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元錫

鄧元錫從小敏穎好學，志向高遠，少就讀於縣城凜山精舍、正宗書院。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為不利舉業，在川曰：“譬之豢龍，隨其所嗜，豈必膏粱耶？”年十七即能行社倉法，儲糧備荒，賑災扶困，深得鄉人欽佩。聞羅近溪講學，從之游。后又遊學吉安學於諸先達，拜各地有名望的學者為師。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舉后，便杜門謝客，潛心著述，認為“浮世功名”是和做學問相背馳的，從鄒守益、劉邦采、劉陽等人為學，互相切磋。自號“潛谷”，歷寒暑30載，因其學識淵博，見解深奧，終於成為當時知名的學者，被人稱為“潛谷先生”。

他一生嗜學好古，隱德勿曜。休寧人范淶任建昌知府，特別器重鄧元錫，後為南昌知府時，於萬曆十六年（1588）入朝述職中，薦舉鄧元錫。南京祭酒趙用賢，御史王道顯，巡按御史秦大夔、韓國禎等都先後薦舉他入朝，他卻極力推辭。在《乞放歸田疏》中，陳辭懇切，執意堅誠。最後，因朝廷特准其免予部試，以“翰林侍”詔徵召，吏部專人持詔催促他起程，並責其限日赴任，才勉強從命。動身前前往生母墓祭辭，不幸病故於墓所，年六十六。鄉人私謚他為“文統先生”。世人將他與吳與弼、劉元卿、章潢合稱為“江右四君子”。

鄧元錫的學術思想淵源於王守仁，但不盡宗其說。反對當時心學“學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皆桎梏也”之說，認為：“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主靜和收攝放心。他讀書雖多，而要歸於六經。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為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為發先儒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謂：“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潔耳。

清代名儒黃宗羲在他的《明儒學案》中指出“鄧潛谷雜著，近世‘心宗’盛行說者，無慮歸於禪乘”，指明了鄧元錫的思想淵源。並將他的學說列入《江右王門學案》之九（卷二十四）作了專門介紹，摘錄了部分語錄和文章。元錫之說“以本天為宗，以入微為竅，以防危為功，以由微而達諸天為極。而一務於精知質行以中用。”他主張，道本於天，而人的任務是，用“入微”“防危”的方法，嚴格遵照古代聖賢的垂訓去做，明悉天理，誠信為之，以期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並以此來指導生活實踐。在鄧元錫的那個時代，理學空前繁榮，各種思潮異常活躍，其中以王陽明為首的“心學”最為盛行。而在王門內部也是流派四起，異說紛呈。作為衣缽傳人的鄒守益、劉邦采等人，竭力宣傳陽明的正宗學說。當時，“心宗”里有一種提法：“學唯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桎梏也。”認為“心”才是世界的本原。遊學於王門正派的鄧元錫非常反對這種說法，駁斥道：“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他極力推崇古代聖賢的經論，反對將“心”與“道”、“知”與“行”混為一談。這與當時“心即理”“知行合一”的“心學”學說無異水火。因此，應該說，鄧元錫的學術思想源於“心學”，但宗旨歸於《六經》。他對古典《六經》崇拜至極，由衷贊道：“大哉！先師之《六經》乎，洋洋乎天人之奧，倫物之情備是矣。刪述垂訓，功至罔極。近世學者，牽滯聞見，迷離於原本。其師心自用，竟口實於《六經》註腳之語，蔑問學而不事。吾深病之。”他對當時一些學者離經叛道，僅局限於經書註釋而不求甚解的做法極其反感，體現了他嚴謹治學態度和知識的淵博。

元錫編撰的《五經繹》包括《六經》中的《書繹》《詩繹》《三禮繹》《春秋通》《易繹》，收錄於《四庫》的“經部”。他說：“《書》《詩》《禮》《樂》《春秋》，天之五運乎。《易》秉奧符，則其元命也。天道恢恢，豈不大哉？神明默成之至矣。”在撰著中，他對原書的字句加以註解，對文意作出詮釋，並著重於自己的感悟見解，在經文之後各附大量批語及文章。他在解讀《尚書》時，“莫重於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之旨”，從中看到了關於人心、道心的哲學。因此，他把《書》看著是學習的最高榜樣，自己常按書中垂訓做，獲益非淺。在評論《詩經》時，他認為“‘風’主情，足以興；‘雅’主性，足以正；‘頌’通神明，則極而至於命。”《三禮繹》是指古代《曲禮》、《儀禮》、《周禮》，在編繹時，他調整了原書的部分秩序，總結指出：“《曲禮》制，人道有理，亡而人道或幾乎息。《儀禮》者，先王所以訓齊天下，經仁義之大端也；亡而國有失俗。《周禮》制，而天道以明，亡而朝無守官。”對於《春秋》，因字句不能隨意作注，便統而言之，纂《春秋通》。《易》，本是鄧元錫最擅長的，晚年更加嗜好，他對其中各卦爻均作了註解，並根據《易》文，創作了《先天圖原》、《後天圖原》、《周易卦序》、《十翼通》、《偶圖說》諸篇。《易繹》本來在他死前尚未完稿成書，他說：“《易》理精奧，稍著意見，落言猶難，以俟后聖不或。”後來，其弟子代為刊行。《函史》、《皇明書》為史書，均被列入在《四庫》的“史部”，。《函史》分上下兩編，上編所載從洪荒時代至元朝，取材於歷代諸史，秉承《六經》宗旨而作。其目的在於“考觀天人貞一統，察古今離合之變，王道隆污、道術善變之故。”其內容有“表、紀、謨、訓、述、傳、志”等。下編按“天、地、人”三大部分編撰，記時由上古至明朝，內容列分為“天官、方域、人官”等二十一類，結構嚴密，秩序井然。《皇明書》所記，起於明太祖朱元璋，迄於嘉靖。記載了明朝各時期的人物、事件，還重點記錄了其文化發展史，並在體例上有所創新，第一次將《心學》單列於《理學》，是為創舉，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的理學觀點。《潛學稿》錄於《四庫》“集部”，為其弟子左景賢刊梓，彙集了鄧元錫畢生創作的詩文論說、書札語錄等。其語錄極力屏除心學的影響，歸依經典，甚為篤實，在當時尤為難能可貴。其他未見載《四庫全書》者，還有《四書》、《周易》、《子約》、《集約》、《詩約》等書，皆為經史類集著。

鄧元錫一生著述極其豐碩，根據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他作品統計，僅收錄該書的便多達5部200卷。其中，《五經繹》15卷，《三禮編繹》26卷，《函史》上編81卷、下編21卷，《皇明書》45卷，《潛學稿》12卷。其他尚有見載於他處者。他的著作“皆足闡衍聖賢，薈萃古今”之作。其內容概括起來，有對古代《六經》及諸子著作的註解論述，有對各年代歷史的編撰評說，有對明朝歷史的記載及其文化學說的敘述，還有他自己一生創作的詩文論著、書札語錄。《四庫》對其著貶多褒寡，頗有微詞。而會稽陶望齡則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潛學稿》序中說：“潛谷先生，據道也實矣，然後繹之乎經；離經也通矣，然後函之乎史；肄史也洽矣，然後摛之為文。其文意行理譴而命於法，凝立萬行而余於態，莊嚴雅奏而極於情。若繭絲有緒，布帛有幅，纊有溫，珠玉有澤。蓋明興以來，為《六經》之文者，自先生始。”是論儘管有些誇大其辭，但充分肯定了著作的成功。

鄧元錫是一名理學家、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著作家。他除編撰了宏篇巨著的經史著作外，在論文撰寫、詩歌創作等方面也頗有建樹，文采非凡。他平生不輕易以文章作應酬，偶爾為之，多為同志之間闡經論理，進行學術交流。他的作品宏博古奧，精深縝密。文章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引經據典，說理通透。文風師法周漢，雄渾極變，莊重典雅，情理並茂。《函史》上下編的兩篇自序，比較能體現他的文章風格。《江右古文選》對兩序評價說：“綜括靡遺，貫通推闡。如列眉畫沙，有條不混。挈領提綱，達達鑿鑿。”在詩歌創作方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實，記錄了歷史事件。如《途中雜詩》：“河水走平土，郡邑何逼側。君莫問河防，河防無上策。”對當局“河防無上策”，造成河水泛濫的河防現實進行了揭露。又如《初夏登眺天峰》：“江城開宿雨，孤嶠其躋攀。龍氣留蒼壁，鶯聲響碧灣。。危峰斜帶廓，幽徑曲盤山。不少東林興，迢遙未忍還。”這裡的“東林”即指當時的“東林黨”。還有不少詩作則反映了他遁隱之情，人生感悟。如《擬古》。“人皆願延年，延年欲奚為？一夕復一朝，忽與百歲期。誰能系西山，長掛扶桑枝？群流赴巨壑，寧復有還時？劉安將雞犬，八公徒愕眙。秦皇與漢武，但為方士嗤。”其詩多為古代近體，沉鬱蒼麗，漸風雅，自成一家。

鄧元錫的學業無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品德操行同樣令人欽佩。他為人親孝仁厚，有情有義。15歲時，父親去世，悲痛欲絕，傷心過度，以至於“水漿不入口”。身為長子的他從此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他殷勤侍奉嫡庶二母，家門凜肅；撫養弟妹，恩愛有加。16歲時，張檟成孤兒，投奔於他，寄養了14年。後來，同窗好友朱僅及恩師先後夭亡，均無子嗣，兩家人又都托養於他。17歲時，他仿古人推行“社倉法”，宗旨在於救貧濟困。先是在本族內建倉，開展得有聲有色，後來，加入的人越來越多，便合鄉為社，做得紅紅火火。一直堅持了四十年，救助貧困不計其數。居母孝，他廬墓三年，為人稱道：“吾邑孔子也。”他行事端莊大方，有禮有節。在高中鄉舉、學術有成之後，名聲遠揚，權貴名流慕名相邀，絡繹不絕，但他從不折節輕易拜訪。還有人送禮相請，也都一口拒絕。他與朋友相交於心，從不願撈取絲毫利益，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對那些接踵而至前來問學者，他卻不厭其煩，誨之不倦。到晚年，不喜為人師，只有幾個象鄧澄一樣感情深厚的人亦師亦友相稱從學。

美德千秋頌，華章萬古傳。鄧元錫去世后，人們敬重他的為人，私謚“文統先生”。為紀念他的豐功偉德，他的弟子在縣城為他建立祠廟，每月初一、十五在祠中行禮講學。其後又被列入府、縣鄉賢祠供奉，並作為江西名人請進豫章理學名賢祠。他的事迹被列專於《明史》、《江西通志》、《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及府縣誌。他的著作除收錄於《四庫全書》外，還被珍藏於國內外各大圖書館，其中，《函史》、《三禮編繹》至今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鄧元錫的理學思想，有待於人們研究發掘，他的高尚品德，值得今人弘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