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為詩

“以文為詩”是中唐至宋，特別是北宋時期產生的一種文學現象，是文學理論家們針對蘇軾等人的詩歌創作而提出的批評。“文”指的是不同於駢文的散行單句，不拘駢偶、對仗、音律等的形式自由的文體。“詩”則是特指六朝至唐以來形成的句法、字數、平仄、音韻等有嚴格規定的近體詩。“以文為詩”即是突破近體詩的種種束縛和羈絆，借用形式較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來進行詩歌寫作。

當時文學趨向於“以文為詩”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對文人自由精神的禁錮；二是宋代理學對文人思想的束縛，加上唐代古文運動“道統文學”的負面影響，使宋代文人個性難以自由發展、自由表露，形成內斂的性格。由於唐代詩歌的巨大成就，迫使宋代文人不得不另尋詩歌創作新路；內憂外患的社會環境，也促使著宋代文人們以文學為武器，針砭時弊，激揚愛國情感，這些均使宋代文人順理成章地走向“以文為詩”。

韓愈的“以文為詩”，就是以先秦兩漢古文的筆法和形式進行詩歌創作，也就是以古文入詩，概括起來主要指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在創作中將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詩歌。韓愈試圖改變在唐代已變得規範整齊、追求節奏和諧、句式工整的詩歌外在形式，摒除駢句，使詩歌鬆動變形，達到跌宕跳躍、變化多端的藝術效果，進而使詩句可長可短，力求造成錯落之美。像《忽忽》詩採用十一、六、十一、七、三、七、七的句式，開頭就是一句“忽忽乎余未知生之為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完全是散文句法，卻又給人以一種詩的意味。又如《南山詩》，連用五十多個“或”和“若”字，如“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鬥，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將“或”、“若”這樣的散文字眼應用到詩歌的創作中，的確是一種大膽的嘗試。韓詩中還有意識地運用了大量古文虛詞，如《寄盧仝》的“破屋數間而已矣”、“忽來此告良有以”。《誰氏子》“知者盡知其妄矣”、“不從而誅未晚耳”等等，讀起來讓人感到有散文的味道。

第二，將散文的謀篇、布局、結構，加之起承轉合的氣脈，貫徹到詩歌創作中，把散文描繪事件、刻畫人物、摹寫物狀的筆法運用到詩歌創作之中。如著名的《山石》詩，即採用一般山水遊記散文的敘述順序，從行至山寺、周圍所見、夜看壁畫、鋪床吃飯、夜卧所聞、夜卧所見、清晨離寺一直寫到下山觀感，娓娓道來，讓人有如歷其境的感覺。在這一夜到晨的所見所聞中，又選用了色彩濃淡明暗變化的若干圖景，錯落交疊，如“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寫出暮色蒼茫中的“暗”；下兩句寫芭蕉與梔子花，又是暗色中的一“亮”；下寫以火把觀壁畫，是明中有暗；而夜卧無聲時“清月出嶺光入扉”，又是暗中有明；“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則是天色蒙蒙亮時的山嵐瀰漫；而下接“山紅澗碧紛爛漫”，則又豁然一明。這樣，就在讀者腦際留下了視感極強的連續圖景。全詩流暢中見奇崛，有精心的雕琢但又顯得十分自然。清方東樹評曰：“只是一篇遊記，而敘寫簡妙，猶是古文手筆。”又如《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韓愈作此詩時正由郴州赴江陵參軍任。詩先寫郴州官舍中秋夜凄清之景，次寫張署(即張功曹) 歌辭，備述其被貶所歷、嶺南貶地環境之惡劣及遇赦不得歸之苦狀。末以寬解之詞作結。全詩首尾兩節僅有十一句，中間一段長達十八句，以賓為主，借張署之口敘自己的憤懣情緒，章法安排獨具匠心。方東樹在《昭昧詹言》卷十二中也認為是“一篇古文章法。前敘，中間以正意苦語重語作賓，避實法也。一線言中秋，中間以實為虛，亦一法也。收應起，筆力轉換”。《桃源圖》詩，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十二同樣說是“先敘畫作案，次敘本事，中夾寫一、二，收入議，作歸宿，抵一篇遊記”。

第三，忽視平仄、音韻等聲律，因為五言詩的音節一般是上二下三，七言詩的音節一般是上四下三，韓愈卻有意打破這種常規，努力營造一種別出心裁的反均衡、反圓潤的美，打亂原有的節奏感，使詩歌具有先秦散文的風格。程千帆先生認為，韓愈“以文為詩”，主要體現在古體詩中，並指出：“韓愈在古詩中，有的地方故意避免對仗，如《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中‘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二句，強幼安《唐子西文錄》就指出這是‘故避屬對’，而這種‘故避’，顯然與以文為詩有關，所以，韓集中古詩，尤其是七言古詩，很多是通首不對的，其中包括《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山石》及《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這樣一些名作。”在創作中，韓愈有時甚至突破詩的一般音節，直接用散文的句法敘寫，如《寄盧仝》詩“放縱是誰之過歟”《陸渾山火和皇甫　用其韻》“火行於冬古所存，我如禁之絕其饗”等等。

第四，以議論直言個人的感受和情緒，將明白如話的議論糅入詩歌。如清顧嗣立評《謝自然詩》云：“公排斥佛、老，是平生得力處。此篇全以議論作詩，詞嚴義正，明目張膽《 原道》、《佛骨表》之亞也。”程學洵《韓詩臆說》也評此詩曰：“韓集中惟此及《豐陵行》等篇，皆涉敘論直致，乃有韻之文也，可置不讀。篇末直與《原道》中一樣說話，在詩體中為落言詮矣。”汪佑南《山涇草堂詩話》評《石鼓歌》雲:“如許長篇，不明章法，妙處殊難領會。首段敘石鼓來歷，次段寫石鼓正面，三段從空中著筆作波瀾，四段以感慨結。妙處全在三段凌空議論，無此即嫌平直，古詩章法通古文，觀此益信。”方東樹也評此詩曰：“一段來歷，一段寫字，一段敘初年己事，抵一篇傳記。夾敘夾議，容易解。”韓愈以議論入詩這一點對宋代詩歌影響最大。嚴羽《滄浪詩話》指責江西詩派“以議論為詩”，宋人即直接承襲韓愈的藝術風格而來。

以文為詩在中國詩歌史上是一個較有爭議的話題，肯定者認為它開拓了詩歌的新領域，豐富了詩歌的藝術表現手法；否定者認為它混淆了詩文的界限，以文為詩“要非本色”。以文為詩其實不獨為韓愈的詩歌創作現象，韓愈之後代不乏人；以文為詩的“文”也不僅局限於韓愈倡導之古文，它有廣闊的延伸和擴展；可以說，以文為詩在韓愈之後有著綿延不絕的歷史。

“以文為詩”是中國文人詩歌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文為詩”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擴大了詩歌的表現內容，為後來蘇軾的“以詩為詞”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對唐以後中國詩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世蘇軾的詩歌，與“高雲之游空”的李白詩和“喬嶽之矗立”的杜甫詩之所以能夠相提並論，就在於他以“以文為詩”開闢了“流水之行地”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