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文化

河套是黃河流域的重要組織部分，陰山南北和河套地區歷史悠久，早在原始社會，就有人類祖先居住在舊石器和新石器時代，這裡就具備北方草原自然經濟形態的特點。夏、商、周、秦就出現了以河套文化為特徵的古代文明。河套的稱謂大體從唐代開始，歷經宋、元、明、清，“大河三面環之、河以套名，故稱河套也”。縱觀河套文明孕育和發展的過程，河套文化的發展歷史是中華文明發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河套文明的進程與中華文明共生共榮。

數千年以來，河套地區的變遷歷盡滄桑，在中華文明的母親河———黃河的臂彎里，孕育、生成了河套文化。在河套文化的形成中，有五個重要的自然人文元素，一是黃河，二是草原，三是陰山，四是戰爭，五是移民。黃河、草原的影響自不必說，從陰山看，陰山是大河之源的天然屏障，也是北方草原與中原大地的分水嶺。“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說盡了陰山的重要和雄偉。再以戰爭的影響看，河套地處中原與漠北的通衢要衝，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有代表意義的是長城，還有無數的要塞、烽燧。從戰國起，不論哪個朝代，以哪個民族為主體，都是經過戰爭才“各領風騷數百年”。移民的影響加速了這一地區的開發，影響文化形成的烙印最顯著的是方言。河套地區的許多地名蒙漢混雜，多取自商號。久收了大量蒙古語，形成了本地方言特色，反映了強烈的移民色彩。

河套文化是草原文化和黃河文化的融會之產物，其自身漫長的生成發育以及複雜的嬗變傳承過程，特別是與烏拉特、鄂爾多斯蒙古文化的關係，也說明了河套文化與黃河文化的關係。河套文化是北方草原主流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草原文化中，河套文化既是源，又是流。作為源，河套文化有與北方草原文化共生共長的深厚歷史積澱，是對草原文化精髓一脈相承的傳揚。作為流，它與內蒙東部的紅山文化，科爾沁文化等蒙古經典文化不同，有其獨特的發展走向，傳承中吸取了深厚的移民文化的滋養。在草原文化的源流中，它是一個淵源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濫觴於古代少數民族的興盛，生成於秦漢明清的軍屯墾殖，綿延於現當代新型文明的文化體系，是豐富的草原文化的一個獨立的單元文化圈，是一個完整的區域文化體系，在草原文化構成中佔有重要的位置。

“河套文化”的提出，主要是基於文化景觀而言的。要確立一種文化景觀，不可忽視文化地理範疇的文化區劃和文化體系。按照習慣，文化區劃遵循三種方法，即以文化特質劃分的“形式文化區”、以行政區劃劃分的“機能文化區”和以特種文化意識劃分的“鄉土文化區”。根據河套文化的成因、演進和擴散形態，河套文化形成了自己一種獨特的文化體系，它具有顯著的文化複合體特徵，即文化人類學所指的“文化叢”。它是某種特定文化體系的社會群體聚居后形成的一個文化區。“河套文化”是按照文化特質劃分的“形式文化區”，有自己的獨立文化體系（文化叢）。幾千年來，邊塞文化、黃河文化、草原文化和農耕文化在河套地區聚集、融合、傳承、積澱，形成了鮮明的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和兼容並蓄的地方文化體系。悠久的歷史、深厚的內涵、豐富的形式為打造河套文化品牌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遠在數萬年以前，河套先民就在巴彥淖爾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從1992年至1997年期間陸續出土的早期人類化石看，“河套人”屬於“晚期智人”，其許多特徵“與北京猿人接近”，“‘河套人’應在‘丁村人’之後，在‘峙嶼人’和‘山頂洞人’之前”。

先秦以來，河套地區就是國家戍邊衛國的軍事重地。匈奴的崛起，兩漢的興衰，宋元遼金的戰跡，無不與富饒的河套沖積平原和水草豐美的巴彥淖爾相關聯。這裡的生存優勢使先民們從四面八方湧來，特別是各民族與蒙古族等少數民族在此和睦聚居，多民族、多文化大融合，形成了多種文化有機交融的特殊的河套文化體系，蘊藏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陰山岩畫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畫寶庫之一；巴音滿都呼出土了大量恐龍化石和其他哺乳類及爬行類動物蛋化石；境內趙、秦、漢長城蔚為壯觀；遍佈於全市各地的古城遺址和古墓葬群，尤其是沙金套海漢墓群數量之多、分佈面積之廣為國內僅有。據稱，在這裡出土的2000多年前漢代酒鼎中的燒酒，是目前國內僅有的兩件液態文物之一，同時也表明這個地區的酒文化之古遠。此外，還有極具地區特色的民族民間書畫、音樂舞蹈、剪紙、河套二人台、爬山調、蠻漢調、民俗風情等，都是構成河套文化的重要內容。所以，“河套”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地域名稱，它主要聚顯的是河套文化，是文化與自然的和諧彰顯。

綜上所述，河套文化是黃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北方文化中的瑰寶，是人類發展史上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聚集交融的典型代表，具有草原文化與農耕文化碰撞交融的獨特的文化特徵和強烈的文化包容性。河套文化的形成過程，對於我國的北方軍事史、烏拉特草原文化史、游牧定居與墾殖發展史具有巨大作用。探尋和研討河套文化，傳承和弘揚河套文化，打造和傳播河套文化，對於豐富黃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內涵和外延，提高地區經濟文化的競爭力、影響力、輻射力，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凝聚力，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河套文化獨特的形式及其豐富的內涵，透示著強烈的時代精神。歸結起來，似可用“開放，進取，寬容，和諧”的特質來概括。

開放

陰山橫亘，黃河環繞，有草原一樣寬廣的胸襟，有平原一樣坦蕩的氣象，敞開綠色的懷抱，具有包容一切的胸懷。蒙古民族重信用的稟賦，表現為熱情好客的真誠。既有馬背民族的豪邁風格，也有大河民族海海漫漫的開放情愫。中華文化的歷史標征，在這裡、都有遺存，恐龍化石、古文明岩畫、古長城，古文化遺址，更不用說草原文化的鉤沉。是開放造就了多彩，是開放打破了草原與中原的隔閡，帶來了開發。至於今天人們崇信的“伊利———心靈的天然牧場”“蒙牛———來自大草原的問候”所表達的現代企業文化，透示的同樣是開放的情懷和企望。在這裡開放有著歷史的廣延性，深厚性。

進取

奔放的馬背風格，奔涌的大河精神，崇尚自然，蓬勃向上，自強不息，與時俱進，體現了黃河文化的進取精神。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河套文明作為黃河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具有悠久的歷史傳承，而且具有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從遠古時代大青山腳下的大窯石器製造，到陰山南北的民族變遷，從古老的鄂爾多斯高原生息繁衍的河套人，到遍布遼闊平原上的現代河套人民，從食肉衣皮的漁獵文明到牛馬布野的牧業生產，從農牧結合為主體的區域經濟到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戰略的實施，一脈相承的都是後浪推前浪而不舍晝夜的奔流進取精神。最為突出的是千百年來的一句民諺“黃河百害，唯富一套”，中華母親河河套人作為草原人、黃河人的一部分，雖然有其地處邊遠封閉的特殊性，但其所處的經濟、社會形態卻能領先於其他草原地區，與黃河文明中地區基本同步。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與突飛猛進的現代文明時時相互撞擊而又相互融合，是河套人秉承其進取精神對自身的生活態度不斷做出的抉擇。

寬容

說到寬容，這裡有草原、平原、山地、荒漠、湖泊、濕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草原與平原的對話與對抗的特殊形式，大規模的移民與軍屯，多民族的長期交流與交往，造就了河套人“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據調查，河套地區這個20多萬平方公里的熱土上，聚居來自全國1000多個縣市的人口，全國56個民族中有49個在這裡分佈。除北方蒙、滿、回、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朝鮮等主要少數民族外，南方的苗、彝、瑤、黎、白、壯、傣、哈尼、藏、土家等少數民族都有居住，有的地方一個村營的居民就來自10多個省區。這樣廣泛雜居的複合形態，在全國也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充分反映出這一地區文化背景的包容性。

和諧

河套文化的和諧精神，集中體現在飲食風俗宗教文化中。各族人民在彼此相依的漫長歲月中，飲食方面既保持了各自的傳統，又融會互通，形成了獨特的地方風味。比如蒙古族的羊背子、烤全羊、涮羊肉、奶茶，回族的麻花、白焙子、油炸糕，甘肅的拉麵，陝北的羊肉泡饃、肉夾饃，山西的烙，還有獨具特色的面精釀皮、豬肉勾雞，酸燴菜等吃法，蒙漢兼通，老少咸宜，風行河套大地。在民風民俗方面，河套人的“婚喪嫁娶”形式既有蒙式，也有漢式、回式，在一些細節方面，還糅合各族各地長處形成比較統一的風俗習慣。傳承中各民族都能相互學習、借鑒，接受認同。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河套人的宗教信仰可謂大雜燴，遍地開花的寺廟、教堂，充滿了個性化特徵，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蘭教都有一定的尊信者，甚至於在同一個村營里，就有三大宗教的不同信徒住在一起，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這在全國都十分少見，充分反映了作為移民文化的河套人的寬容大度的性格稟賦。作為民族融合、民族團結、和諧發展絕唱的“胡漢和親”，更是構成了河套文化堅強的底蘊，獨特珍貴的民族民間文化，絢麗多姿的民族民俗風情，凝聚了河套文化各族人民的聰明才智，奏響了草原各族人民團結和諧的樂章，印證了民族血脈融合的延續和民族大團結優良傳統的傳承。

范文瀾 《中國通史》第一編：“甘肅慶陽縣，陝西榆林縣油坊頭及準噶爾河流域，山西河曲縣、保德縣，甘肅中衛縣，四川資陽縣都曾有舊石器的發見。考古學上認為這種遺物，有些屬於‘河套文化’，有些比‘河套文化’年代還要早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