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遵媯

1926年畢業於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數學系，同年回國。從事天文工作五十多年，對中國現代天文事業的創建作出了貢獻。三十年代，他先後參加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和昆明鳳凰山天文台的籌建工作。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員。擔任過中國天文學會總秘書、理事長、《宇宙》雜誌總編輯等職務，主持過《天文年曆》的編算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兼上海徐家匯觀象台負責人。1955年籌建北京天文館，並任館長。

陳遵媯童年在家鄉讀私塾。少年時代為跟隨在京城謀事的父親，來到北京師大附中讀書。學生時代的陳遵媯好運動，甚至很調皮，有時還搞點惡作劇，很惹老師生氣。但他很聰明，成績也很好，老師又拿他沒辦法。他喜歡讀書，但討厭當書獃子。當時他深受福建同鄉嚴復科學救國思想影響，決意奮發圖強，以科技振興中國。一九二一年他二十歲時，考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院，主修數學。在日本留學期間，就注意到日本明治維新后大力抓教育、科學，使日本變成強國的經驗。決心也往這方面努力，使祖國強盛起來。他與中國同學組織合一社，宣揚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相約日後以所學報效祖國。

有一年暑假陳遵媯先生從日本回國探親，在火車上偶然遇到父親的摯友高魯先生。高魯先生是個天文學家，當時擔任北京中央觀象台台長。他與陳遵媯交談之後，建議這個剛二十齣頭的青年把數學和天文學結合起來，將來從事天文學研究。而後高魯先生還特別安排陳遵媯先生到中央觀象台做天文觀察實習，並且送給他一本書《圖解天文學》做紀念。而這就成了陳遵媯先生此後一生從事天文學研究的啟始萌芽。

留日五年之後，陳遵媯先生在1926年學成歸國，先後在北京高等女子師範學校、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保定河北省立農學院做教授。同時還在中央觀象台兼職，負責曆書編算工作。一九二八年國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南京紫金山成立，陳遵媯先生被聘為該所專任研究員，併兼該所算學組主任。於是他正式進入中國天文學界，開始了他六十餘年漫長的天文學生涯。

1937年陳遵媯先生偶然收到日本天文學家、京都大學花山天文台台長山本一清教授的來信，說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委託山本主持收集中國古代天文學史料，希望中國天文研究所予以幫助。陳遵媯先生讀信之後非常生氣，收集中國古代天文史料，為什麼要找日本人來做。從那時起，陳遵媯先生便開始收集史料。他花了兩年多時間，編寫出《中國天文發達史》，準備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不幸由於戰亂，書稿遺失，他的第一本中國天文學史著作終於未能問世。他的髮妻和三個孩子也在這場戰爭中不幸全部遇難，但越是在這種艱苦卓絕的環境中，越能激發他報國的滿腔熱血。即使是在顛沛流離的轉戰途中，他也不忘進行科學探測和研究。1938年，他參與籌建了昆明天文台，這是戰時國家最為重要的天文觀測設施之一。1942年，他隨研究組到貴陽考察日蝕。1944年，又參加甘肅臨洮日食觀測隊，負責編輯觀測資料，用變星儀拍攝造父變星，為中國現代天文學研究工作積累了寶貴的資料和奠定了基礎。

抗戰勝利，中央研究院搬回南京。陳遵媯先生受命擔任天文研究所代理所長。還出任中國天文學會總秘書長、理事長，國立編譯館天文學名詞委員會委員，中國天文學會變星委員會委員，中國日食觀測委員會委員，以及《宇宙》雜誌主編。這一雜誌為宣傳近代天文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國科技界很有影響。國民政府為表彰他抗戰期間公而忘私的豐功偉績，頒發給他一枚勝利勳章。可是陳遵媯先生對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深惡痛絕，所以新中國成立，他感到由衷的高興，欣然擔任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員，併兼任上海徐家匯觀象台台長，積極參加新中國的科學建設事業。

1955年中國科學院的竺可禎和吳有訓兩位副院長，把陳遵媯先生從南京邀請到北京，把創建中國第一座天文館的重任交給陳遵媯。“天文館”這個名稱是陳遵媯提出的。在國外，具有天象儀的單位名為“天象館”，它僅起天文電影院的單一作用。陳遵媯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天文科學比較落後，人民大眾天文知識很少，應該要把天文館辦成為既有研究，又有普及的單位，重點放在人才的培養上。天文館籌建組的同志一致同意了陳遵媯的看法。因此，新成立的“北京天文館”，就以天象廳為中心，配有天文觀測台、氣象台、天文展覽廳和演講廳，並沒有物理實驗室與光學車間（為未年製造天文教具與天文望遠鏡作準備）。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建設，1957年9月29日，新中國第一座天文館——北京天文館正式開館。

北京天文館的成立，成為當時國內、外的重大新聞，吸引成千上萬參觀者。1957年10月，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毅、賀龍、郭沫若、竺可楨等先後到館視察。劉少奇主席、周總理對天文館的發展作了重要指示，給陳遵媯館長與全館人員以極大的鼓舞。1956年底，陳遵媯率中國天文考察團，赴蘇聯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等地考察蘇聯天文館。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很多知識分子都不幸被打成了“右派”。本來陳遵媯先生還在東歐訪問，完全不接觸國內的大鳴大放。待他歸國之時，反右運動的熱潮剛剛退去。可是學者的良知、愛國的熱情，促使陳遵媯先生依然給中共提意見。於是在一九五八年，天文館又給陳遵媯先生補了一頂右派的帽子，並撤去他的一切職務，包括天文館長和《宇宙》雜誌主編。

陳遵媯始終認為，中國這麼大的國家一直靠翻譯國外天文年曆為己用是個恥辱。編纂出版天文年曆，不僅出於天文學的需要，而且對國計民生、國防建設等都是大有用途。他為中國獨立編算曆書，曾四處奔走呼籲，且做了長期不懈的努力。1964年，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這一年紫金山天文台曆算組編算出1969年《中國天文年曆》。標誌著中國依賴“洋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此後每年編算出版《中國天文年曆》。

他又陸續出版《流星論》，《天文學概論》，《宇宙壯觀》，《恆星圖表》，《大學天文學》，《日食簡說》，《天文學家名人傳》，《中國古代天文學成就》，《清代天文儀器解說》等三十餘種著作或譯著。另外還有百餘篇在報刊雜誌發表的文章。現今有不少天文學家和天文工作者就是當年讀了陳老先生的著作，而走入天文界大門的。

一直到1979年10月，組織上才宣布對陳遵媯徹底平反，並恢復館長職務。在這長達20年的時間內，陳遵媯仍然關心天文館的事業，做了許多工作，他曾經談到：“我相信黨，相信自己，相信事業。不讓我當天文館館長，我正好寫書。人生只有幾十年，官可以不做，但要有事業，事業才是人的真正生命。我寫作的《中國古代天文學史》所依賴的資料，有相當一部分是在那個時期賦閑在家時搜集的。”

文革浩劫以後，陳遵媯先生眼疾加重，一目失明。可他宿志不泯，於七旬高齡開始，又遍集資料，整理編寫《中國天文學史》。為求精準，每次稿草寫完，必送上海請國學巨匠王蘧常先生校對古籍，書題也由王蘧常先生手書。1980年陳遵媯先生七十九歲，《中國天文學史》第一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後幾近十年，坎坷多多，直拖到1989年底才將四冊出齊。全書2300頁，170多萬字，堪稱巨著。《中國天文學史》是中外少見的研究巨著，是祖國文化庫中的寶貴資料。

陳遵媯先生為人正直、爽朗，待人熱情。特別關心年輕科技工作者的發展，關心青少年天文愛好者的成長。在他的家裡常有客人，其中不少是研究生與中學生。人們向他請教，請他給予業務指導，他都樂意承擔。即便是耄耋之年，走路不便，但總是送客人到大門口。老一代科學家的平易近人，熱情禮貌，給拜訪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1982年，陳遵媯以82歲高齡，申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平生的一個宿願。他表示，在他有生之年，一定以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標準要求自己，爭取為祖國建設事業多做點貢獻。他覺得，他要做的事還不少。要趕寫回憶錄；要編一本天文學辭典；要寫一些研究論文。只有日夜努力，才能完成。同時，他仍經常到北京天文館，關心天文館的建設，向年輕的天文工作者傳授天文知識和工作經驗直至去世。

陳遵媯著譯甚多，主要有《流星論》、《大學天文學》、《恆星圖表》、《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等專著，普及讀物有《星體圖說》、《宇宙壯觀》等。近來又完成《中國天文學史》的編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