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胤禵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初九酉時生，胤禵出生，生母德妃烏雅氏，原名胤禎。從小聰明過人，才能出眾，胤禟曾語：“胤禵聰明絕頂，才德雙全，我兄弟皆不如也”，胤禵為康熙帝所厚愛，從少年時代起，就頻繁地扈從其父出巡，日常生活中，也往往被給予一些特殊優待。比如說部分皇子蒙父皇恩准，享有支取官物的符權，由大內供給其一家的食用物品。這種做法通常是以一年為限，期滿後由父皇決定是否沿續，而沿續時間愈長，愈能體現出父皇的厚愛，康熙諸子中享此殊遇者不只一人，但時間最長的則是胤禵。自康熙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整整七年，康熙始終特批胤禵一家支領宮物，如果康熙不是猝然離世，胤禵的這一待遇還會沿續下去。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當康熙帝怒斥胤禩妄蓄大志、企圖謀害胤礽時，胤禵挺身而出，跪奏曰：“八阿哥無此心，臣等願保之！”一時間，康熙帝十分憤怒，“出所佩刀欲誅胤禵，皇五子胤祺跪抱勸止，諸皇子叩首懇求，上怒稍解，命諸皇子撻胤禵“，胤禵被打二十大板，行步艱難。但是，這件事情後來反而還令康熙帝感覺到他對兄弟的有情有義，並對胤禵心直口快，表裡如一的品質，有了進一步認識，因此之後更加寵愛他。

胤禵西征之後，康熙帝不僅賞賜給他10萬兩銀子，還將他的幾個兒子時常帶在身邊，並多加賞賜，胤禵雖然爵位只是貝子，但他幾個兒子結婚和幾個親王哥哥長子一個規格，此外，康熙更是對胤禵賞賜頻繁，兄弟中無人能比。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春，準噶爾部首領策妄阿拉布坦出兵進攻西藏，拉藏汗請求清朝中央發兵救援。十月，胤禵被任命為撫遠大將軍統率大軍進駐青海，討伐策妄阿拉布坦，封大將軍王，並以天子親征的規格出征，“用正黃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樣”。十二月，胤禵統帥西征之師起程時，康熙為他舉行了隆重的歡送儀式，“出征之王、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齊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貝勒、貝子、公並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齊集午門外。大將軍胤禵跪受敕印，謝恩行禮畢，隨敕印出午門，乘騎出天安門，由德勝門前往。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並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處。大將軍胤禵望闕叩首行禮，肅隊而行。”

胤禵出征之時，康熙帝曾降旨青海蒙古王公，說：“大將軍王是我皇子，確系良將，帶領大軍，深知有帶兵才能，故令掌生殺重任。爾等或軍務，或巨細事項，均應謹遵大將軍王指示，如能誠意奮勉，既與我當面訓示無異。爾等惟應和睦，身心如一，奮勉力行。”由此可見，胤禵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常之高。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胤禵抵達西寧，開始指揮作戰。他統帥駐防新疆、甘肅和青海等省的八旗、綠營部隊，號稱三十餘萬，實際兵力為十多萬人。胤禵的大將軍是個綜合管理崗位，參與軍事決策指揮，軍隊調度，部署人事，舉薦任命將領，保障後勤，情報收集，安撫穩定軍心，激勵部隊，調節內部和外部矛盾，籠絡達賴喇嘛，青海各部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說服青海各部共同出兵護送達賴喇嘛等等。可謂面臨的事務錯綜複雜，需要極強的綜合能力。在一切準備就緒之後，胤禵即指揮平逆將軍延信由青海、定西將軍葛爾弼由川滇進軍西藏；八月葛爾弼率部進駐拉薩。九月，胤禵命令延信送新封達賴喇嘛進藏，在拉薩舉行了莊嚴的坐床儀式。至此，由策旺阿拉布坦所策動的西藏叛亂徹底平定，胤禵也因此威名遠震。康熙諭令立碑紀念，命宗室、輔國公阿蘭布起草御制碑文。雍正即位后，以碑文並不頌揚其父，“惟稱大將軍胤禵公德”，令將石碑砸毀，重新撰寫碑文。

康熙六十年（1721年）五月胤禵移師甘州（今甘肅省張掖市），企圖乘勝直搗策妄阿拉布坦的巢穴伊犁；一月胤禵回京與康熙商量來年進剿策妄阿拉布坦事宜。后再赴前線，但因軍需運輸困難，康熙決定爭取和平解決準噶爾問題。

雍正在康熙去世后第二天，晉封公延信為貝子，命延信馳驛赴甘州掌撫遠大將軍印信，並下了一道密諭給他：“你抵達后，將大將軍王所有奏摺、所有硃批諭旨及伊之家信全部收繳封固後奏送。如果將軍要親自帶來，你從速開列緣由，在伊家信（等）帶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軟疏怠，（使伊得以）檢閱奏文後，並不全部交來，朕就生你的氣了！若在路上遇見大將軍，勿將此諭稍有泄露。”有歷史學家懷疑雍正如此心急的收繳胤禵與康熙的奏摺，以及嚴防胤禵親自帶奏摺家信到京，是為了銷毀康熙有可能傳位於胤禵的證據，十二月初七日，延信與趕往京城的胤禵在陝西榆林附近相遇了。遵照雍正旨意，延信未向胤禵提及此密諭。十二月二十日，延信行至涼州，當他“聞得大將軍王的小福晉們都於十二月初五日經過涼州朝京城去了”的消息后，即於翌日密奏，並詳細講述了胤禵家屬可能經過的兩條路線以便雍正派出親信，攔截搜索他們可能帶走的家信及其它材料。

經此一舉，胤禵當然十分悲憤，他抵京后，在景山壽皇殿拜徠謁乃父靈柩時，見到雍正，不肯下跪，侍衛拉錫見此僵局，連忙拉他向前。他大發雷霆，怒罵拉錫，併到雍正面前，斥責拉錫無禮，說：“我是皇上親弟，拉錫乃虜獲下賤，若我有不是處，求皇上將我處分，若我無不是處，求皇上即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后胤禩從賬房中走出，“向允禵雲，汝應下跪”，胤禵“寂然無聲而跪”，後來這件事情又成了胤禵的一大罪狀：“阿其那見眾人共議允禵之非。乃向允禵雲，汝應下跪。便寂然無聲而跪。不遵皇上諭旨。止重阿其那一言。結黨背君，公然無忌。”

雍正帝胤禛即位后，為避名諱，除自己與胤祥外，其他皇兄弟都避諱“胤”字而改為“允”，胤禵被改為“允禵”。

康熙帝去世后，胤禵被召回京師，隨即軟禁於景陵讀書，后因皇太後去世，被授於郡王虛銜。隨著雍正統治地位的日漸穩固，雍正對允禵也愈來愈嚴酷。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康熙梓宮運往遵化景陵安葬后，雍正諭令允禵留住景陵附近的湯泉，不許返回京師，並命馬蘭峪總兵范時繹監視他的行動。不久，孝恭仁皇後去世。雍正在慰“皇妣皇太后之心”的幌子下，晉封允禵為郡王，但未賜封號和給予俸銀，注名黃冊仍稱固山貝子。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雍正展開了對當年參與儲位爭奪的兄弟的徹底打擊，允禵被革去王爵，降授固山貝子。雍正四年初，雍正革去允禵固山貝子，諭令把他押回北京，囚禁於景山壽皇殿內。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去世，由乾隆帝繼位。乾隆即皇位不久，便下令釋放自己的十四叔允禵和十叔允䄉。乾隆二年（1737年），允禵被封為奉恩輔國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封多羅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晉為多羅恂郡王，並先後任正黃旗漢軍都統、總管正黃旗覺羅學。不過，這時他年事已高，政治上不可能再有多大的作為。

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初六日，允禵去世。他死後，乾隆賞治喪銀一萬兩，賜謚“勤”。

勇敢無畏

西征期間討論軍隊進藏事宜時，議政大臣商議胤禵應該留在相對安全的大後方，估計是害怕胤禵有任何閃失，承擔不起。胤禵對此很不滿，於是胤禵力排議政大臣所議，堅決的向康熙提出要麼派遣他親自領兵進藏，要麼前往木魯烏蘇親自保證進藏軍隊的後援，康熙對此很讚賞。

雷厲風行

西征未出師前，胤禵已經開始檢查各項軍務狀況，參劾了一名官員。后蒲到西寧，胤禵便立即著手整頓軍務軍紀，根據沿途所獲信息，調查各要員失職情況，隨即參劾了三名官員。（後來其中兩人被康熙革職鎖禁了），這說明胤禵是個十分果斷，雷厲風行的人。

善於納諫的胤禵胤禵雖然十分有主見，但是也很善於聽取有益的建議。藏語文獻《戶口冊與歷史》里曾提到他聽取了投奔清軍的，更了解當地情的阿爾爾布巴的建議，及時地地改了軍事行動方案。（可參考《阿爾布巴闡述平定準噶爾之戰》一文）

領導風範

胤禵在與呼畢勒汗交往的時候，不卑不亢，謙和禮讓，他謙遜的言談舉止與不凡氣度，贏得了呼畢勒罕的尊敬。通過一次次接觸與交往，他與呼畢勒罕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小呼畢勒罕對清王朝也更加恭順，這對於清朝團結青海蒙古王公，使他們協助清軍入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康熙交辦得無論巨細的事情，胤禛均能良好完成康熙時不時在奏摺中加以讚賞。

家庭成員

藏語文獻《戶口冊與歷史》記錄“皇太子（這裡指胤禵）親自斟酒，表彰慰問，平易近人。”

九皇子胤禟：“十四阿哥聰明絕頂，才德雙全，我兄弟皆不如也。”

關於胤禵的本名，有兩種主要說法：一說原名“胤禵”，后改“胤禎”，在雍正帝即位后改用先改回“胤禵”、再改“允禵”；一說原名“胤禎”，雍正帝即位后改“允禵”，且雍正帝為掩蓋事實，還篡改玉牒，使人誤以為其本名就是“胤禵”。

從史料來看，胤禵、胤禎、允禵這三個名字，在史料中都有出現。就《玉牒》而言，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版《玉牒》是按“胤禵”進行表述的，而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直格本《玉牒》中則反映出，當時“胤禵”已經改名為“胤禎”（其中漢文本誤作“胤禛”，滿文本轉寫為injeng）。馮爾康認為，從《玉牒》原件看不出塗改、抽換之類的痕迹，至於整體篡改、重新造出一整套的玉牒，既無佐證，且欲蓋彌彰；吳秀良認為，既然康熙四十五年玉牒並未掩蓋胤禎之名，則篡改更無從談起。這樣看，胤禵應為皇十四子的原名，后改胤禎，而雍正帝繼位後為凸顯自己的獨尊地位，又將之改回胤禵、再改允禵。

圍繞胤禵改名經過的種種爭議，因為涉及康熙立儲、雍正繼位謎團，更增加了其複雜性。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就在西征戰事在談判議和進程中，胤禵即將班師回朝之際，康熙突然病逝，留給後世一個千古之謎，究竟他是打算傳位於十四阿哥胤禵，還是四阿哥胤禛，還是去世突然，未能留下傳位憑據，被四阿哥勾結隆科多搶佔先機，但史學界還沒有統一意見。由於現存的康熙遺詔是康熙身故後由雍正和隆科多擬出，再由翰林院修改而成，並非康熙真跡，所以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支持雍正篡位說的學者認為：

第一，康熙任用胤禵做為西征統帥，掌握軍權，並在密折上囑咐他要獲取人心，是為了讓他樹立威信服眾和對他的加意培養和考驗，是屬意他為儲君（或者說是候選人之一）的表現，而胤禵西征中的表現從奏摺中來看，綜合上是十分令康熙滿意的，也就是說他是通過了考驗的。

第二，雍正朝早年一直流傳的是隆科多一人承詔的說法，在雍正七年，雍正的所有政敵整治完畢之後，才首次官方提出當年是七個皇子和隆科多一起聆聽康熙遺言，這八人中三人已經被整死，二人終身圈禁，二人被連連整治（當年的中立派皇七子和皇十二子），噤若寒蟬，且大局已定，不可能再公然表示什麼。一人是雍正寵臣皇十三子。這樣的話，不能不讓人質疑“八人面諭說”。

第三，康熙宮廷里有不少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在信件和著作里提及過不少康熙去世，雍正登基的或正確或錯誤的細節，但也沒有一個人提過“八人面諭說”，反倒是有人提起隆科多一人承詔。雍正元年七月傳教士嚴嘉樂的信件（收錄在《中國來信》一書）中寫道：胤禛登基后，皇十四子奉召進京后，提出要看先帝遺囑，企圖剝奪皇四子的統治權。他對九門提督言詞訓斥，因為他是先帝遺詔“唯一的、可疑的見證人”，同樣，朝鮮的史料中也沒有“八人面諭”說法，而是把隆科多弄錯成馬齊，說是馬齊承遺詔。

第四，雍正朝的官方史料上關於康熙逝世的描述前後矛盾，不合情理，比如說官方記載宣稱康熙病危前，召眾皇子及隆科多速至宣布遺詔，卻只將傳位遺詔告知允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對要繼位的胤禛僅告以“病勢日臻之故”；康熙逝世后，胤禛方得知由自己繼位。在康熙死前十個小時內，胤禛曾三次入寢宮問安，康熙為何不將傳位詔書告訴他呢？須知，要使胤禛繼位名正言順，在皇位繼承問題爭奪異常激烈時，讓繼位人心中有數，預作準備，避免臨時出現異常乃至流血是十分必要的；若胤禛不知自己將繼位，就很可能出現對他十分不利的情況。

第五，在《大義覺迷錄》中，雍正自己也說過一些與“八人受諭”相矛盾的話。雍正說：允禩、允禟都親承康熙遺詔，方才“肯貼無一語，俯首臣服於朕之前”。但雍正又說：“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時，塞思黑（允禟）突至朕前，箕踞對坐，傲慢無禮，其意大不可測。若非朕鎮定隱忍，必至激成事端”；“聖祖仁皇帝賓天時，阿其那（允禩）並不哀戚，乃於院外倚柱，獨立凝思，派辦事務，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憤可知”。胤禩、胤禟的舉止不像在十個時辰前就已知道傳位的遺詔，倒像是剛剛聽到雍正要即位的消息而胸懷激憤的神情。按《大義覺迷錄》的說法，“八人受諭”的現場有皇十七子允禮等人在寢宮外伺候，而留存的隆科多密折上卻說：“聖祖皇帝賓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親王（允禮）在內值班，聞大事出，與臣遇於西直門大銜，告以皇上紹登大位之言。果親王神色乖張，有類瘋狂，聞其奔回邸，並未在宮迎駕伺候。”所以，允禮根本不在寢宮外伺候，也不知道傳位雍正的遺詔。

第六，胤禵回京奔喪時，雍正曾密令在路上攔截收繳他與康熙往來的所有奏摺密信，嚴防他帶任何奏摺信件到京城。雍正如此心急的收繳胤禵與康熙的奏摺，嚴防他帶任何奏摺信件到京城，可能是為了銷毀康熙有可能傳位於胤禵的證據，（雍正下令統一收繳百官奏摺是在一段時間后）。

第七，康熙常常親手書寫諭旨，而史料也記載康熙去世前曾在兩處地方留下關於身後妃嬪去向安排的諭旨，康熙去世后諭旨被雍正找到，並按照安排執行，既然連妃嬪康熙都如此細心的書寫了諭旨放於不同地方，那麼更為重大的皇位繼承人問題，康熙為什麼沒留下任何書面諭？

第八，雍正生母德妃的表現有悖常理，雍正即位后，她說“欽命吾子繼承大統，實非吾夢想所期”，而且要以身殉康熙帝，被雍正阻止。接著又拒絕受封為皇太后，拒絕移居到太后應住的宮殿慈寧宮。而幾個月後，她便暴病而亡。

第九，雍正即位時是45歲，且體質偏弱，相比之下，胤禵35歲，不僅年紀合適，他長期奔波在青藏高原上，也說明身體相當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