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良臣

閔良臣筆名謝天。1956年8月生，河南商城人。曾任民辦教師，1980年6月被招工到企業當工人，1993年5月起任河南省第二紡織機械廠廠報編輯。1986年7月開始發表作品。發表有隨筆《偏愛讀魯迅》、《寫在“春”來時》、《戲劇不宜改良》、《不想“高級”》、《我的“不設防”》、《天地日月之所以偉大》、《都是找我要錢來》，雜文《“某”的自訴》、《一個十分荒唐的結論》、《下一輩子做什麼》《話說“弱點”》、《假定性》、《掩下不說》、《成癮性》、《瘋子堆里的賢明》，散文《寄書人》、《十幾年前吃“派飯”》、《遙寄情思》等。

■閔良臣專欄

中國經濟新聞網訊：說中國人保守，只對一部分人說可以；如果要說整體中國人，那是誣衊。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向西方尋來的真理。

掰指頭算來，中國人“西學”的歷史轉眼百年過去。百年是個整數，遠不止百年。

１９世紀後期到２０世紀初，是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的時代，甚至認為當時是“外來的思想成群結隊飛過中國的天空”（讀著這詩一般美的句子，想不喜歡都不行）。這是學者、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在其《人間魯迅》（上下兩大卷）中談到五四時代時忍不住的讚美。那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沒能感受到“成群結隊”的“外來思想”。

十幾年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三大卷《中國新聞事業通史》，每卷都有１０００多頁，真的像一塊“磚頭”。不說別的，只要你翻翻從１９世紀末到２０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拚命地翻譯介紹“外來的思想”，就不難理解魯迅，理解他當時何以會說出少讀乃至不讀中國書那種話，以至於令一些國人至今耿耿於懷。其實，這是因為有些國人對自己的近代史有所健忘。當時在中國，無論提倡改良還是傾向革命的知識分子，都希望能用西方的知識、思想、觀念對國人進行啟蒙，最終實現擺脫封建專制的壓迫。也就是說，魯迅希望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是有歷史背景的。做了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的女兒後來在回憶父母時也說：“１９２１年春，父親在普林斯頓大學才半年，便在信中鼓勵母親多讀外國書。”（轉引自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文匯讀書周報》第１４版）

說起大張旗鼓地向西方學習，已經是１００多年前的事了。康有為、梁啟超，這二位最後雖然都成了鐵桿“保皇派”，但不能不承認他們都是可以留傳後世的人物。而他們後半生雖然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拉了歷史倒車，但在“向西方尋求真理”這一方面，與傾向革命的知識分子是相同的。１８７９年，康有為２１歲第一次到香港，對這個英國人統治的殖民地進行考察，“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格，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２４歲到上海，又看到“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於是，他在香港和上海收集大量西方書籍和報刊帶回來學習，並從此“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

此外，在百日維新期間，鑒於清政府中封建頑固派隨意查封維新派報館，迫害報人的事實，康有為還曾向光緒皇帝上了一道《請定中國報律折》，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希望中國也能像西方那樣設立“新聞法”。他在摺子中提出：“西國律例中，皆有報律一門。可否由臣將其書譯出，凡報章之所載，如何為合例，如何為不合例，酌采外國通行之法，參以中國情形，定為中國報律。”光緒皇帝批准了康有為的請求，並在１８９８年８月９日的“上諭”中指出：“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應由康有為詳細譯出，對以中國情形，定為報律，送交孫家鼐呈覽。”遺憾的是，因不久變法失敗，這個“報律”也就胎死腹中。

而被稱作“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先生，更是１２歲就到了海外，先後在美國檀香山和已經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接受了十多年系統的資產階級教育，耳濡目染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他在學生時代就嚮往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痛感中國的落後，不滿清王朝的專制和腐敗，產生了改造中國的思想，由此開始參加社會政治活動。

當時凡進步的報紙，沒有一家不介紹“西學”的，就連文藝類的報刊，也來“借小說之趣味之感情，為德育之一助”，並“以輸入歐美文學精神，提高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為宗旨”。有的報紙，像《中外紀聞》被清政府查封時的罪名甚至就是“專門販賣西學書籍”。這在今天聽來，實在要算是很可笑的事了。

之所以拚命介紹西學，就是要用當時進步的西方資產階級的人生觀、道德觀，對國人進行反封建的思想啟蒙，就是要向人們灌輸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科學知識，藉以提高國人的文化素質。也正是受西方思想影響，一些人明白了不論是慈禧的獨斷專行還是賣國罔民，這一切都源於封建專制制度，並由此更加稱頌歐美的自由平等制度，宣傳天賦人權、進化論等思想，認為世界發展的趨勢就是“國國鼓自由之氣，人人思自由之權，將使全地球之盡變為民主國而後已”。

當然，當時所說的西方，其實就是那些比我們進步的社會；當時所說的西學，也是比我們進步的知識和思想，並非完全指“大洋彼岸”。幾年前見有人認為，凡是留學“英美系”的，不論學識、觀念，都優於留學東洋的，這同樣也是屬於不了解當時的情形。當年，中國知識分子為了尋求真理，救國救民，出洋留學的風氣很盛，而又由於日本不僅離華夏很近，是一衣帶水的鄰邦，而且在明治維新后，日本也是大量翻譯西方名著，甚至當時有人形容在日本，西方的“書籍之多，浩如煙海”。此外，他們還設了不少新式學校，吸引了不少外國留學生，而到日本留學的又數中國留學生居多；我們有很多西方的著作也都是從日文轉譯成漢文的。還有重要一點，這就是在當時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看來，只有輸入西方文明，仿效日本進行改革，才是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