，讓人耳目一新。

（三）首次全面總結了清代史館的修史成就和史館制度的特點。對於修史成就，雖然限於全書主旨，作者未能展開論述，但關於史館所修史籍數量的統計和體裁特點的總結仍有創辟之功，尤其是對書中所蘊含的歷史運動觀、英雄史觀、一統史觀、正統史觀、經世致用、直書實錄等思想因子的發掘，一定程度上彰顯了清朝統治者以史學佐助王道政治，借史學服務清廷統治的本質目的。對於史館制度的特點，作者通過比較、聯繫等研究方法，從史館格局、政治干預、史館構成、史無專官等四個方面，全面總結了清代史館制度的歷史特點。其中既肯定了清代史館組建的多元性、地位的多樣性及組織形式的靈活性等基本特性，又批評了清代帝王對史館修史的全面干預、史館構成維護滿人特權等歷史弊端。

通過對史館歷史事實的客觀論述，作者指出：較之前代，清代修史制度、史館組織更加完備，史館設置靈活而不繁雜，體系更加完整；通過對史館相關制度的深層解讀，作者準確詮釋了清代史學的精神本質，並賦予史館修史一個更高層次的文化闡釋和學術定位，認為作為一項官僚制度，史館既與專制體制一脈相承，又打上了傳統文化的歷史烙印。這些論說，都體現出一定的理論深度，加深了我們對清代史學本質乃至文化政治的認識，並進一步將清代史學研究引入深層，推向新高。

二、抓住了清代史學的突破點：史館與史官、官私修史的關係。近年來，有關清代史館修史、幕府修史和私家修史的研究方興未艾，成績斐然。但既有研究往往將史館、史官及幕府、私家修史割裂開來，分別加以孤立研究。這種研究路徑，雖然有利於某些層面的不斷深化和升華，但卻限制了清代史學的研究視域，無助於對清代史學成就的歷史定位和整體面貌的客觀把握。蓋因如此，本書作者著意將清代史館與史官及清代盛行的幕府修史、私家修史聯繫起來，細緻考察了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繫、衝突與影響。視角新穎，說理透闢，大大拓寬了清代史學研究的路徑。

（一）揭明了史館與史官之間的多層關係。史官是史館修史的主體，同時也是官僚體系中的一員。史館的正常運作既需要制度的有力保障和支撐，也需要史官的積極參與和推動。據此，作者特辟專章深入探討了史官的構成、學術修養、政治情懷及其在史館內外的學術互動、撰著活動等重要問題。首先，通過一系列史實的臚敘，作者總結出清代史官的來源和方向，認為：史官主要來源於翰林院等部院、民間征薦、招考錄用和向各機構的徵用；史官的去向主要有“史館——社會”、“史館——史館”兩種情況。藉此，作者進而總結出清代史官的流動性和多樣性兩大顯著特徵，認為：史官的流動性，意味著歷史知識、史學觀念、學識文化的交流與傳播，使得史館之間的聯繫加強；史官的多樣性，則不僅保證了官修史書的順利修纂，而且保證了官修史書的質量。其次，以《御批歷代通鑒輯覽》等史館中的史官群體為例，深入剖析了清代史官貫通經史的學術修養和經世致用的政治情懷及其特點。再次，通過個案與整體相結合的研究路數，重點解析了史官在《明史》、《大清一統志》、《明史綱目》等館中的相互辯難、交流和分歧，並認為史官之間的爭議折射出多元的政治觀念和學術觀念，史官之間的交流成就了學者們的史學造詣。最後，通過分析一些史官在館外的撰著活動，指出其活動在體例、思想、方法、資料等方面，深受史館修史經歷的影響。上述論述，文筆細微而立意宏遠，對於認識清代史館修史的本質和影響頗有助益。

（二）釐清了史館修史與幕府、私家治史的區別聯繫。在清代，史館、幕府和私家三種修史形式構成了一代史學的獨特面貌，但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何，學界關注甚少。緣此，作者立足清代史館，特意對三種修史形式之間的關係作了比較分析，明確指出：史館、幕府和私家三種修史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區別主要表現在修史對象和思想傾向上，聯繫主要表現在修史“主體”（即幕主或總裁、學者）上。以此為基礎，作者進而折衷求是，辯證分析了三種修史形式在清代史學演變中的盛衰消長之勢。其間，作者既注重縱向的歷史考察，又注重橫向的邏輯闡述。前者如考察私家修史思想傾向的變化趨勢，史館修史的興衰對幕府、私家治史的影響等；後者如歸納學人遊走於史館與幕府之間的形式，史館修史對私家治史的打壓方式等。通過對三種修史形式的區別和聯繫，作者最後指出：清代史館修史與幕府修史、私人撰史之間長期並存，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共同推動了清代史學的繁榮發展。諸多真知灼見，令人信服，不獨為我們提供了洞察清代史學全貌的新視界，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學術突破的新思路。

三、抓住了清代史學的關節點：史館與時代政治的交互作用。在中國古代，史館是史學與政治結合的直接樞紐，設館修史總是蘊含著濃郁的政治意圖，史學一定程度上成了統治者進行某些政治活動的重要依託，這一點在清代表現得尤為突出。但在以往研究中，有關史學與政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泛泛而論的粗淺層面。在作者看來，清代史館是清代政治、社會、文化的一個交匯點，是當時社會的一個縮影，也是政治、文化相結合的一個基點。基於這種認識，作者採取跨學科的研究方式，緊扣史館與政治的交互作用這一關節點，深入探討了清代史館及其修史活動的“政治化”傾向。

（一）注重凸顯史館修史的政治前提。由於清廷的支持，史館修史在清代一直占居主導地位；而清廷之所以支持史館修史，則與其宣揚帝王立場和政治意圖的宗旨密不可分。循此思路，作者在論述史館與政治關係時，注重凸顯史館修史的“政治前提”。一方面，認為史館修史需要國家權力提供人力、物力保證，並對修史進程、修史內容實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清代史館修史之所以能完成許多私人修史無法完成的宏大修史工程，即得益於此。另一方面，認為史館修史要以為服務政治統治為前提，積極配合現實的需要，為統治者提供解決現實問題的歷史經驗。正因如此，清代的帝王文治、民族、邊疆等許多政治問題，在史館修史中都有明顯反映，而清代史館在控制修史、體現官方政治意志等方面，也由此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識見，不僅具有思辨的合理性，而且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性，充分彰顯了清代官方史學的歷史特徵及其在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變中的重要地位。

（二）注重聯繫史館修史的政治環境。較之幕府修史、私家撰史，清代史館修史作為官僚制度的一個重要部分、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工具和宣傳王權話語的一個重要載體，其最切近於政治場景，也最容易受到政治權力的干預和政治事件的干擾。因而，將史館修史置於清代政治場景中加以審視，顯得極為必要和重要。在這方面，作者的探索卓有成效。如對史館制度的演變與政治的聯繫，對史館修史與統治者內部鬥爭的聯繫，篡改史書與清廷政治統治的聯繫等。通過這些“聯繫”，作者進一步深化了史館修史與政治環境的互動關係，充分揭示了政治場景中清代史館修史的狀況以及清代不同時期的政治變動在史館修史中的反響，突破了單向探討史學發展問題的局限。

（三）注重總結史館修史的政治功用。在傳統社會，史館修史往往帶有鮮明的政治性和工具性特徵，其自產生之日起，即被賦予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在清代專制統治高度強化的背景下，史館修史的政治功能更趨濃烈鮮明。因此，作者在探討史館與政治關係時，十分注重對史館修史政治功能的總結。一是通過深層解讀《御批歷代通鑒輯覽》等館修史書，總結了史館修史與清代帝王文治的關係，認為修史是清代諸帝推行文治的重要工具；二是從民族認同的理論高度，總結了史館修史與清代民族問題的關係，認為修史是滿清王朝塑造民族心理，宣揚民族共存理念的重要途徑；三是通過深入發掘《大清一統志》等館修史書，總結了史館修史與清代邊疆問題的關係，認為修史是清朝統治者表達邊疆意志和憂患意識的重要手段。通過這些“總結”，進一步深化了史館修史的社會政治功能，避免了在史學與政治問題上的泛泛而論。

王記錄教授多年來醉心史學，於清代史學尤致深意，創穫頗多。《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乃萃其心志所成，該書之價值，不僅在於深層剖析了作為一項制度的史館和政治場景中的史館，使清代史館完備的“制度化”特徵和突出的“政治化”傾向異常明晰起來；而且，作者還以宏闊的學術視野，通過分析史館在史學與政治之間所起的作用，揭示了中國傳統史學與政治之間的複雜關係，得出了諸多具有普遍理論意義的認識，豐富了中國古代史學思想的基本內涵，為相關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範式。全書立意新穎，取材廣博，結構秩然，提出了諸多引人省思的識見，澄清了一些模糊認識，拓展了史學研究的視域，是近年來清代史學研究的一部力作，值得仔細研讀。

該文刊於《蘭州學刊》2010年第5期

王記錄著《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評介

胡喜雲

王記錄著《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一書，於2009年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書是作者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增刪修改而成。作者由對錢大昕等史家的研究擴展至考察清代史館，以與政治有著密切聯繫的史館為樞紐，系統梳理了清代史學興衰與政治變幻、社會變遷和學術演變之間的互動。

全書共分七章，第一章論述了清代政治演變與史館建置之間的互動。作者指出，作為官方機構，史館修史的興盛衰亡與清王朝的興盛衰亡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從而依清代政治的興衰歷程將史館建置分為四個階段：入關前，史館修史的前奏；順康時期，史館格局基本形成；雍乾時期，史館制度的完善；嘉慶至清亡，史館修史的逐步衰落。

第二章和第三章考察了史館的機制和運作。作者將清代史館分為四種類型：國史館、起居注館、方略館等常開之館，實錄館、聖訓館等例開之館，會典館、一統志館等閱時而開之館，《明史》館、“三通”館等特開之館，分析了不同類型史館之間、史館與內閣、翰林院的關係，對使館的管理制度、史料的徵集途徑等問題進行了探討，總結了清代史館制度在史館格局、政治干預、史官構成、運作機制等方面的特點，指出清代史館修史在數量、體裁、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等方面獲得了巨大成就。

第四章以史館修史的主體——史官為對象，分析了史官的流動性，個案性地探討了《明史》館、《大清一統志》館和《明史綱目》館內史官的學術爭論、相互影響和思想衝突，揭示了史官在史館之外的撰著活動在治史思想、方法和資料等方面所受史館修史的影響，總結了作為一個群體的史官的學術修養、政治情懷和多重人格。

第五章剖析了史館修史、幕府修史與私家修史的研究對象、思想傾向，探討了三種修史形式之間的關係，指出幕主或總裁是史館、幕府共局修史的聯結點，學者是史館、幕府與私家修史的聯結點，考察了史館修史對幕府與私家修史的影響，認為史館修史由於有朝廷的支持而處於主導和支配地位，決定著其他兩種修史形式的盛衰消長，同時也受到它們的反作用。

第六章以史館為關節點，通過具體的史料和事例揭示了史館修史與清廷政治鬥爭的關係，指出維護統治者根本利益是史館修史永遠不變的主題，並以乾隆朝為例，分析了史館修史與清代帝王文治的關係，此外還剖析了史館修史與民族問題、邊疆問題的關係，使我們可以更透徹地領會史學與政治的深層關係。

第七章分析了史館在清廷引導學術發展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指出清代設館修史注重借微言大義宣揚闡發自己的統治思想，促進了宋學的發展，同時又注重求真求實，直接刺激了考據學的發展。作為官方史學的主要載體，史館修史的史學思想、治史方法亦受到西學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學的傳入對清代學術產生的影響。

正如楊燕起先生所言，本書在歷史撰述與當代政治的相關問題上作出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有關史學認識與撰述的規律性見解，不僅有利於學界更全面地認識清代史學，而且亦將加深學界對中國史學的整體認識。

刊於瞿林東主編《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2009年卷（總第7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