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

小說以偶然被裹挾進蒜薹事件的高馬、高羊和方四嬸的經歷為情節發展的線索，起初是複員軍人高馬與方金菊的戀情遭到方家的反對。方家為了給年過40、腿有殘疾的大兒子方一君娶親，與劉、曹兩家簽了換親協議，年方20的方金菊將要嫁給45歲並患有氣管炎的劉勝利。高馬以婚姻法為武器去方家講理，被痛打一頓。高馬去鄉里告狀，又被助理員楊民政打了出去，因為楊助理員是換親者的親戚。後來，高馬和金菊私奔被捉回，遭到方四叔的毒打，懷孕的金菊被逼無奈，上吊自盡。種種經歷使高馬對現實中的一切充滿了仇恨。在蒜薹事件中，高馬自覺地參與其中，並高呼口號，推波助瀾。被捕以後他以“我恨你們”作答，拒絕了為他辯護的安排。在服刑期間，聽到方家兄弟出賣金菊的屍骨與曹家結陰親的消息以後，徹底絕望了，在試圖越獄時被擊斃。

方四叔在趕著牛車賣蒜薹的途中，被鄉黨委書記的汽車撞得車毀人亡。方四叔死後不僅沒有得到合理的賠償，反而遭到官府的打壓。方四嬸被壓抑的滿腔怒火爆發，放火燒了縣長的辦公室，並喃喃自語：“老頭子，俺給你報仇了。”可見方四嬸捲入事件之中是由於方四叔被軋死後未能得到公正的處理鬱結在心中的憤懣之情的發泄。在牢房有病未得到適當醫治，保外就醫回家后，因兩個兒子賣金菊的屍體給曹家結陰親，方四嬸憤而上吊自盡。

高羊心地善良，膽小怕事，在權勢面前逆來順受，忍氣吞聲，是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高羊”者，羔羊也。她趕著毛驢車去縣城賣蒜薹，沿途被強行收繳了各種稅費和罰款，好不容易走到蒜薹收購點，卻又聽到冷庫已滿、停止收購的通知。高馬需要交彩禮，方家要為大兒子娶親，高羊的老婆剛剛生下一個兒子，他們都需要靠賣蒜薹的錢來維持生計。縣裡停止收購，又不許外地的人來收購，致使大量的蒜薹腐爛變質，等於斷絕了農民群眾的生路。農業稅、提留費、城建稅、市場管理稅、計量器檢查費、交管、環保、衛生等各種費用和罰款，在沒有賣蒜薹之前就強行徵收，沒有錢就用蒜薹來抵押，致使農民怨聲載道，民怨沸騰。怨氣衝天的農民群眾去縣政府請願，縣長這時卻不在場，於是終於激化了矛盾，釀成了天堂蒜薹事件。

《天堂蒜薹之歌》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實事件。1987年5月，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件極具爆炸性的事件——數千農民響應縣政府的號召大量種植蒜薹，結果蒜薹全部滯銷，縣政府官員卻沒有在意，憂心如焚的農民自發聚集起來，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一時的“蒜薹事件”。這起被報紙報道的事件促使莫言放下正在創作著的家族小說，一共用了35天創作出這部小說。

高羊

高羊是逆來順受的順民。他的自尊心和抗爭意識早就被消滅了。因為父親是受管制地主，他從小就受盡欺辱。13歲時（1960年），屈於生產隊長兒子王泰的壓力，他竟喝了自己的尿。王泰把尿滋到女同學頭上，也誣賴是高羊所為，致使後者被學校開除。“文革”時，高羊因為不肯說出母親的埋葬地點而遭毒打。雖然他一開始就給黃書記下跪求饒，可還是被上了酷刑，並被強迫喝自己的尿。三中全會後，他家摘了地主帽子，土地承包到戶，他過上了比他爸媽解放前當“地主”時還好的日子，感到心滿意足。但是，他的自卑心理並沒改變。他說：“咱這些莊戶人家不能跟好人家比較，咱只能跟叫花子比，人就得知足，就得能自己糟踐自己。”他的自我歧視已經達到相當深的程度了。

高羊雖然不再因家庭出身而受到非人待遇，可他並沒感到自己變成了堂堂正正的人。當他被抓進監獄，盯著和自己關在一起的殺人犯時，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人”。監獄女醫生給他看病都讓他受寵若驚，心想“哪怕立刻死在這間監室里，我也夠本啦！一個高級的女人摸過我的額頭，人活一世，也不過如此了”。後來監獄中的女理髮師給他理髮時，他又感到“這麼高級的女人給我剃過頭，死了也知足了”。這種卑屈的喜悅，透露出他長期生活在高壓的環境中，深受歧視和欺辱，人格已受到了嚴重的摧殘。

高羊對於不公平的事，絕不會去抗爭。他曾勸別人：“忍著吧，忍過來是個人，忍不過來就是個鬼。”他參與暴動純屬偶然。在憤怒的人群包圍縣政府抗議時，他還同情縣長：“縣長是一縣之主，難道還讓他替我賣蒜薹，即使把蒜薹都爛了，也不能讓縣長去賣蒜薹。”可是，後來他被人裹挾進入縣政府，那皇宮般的大樓讓他心理產生不平衡。“眼前的所有豪華設施都是那麼招他嫉恨”。他不由自主地把仙人掌、魚缸對準窗玻璃投過去。後來，警察拘捕他時，他都不知自己犯了什麼罪。警察打得他發出慘叫。在監獄中，同室的殺人犯和盜竊犯殘酷折磨他，逼他又一次喝了自己的尿。受審時，他主動揭發了方四嬸點火。之後，他在心裡下定決心：“出去后，哪怕人家把屎拉到他頭上，他也不罵也不打，不找地方說理。”也就是說，他會永遠當一個最馴服的順民。

三次喝尿，象徵高羊在各個時期都受到非人待遇。他從來沒能挺直腰桿做人，更別提受人尊重了。

高馬

高馬是高度自覺的暴民，是那場暴動的煽動者之一。在蒜民圍著縣政府抗議時，他跳到車上大喊“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義”等口號，然後帶頭把自己賣不出去的大蒜都拋到縣政府院里。衝進縣政府大樓后，他砸碎了兩部電話機，放火焚燒了一批檔案，還打傷了一名打字員。他很清楚自己的行為是犯法，事後一直等著警察來抓他。在法庭上，他對審判員們大喊：“我恨不得活剝了你們這群貪官污吏的皮。"審判長說：“黨和政府的大多數幹部還是好的嘛。”高馬立刻反駁說：“天下烏鴉一般黑。”

高馬痛恨所有當官者由來已久，並不光是因蒜薹滯銷事件而起。他在當兵的時候就總結出來：“當幹部就要賣良心，不賣良心當不了幹部。”因為得罪了團長小姨子，他沒提成幹部，反而背了個犯錯誤的罪名被“複員”了。回鄉后，他和金菊熱戀，又受到她父母反對，還挨了打。他到鄉政府找民政助理告狀，楊助理卻正好是和方家換親那人家的遠親。楊助理罵方家兄弟不夠狠，對高馬說：“要是我，就打斷你的狗腿，讓你爬回家去。”金菊和高馬私奔后，楊助理開車帶著方家兄弟，把他們抓了回來，還把高馬打得半死，並把後者身上（賣掉一切家產所得）的錢都搶走了。因為金菊已有身孕，她父親同意她嫁高馬，但是要後者先交出一萬塊錢。高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蒜薹上，可因為他們村原先與外縣訂的蒜薹合同被本縣領導禁止，外縣來收購蒜薹，鄉供銷社領導又派人攆等等原因，大蒜從大幅跌價到最後完全滯銷。高馬感到自己被逼到絕境，所以才有登高一呼的表現。他被追捕后，金菊沒等肚子里的孩子出生，就上吊自殺了。高馬聽說金菊屍體被賣給別人結陰婚後，試圖越獄報仇，結果慘遭擊斃。

作品主題

小說以“蒜薹事件”為經，以高羊、高馬、金菊、方四叔、方四嬸的生活經歷為緯，深刻地、多角度多側面地描寫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當時當下的生存狀態，以及由此引發的悲劇故事。並剖析了農村文化的落後、思想的貧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導致“方四叔車輪下慘死”、“金菊上吊自殺”種種悲劇發生的原因。並未按讀者習慣的模式來進行敘述，而是從“蒜薹事件”發生后，警察抓捕高羊與高馬開始，把高馬與金菊的戀愛故事與現實中的高羊被抓、高馬逃亡交叉敘述。當讀者在撲朔迷離而又生動具體的描寫中感受著警察的卑鄙無恥、鄉助理的以私循法、縣長的瀆職害民、稅務與工商的營私舞弊的場景中，整個情節的面紗也被逐漸揭開。

一、“蒜薹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卻發生了。“蒜薹”價格的不斷提高，使天堂縣領導者看到了其中的利益，於是天堂縣決定大面積種植蒜薹。然而決策者卻忽略了後期一系列問題。當因蒜薹滯銷，百姓心急如焚的時候，領導不但沒有及時出面解決問題，反而自己躲了起來，拔掉電話線，不露面。同時暗中抓緊對百姓盤剝，增收更種名目的稅費。當百姓砸碎玻璃、割破沙發表示不滿的時候，他們仍舊不出來解決問題，反而增高院牆。天堂縣的縣長彷彿是一地的土皇帝，掌握一方的霸權。中國有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古話，可是就因是縣長的車出了命案，就可以賠幾千元錢就解決問題，這就更加深了百姓的怨恨。

二、“高馬、金菊”的悲劇愛情“蒜薹事件”飽含的是政治的批判，而高馬和金菊的愛情則是當代農村真正的悲劇。悲劇和時代錯位，或許正因為不該發生卻發生了，也才更血淋淋的刺痛人心。高馬、金菊的悲劇愛情是和當時城市中自由的愛情相對照的，且潛在著城與鄉，文明和愚昧的比對。造成高馬和金菊愛情悲劇的根本原因是農村經濟的不發達。百姓生活窮苦，為了繁衍後代，不得不採取換親的形式。在舊社會，換親的發生似乎很正常，然而當換親發生在80年代，就顯得不可思議了。戀愛不自主、婚姻不自主，這早已在“五四”啟蒙時代討論過的話題，又重新擺了眼前。“五四”啟蒙的不徹底，值得深思。時間流走了七十多年，只可惜，陋俗依在。雖然城市的街道滿是些簇擁摟抱的自由戀愛的男女，而鄉村中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思議之餘，我們感嘆的是生存的無奈。只有金菊成為這“三換親”的犧牲品，才能給四十多歲的“大哥”找到媳婦。她任由著父親、母親、兄弟的擺布，嫁給她自己並不愛的人。她，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作為他們的私有財產，為了實現他們的目的，像物一樣，被交換著。當她愛上了高馬的時候，她才為她自己活著。然而她為自己幸福努力的時候，換來的卻是社會的不接受，甚至連她的父兄都不承認她是他們的親人。她以自殺的方式逃避這個世界，用死的反抗來捍衛些什麼。她至死也沒讓她和高馬的孩子來到人間，儘管這個帶有靈性的小孩咒罵著父母，迫不及待的想要來到世界。她用切身的體驗向孩子解釋世界的殘忍。金菊在死後也不得安生，方家兄弟對於錢財的貪婪，給她舉行了陰婚。陰婚的背後卻是落後、愚昧的鄉村文化傳統。

警察抓捕的馬臉青年被扣在馬路邊的樹上，又被過路的車撞死；蒜薹未賣出，四叔卻在歸家路上被鄉委書記的車撞死；看守所里的所謂的死囚不過是因不公待遇而打人一棍，卻被判死刑而且上訴未果最後被執行槍斃；金菊在高馬被捕後來到高馬四壁空空的家中，帶著即將臨盆的孩子吊死在高馬家的門框上；四嬸因老伴橫死且未得到公正判決而在衝擊縣府時放火泄憤，在牢里犯病也未得到相應醫治，雖然最後保外就醫卻因換婚親家掘了金菊的墳而上吊自殺。只有高羊因為膽小怯懦、逆來順受的個性而得以在勞改中苟且偷生。其他的蒜農也遭受著法律的“公正判決”。雖然在小說的結尾，上級黨組織發現並糾正了天堂縣的官僚主義作風，相關人員也受到了處分，但農民們的窮困與不幸卻還是未見到曙光。作者以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站在農民的立場，毫不留情地用筆把農民們的辛酸與屈辱描述得淋漓盡致，讓讀者在驚心動魄的畫面中感到到現實的殘酷與可悲。

值得稱道的是，在作品中，作者雖然寫出了有著阿Q式個性的高羊、循私枉法的鄉助理、害民擾民的稅務工商等各色人等以及讓人痛恨的披著共產黨外衣而不顧人民死活的縣長和縣委書記等人，讓人感到了時代的沉重，同時也塑造了具有反抗精神的高馬，同時，雖然用墨不多，但那個軍人出身的鄭老漢的兒子在法庭上的辯護，也閃耀著真理的光輝。其實，那個軍人的形象，正是作者的良心，也是千百萬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群眾的心聲。而對那些窮困的百姓，作者也並未一味地肯定，而是寫出了他們的愚昧與自私。因此，作者是在批判著現實的黑暗的同時，也在批判著人性的醜陋。作者以他犀利的筆鋒，撕開了現實與人性的雙重表皮，並把真相赤裸裸地坦露在讀者的面前，令人振聾發聵。

藝術手法

人物心理分析

一、人物心理的襯托

在小說中高馬與金菊作為一對戀愛的人，內心的心理活動是相當豐富的，莫言對他們的心理狀態也進行了充分的表現，細膩的刻畫出了他們內心的狀態。在刻畫他們的心理狀態的同時，作品中出現了一個活潑的紅色馬駒形象，紅色馬駒與人物的心理變化密切相關，通過其活動，從側面襯托出了人物的心理狀態，也增加了作品的內涵。紅色小馬駒第一次在作品中出現是在夜晚的打麥場，小紅馬駒在打麥場的邊緣來回跑，發出嗒嗒的聲音。循環往複的聲音造成了一種節奏感和緊張感，這種氛圍與高馬當時的心情類似。在眾目睽睽之下，高馬一次次試探性地向金菊靠近，像“鬧革命”一樣，穩紮穩打，試探成功，然後前進，形成了像打仗一樣的節奏感。同時，在眾人聚集的地方，要想要牽金菊的手是有風險和壓力的。金菊已經定親，在農村，這就相當於已經確定了她與對象的夫妻關係，對定了親的金菊表示愛意，是會遭到村人的鄙視的。同時，金菊是否喜歡自己，高馬不敢確定，因為兩個人就聊過一次，以後的一年，每次高馬想與金菊說話時，金菊都會避開。如果金菊不喜歡自己，自己貿然抓她的手，金菊在人群中大喊的話，高馬就會身敗名裂。所以，高馬在眾人聚集的地方牽金菊的手存在著很大風險，其當時內心也緊張到了極點，就連四嬸的一聲咳嗽都能讓他打一個冷戰，渾身涼透。馬駒跑動發出的嗒嗒聲與高馬內心的緊張感內外呼應，將高馬當時的極度緊張狀態形象地表現了出來。牽手后的第二天晚上，高馬在金菊家門口等待金菊赴約，不確定金菊是否願意出來與自己見面，高馬內心忐忑。小馬駒時而跑到溝里，有時而半真半假的吃麥秸，正如焦急等待愛人出現的高馬，內心焦急、煩躁。金菊家的大門一聲響，高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高興的是終於有人出來，而且很可能就是金菊。這時候，小馬駒緊張而又興奮地飛跑，馬蹄彈起的泥土打在麥秸垛上發出響聲，掩飾不住內心的狂喜。這也是高馬聽到金菊家的門打開后的反應，是否是金菊？這是一個關鍵而令人緊張的問題。如果走出來的是金菊，那麼自己的愛情終於得到了回應，又非常值得高興。所以，此時的高馬既緊張又興奮，與紅色馬駒的行動相互襯托，高馬內心的狀態通過小馬駒的行動得到外化，有了一種活潑的動態美。

二、希望的象徵

恩格曾經說過“人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其它實體的支持，但這些實體不是高級的實體，不是天使，而是低級的實體，是動物。”小紅馬駒在作品中屢次出現，不僅反映了人物的內心活動，還在金菊與高馬受到委屈或者毒打的時候給予安慰，充滿了溫暖色彩，給他們以行動和生存下去的動力與希望。所以，對於金菊與高馬來說，小紅馬駒代表了希望，是希望的象徵。高馬看了金菊的婚約以後，準備到金菊家講明強迫婚姻的不合法性，這無異於是“自尋死路”。作為方家的簽訂換親婚約的破壞者，高馬主動到方家，這已經是自投羅網。如果再從有利於自己的角度向方家講明換親是違法的，應該自由戀愛，成全他和金菊，這無異於火上澆油，打鬥是非常可能發生的。同時，作為影響婚約實現的不安因子，高馬出現在方家，並進行遊說，這在方家人看來無異於是對他們全家的一種挑釁與侮辱，方家豈能善罷甘休！高馬是非常明白到金菊家的危險性的。但是，他愛金菊，不願意讓金菊嫁給有病的劉勝利。所以，他內心非常猶豫，方家父子的兇狠讓他卻步，金菊的眼淚促使他前進。到了金菊家門口的時候，棗紅小馬駒出現在打麥場上，但是老馬的嘶鳴使他飛快地跑走了。高馬變得頭暈目眩，本來滿滿的信心和說服金菊家人的願望消失得無影無蹤，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紅色馬駒與高馬內心的信念相聯繫，它的離去也暗示了高馬內心希望的消失。挨打后的高馬被扔在巷子里，紅色馬駒的撫慰讓他不顧自身的傷痛，第二天就到了鄉政府，尋求政府部門的幫助。不僅如此，小馬駒還給金菊以希望。在金菊給四嬸送飯回家的時候，肚子里的孩子要出來看看外面的世界，絕望的金菊把外界的蒜薹、鸚鵡等說成是恐怖的東西，以此來阻止孩子想到世界上看看的願望。小紅馬駒將頭伸到金菊旁邊，用舌頭舔著金菊，對絕望的金菊進行安慰。金菊為了讓自己決心堅定，推開它的頭，免得自己的冷漠口氣被動搖。當高馬發現金菊自殺之後，精神處於崩潰的狀態，在砍殺鸚鵡精疲力盡之際，聽到馬蹄聲亢奮得難以自持，懇求小馬駒不要走，但是，小馬駒還是離他而去，消失在黑暗中。高馬開始陷入瘋狂與崩潰，開始仇視權力的掌握者。即使被誣陷（把馬臉青年的罪名都安到了他的頭上），他也不再在乎，一副無牽無掛，反抗到底的樣子。小馬駒的出現，使金菊和高馬充滿了對於愛情的希望，小馬駒在他們遭受毒打的時候給予溫情的安慰，在金菊對人間絕望的時候帶來溫暖與關愛。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小馬駒是希望的象徵。小馬駒存在的時候，高馬與金菊有堅持下去的勇氣，小馬駒離開后，高馬陷入了絕望。

三、愛情的見證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紅色馬駒最初出現在打麥場上，是高馬準備牽金菊的手的時候，最後一次出現是在高馬發現金菊死後內心絕望的時刻，高馬與金菊的愛情從萌芽到發展，到抗爭，到最後金菊放棄生命與愛情，在他們戀愛的每一階段，紅色馬駒都出現了，並見證了兩人愛情的發展。高馬第一次做出愛的行動，在打麥場上準備抓金菊的手的時候，紅色馬駒在打麥場嗒嗒地跑著。高馬約金菊見面的時候，紅色馬駒見到金菊出門，高興地飛跑，歡欣鼓舞。高馬被方家兄弟打暈扔到巷子里醒后，首先看到的是站在面前的紅色馬駒，它用嘴巴蹭著高馬的手背，對高馬起到了安慰作用。兩人私奔被帶回，紅色的馬駒出現在蒼馬縣的辣椒地里，看到了兩人遭受的毒打的場面。最後，紅色馬駒也經歷了金菊嚇唬肚子里的孩子，不讓他出來見識外面的世界，並最終放棄自己的生命，走向死亡的過程

敘事手法

小說的正文是敘述者全知型的敘述。小說打亂了故事順序，靈活運用了互文、倒敘、插敘等手法，分別敘述了高羊、高馬和方四嬸一家的故事。

《天堂蒜薹之歌》鋪設了兩條情節的發展線索：一條是高羊的經歷，另一條是高馬與金菊從戀情的萌發到愛情毀滅的悲劇。第一章從蒜薹事件發生后警察抓捕高羊、高馬逃脫開始寫起，露出了這兩條線索的頭緒。第二章的故事時間則回到了蒜薹事件的前一年，即高馬與方金菊戀情的萌發時。第一、三、五、七、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等章節敘述了高羊在蒜薹事件前後的經歷，是現在進行時的敘述，高羊被捕，押解到鄉政府，乘囚車去縣裡、被關押在看守所，獄中生病，法庭受審等都是按時間順序進行的敘述。在順時敘述高羊的經歷時，也穿插了高羊的回憶：少年時的苦難、母親的去世、失明的女兒、分娩的妻子、剛出生的兒子等家庭情況。第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三、十七等章，主要講述了高馬和方金菊的戀情，是過去完成時的敘述，換親、私奔逃婚、被捉遭打、金菊上吊、高馬參與蒜薹事件等，都是倒敘。兩條時間線索在第十三章重合在一起，被追捕的高馬回到家看到上吊自盡的金菊后，滿腔悲憤，委託鄰居處理完後事，似乎了卻了心愿，於是便束手就擒。經過短暫的重合后，第十四章又是倒敘，敘述了方四叔遇車禍而亡的經過。最終，兩條時間線索在法庭審判時匯聚到一起。這兩條時間線索齊頭並進，推動著故事的發展，而方四嬸的故事則在這兩條敘事線索的相互交織和推進中，得以完整地展現出來。這兩條線索雖然以高羊、高馬為中心，實際上是講述了三家的故事。這種分別敘述人物故事的方法，與古代章回小說中的“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敘述手法非常接近。在敘述中，敘事現場的現在時和人物對過去經歷回顧的過去時交叉出現，錯落地呈現出人物命運遭際的變化。這種敘述角度的多重轉換，在結構上的時空交錯和剪輯，更能顯示出敘事的魅力。在《天堂蒜薹之歌》的敘事結構力中，敘述者以自己的良知、對官僚主義的義憤和對農民遭遇的同情，如實地說明了蒜薹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小說的最後一章，也就是第二十一章，是《群眾日報》的通訊、述評和社論，交代了對蒜薹事件的處理結果、由此事件引發的思考，包括應當吸取的教訓。這一章既批評了天堂縣委、縣政府領導嚴重的官僚主義、漠視群眾利益的失職行為，最終導致的蒜薹事件發生的錯誤，又批判了砸、搶、火燒縣政府大樓的不法行徑，指出了不能用無政府主義反官僚主義，對少數不法分子懲處的必要性，從官方的立場和角度對天堂蒜薹事件進行了敘述。在小說的每一章前面，有天堂縣民間藝人盲人張扣演唱的歌謠片斷。張扣是蒜薹事件的經歷者，他的這些歌謠呈現出蒜薹事件的前因後果、官逼民反的過程。張扣的唱詞對官僚不顧群眾的利益致使蒜薹大量腐爛的行徑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義正詞嚴，悲憤滿腔，酣暢淋漓。作者在第二十章寫了張扣因唱《天堂蒜薹之歌》遭到威脅被害致死的結局，這是民間的角度和立場。從這三個角度、三種立場所作的敘述，都是某種意識形態話語。張扣的唱詞是民間意識形態話語，按現在的說法也就是“草根”話語；敘述者是精英意識形態的代言人；《群眾日報》上的文章則是典型的官方話語。他們以各自的立場和各自話語的敘述，形成了一個眾聲喧嘩的大合唱。是非曲直，有待讀者評說。同時，這三種敘述話語也形成了三個文本。這些報紙上的通訊、述評和社論以及張扣的唱詞，與小說融為一體，構成了一個多重文本。暗合了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結構現實主義的手法，以跨文體的形式，顛覆了傳統的小說文體模式。

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鑲嵌進其他文體類型，如張扣的唱詞屬於民間說唱的韻文文體，也是一種口頭傳唱的文學語體。第二十一章《群眾日報》中的文章都不是文學文體，其中的新聞報道屬於新聞文體，述評和社論屬於政論文體，在語言表達形式上也具有各自文體的特點。而小說的正文則屬於傳統的小說敘述文體。這多種文體被組合在一個敘事結構中，構成一部跨文體的小說。這些不同的文體形式，雖然處於同一小說母體之中，但依然保持了各自的獨立個性，具有各自文體的話語風格，同時，又沒有影響小說整體結構的穩定性。通過這種不同文體的穿插、組合，突破了小說傳統文體的規範，使讀者在多種文體的相互參照中，感受到這種全新的文體形式帶來的一種陌生和新鮮的審美體驗。小說中的這些不同的文體所形成的文本，既有文本之間空間上的組合關係，又有此時的文本與彼時的文本在時間上的聚合關係。如敘述者的敘述與報紙的文章都是在蒜薹事件后的敘述，是過去完成時；而張扣的唱詞則是即時的、現在進行時。多重文本的相互交叉、相互指涉、相互影響、相互印證，展示出互文性景觀，也使蒜薹事件得以立體式的呈現。多重文本的結構方式，使傳統小說的封閉文本變成了一個開放的文本。張扣的唱詞和《群眾日報》上的文章，既起到補充小說正文的作用，又可以獨立存在。讀者可以將每章之前張扣的唱詞聯繫起來，作為一個獨立的閱讀單位來閱讀；也可以直接閱讀報紙上的文章，即第二十一章。對這兩個文本的閱讀，都能獲得對事件經過的大體了解，並可以與小說的正文互相印證。這種開放的文本，能使閱讀主體的創造性得以發揮。小說就這樣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三個不同的立場，用三個文本將天堂蒜薹事件全面、立體的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三個文本哪一個更接近於真相，現代主義認為客觀的敘事話語並不能將事件置於一個透明的空間中，這就為這一事件提供了多樣性敘述的可能。莫言也沒有打算再現“蒜薹事件”的過程、進而以揭示事件真相為旨歸。小說的寫作並不能完成對真相的揭示，但用巴特的話來說，它卻創造了一種“現實效應”。這種“現實效應”也可以說是小說創作中的逼真性。為了滿足逼真性的要求，作者可以進行虛構。因為事件的再現是現實的和可能的混合體。可以說，這三個文本站在各自的立場，從各自視角，運用各自的話語方式的敘述，都豐富了讀者對“蒜薹事件”的認識。

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莫言綜合運用了聯想、回憶、幻覺、夢魘等西方現代派手法，來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並與民族傳統的敘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敘事方法顯得錯落有致而豐富多姿。如方四叔遇車禍身亡後去鄉里討說法的情形，就是通過方四嬸在牢里的回憶呈現出來的。第十章金菊與尚未出生的腹中嬰兒的對話，第十二章高羊在夢中與母親的相見與對話，第十三章高馬與金菊屍體的對話，顯然不是傳統的敘事方式，而帶有濃重的現代派色彩。還有第七章，高羊在監牢里被中年犯人強迫喝自己的尿，使他回憶起少年時喝自己尿的經歷，到第十二章又聯想到娘死後被關在大隊部，治保主任強迫自己喝尿的遭遇。由喝尿而引發的兩個生活片斷的回憶和聯想，就交代出他因出身地主而遭遇的種種苦難和屈辱，也勾勒出高羊幾十年的生活道路的變化。第十五章方四嬸在牢里夢中與方四叔會見，醒后回憶起方四叔死後兩個兒子種種無恥、卑劣的表現，這些回憶、聯想、夢魘等都是在正常敘事過程中的停頓，是在瞬間完成的，並未影響故事的行進。這些人物意識的流動，是在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出現的，可以說也是虛寫。但這種虛寫卻可以作為實寫的補充，將正常的現實敘事中尚未寫出的一些事件呈現出來，使得所敘述的故事更加完整和縝密。虛寫與實寫交織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整體。瞎子張扣是小說的敘事結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角色。他是“天堂蒜薹之歌”的創作者和演唱者。同時，他又是小說中的人物，是一個被敘述者，高馬與金菊戀情的萌發，就起始於觀看張扣的演唱會。第十六章描寫了張扣在廣場上唱出了方四叔慘遭車禍的冤情，也為民怨鼎沸的群眾指出了去找縣長的出路。第二十章交代了張扣因言獲罪而慘死的結局。這一人物在小說中的作用與賈平凹《廢都》中撿破爛的老頭有些相似。收破爛的老頭唱的流行段子，顯然也有著批判現實的意味。但是這一角色卻遊離於故事情節之外，與小說的整體結構無大的關聯。而張扣卻是小說結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其重要作用是《廢都》中收破爛的老頭不可比擬的。張扣的作用又與《紅樓夢》中的癩頭和尚和跛足道人相像，一僧一道是《紅樓夢》中推動情節發展的樞紐，每當寶玉陷入困境時，兩人都會出現，在情節的發展中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但張扣卻沒有僧道二人的預知前生後世的能力，在情節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也不明顯。但他是蒜薹事件的經歷者和參與者，當蒜農聚集在廣場時，他唱出了“孩子哭了抱給親娘，賣不了蒜薹去找縣長”，成為蒜薹事件的鼓動者，自覺地為老百姓代言。他的歌謠中既有群眾因種大蒜而致富的欣喜，也有對基層官員橫徵暴斂的憤恨，但更多的卻是因政府的作為致使蒜薹滯銷腐爛而激發的滿腔義憤。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諾貝爾獎官網摘錄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節，作為對莫言作品的介紹，並且從1988年創作之後被翻譯成多國文字語言銷往西方多個國家。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隋雙雙：《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一部反映現實的力作，在現實的描寫中，莫言加入魔幻的元素，使作品擁有了豐富的內涵和美學意義。

瀋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李金花：《天堂蒜薹之歌》作為莫言早期作品，所呈現的現實關注，奠定了他的文學基調。本文試圖探討莫言在文本中針對“蒜薹事件”所顯露的現實批判以及挖掘高馬和金菊愛情悲劇的成因。

莫言出生於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謨業，山東高密縣人，中國當代著名作家。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青島科技大學客座教授。

1980年代中以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複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莫言在小說中構造獨特的主觀感覺世界，天馬行空的敘述，陌生化的處理，塑造神秘超驗的對象世界，帶有明顯的“先鋒”色彩。2011年8月，莫言憑藉長篇小說《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2012年10月11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國獲諾貝爾獎第一人。

主要作品有《檀香刑》、《豐乳肥臀》、《透明的紅蘿蔔》、《藏寶圖》、《四十一炮》、《拇指銬》、《白狗鞦韆架》、《酒國》、《食草家族》、《紅樹林》、《戰友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