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

1908年10月12日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桃花區朱家壠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曾給地主打短工，並偷偷學會寫字、背誦三字經。1924年離家到武漢，在直系軍閥吳佩孚部隊當兵。

1927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率先登上黃安西北城牆的雲梯。

1928年在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31師當班長，參加創建鄂豫邊蘇區的鬥爭。 1930年4月任紅1軍1師3團排長、連長，參加楊家寨、楊平口、花園、四姑墩、新洲等戰鬥和鄂豫皖蘇區第一次反“圍剿”。

1931年1月紅1軍和紅15軍合編組成紅4軍后，任第10師營長，參加雙橋鎮戰鬥和鄂豫皖蘇區第二次反“圍剿”。

1931年11月紅四方面軍成立后，任第10師28團副團長，參加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等戰役和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

1932年10月隨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1932年12月任第10師30團政治委員，參加創建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區為中心的川陝蘇區。

1933年任紅30軍88師政治委員，率部參加儀南、營渠和宣達戰役。川陝蘇區反“六路圍攻”初期，在88師師長汪烈山犧牲的情況下，獨自率全師作戰，給敵以重創。經常深入第一線組織指揮作戰，並善於組織部隊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和宣傳鼓動工作，被稱為“軍政雙全”的指揮員。長征中率部參加綏（靖）崇（化）丹（巴）懋（功）戰役。

1934年任紅四軍政委。參加了舉世聞名的長征。

1935年，率部參加廣昭戰役、嘉陵江戰役。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后，教育部下維護兩軍團結。長征途中，不顧身體虛弱，拄木棍，沿途向部隊喊話，鼓舞士氣。為策應紅二、六軍團北上，率部攻克雅江縣城阻擊國民黨軍李抱冰部一月之久。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北上，王率紅十二師、獨立師任後衛。

1935年冬入紅四方面軍隨營學校，任高級幹部隊副隊長。

1936年到陝北后，入抗日紅軍大學（後為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王建安參加了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鬥爭，1938年5月畢業離 校，任八路軍津浦支隊指揮，率部先後在魯北慶雲、寧津等地殲滅偽軍1800餘人，並收復寧津縣，打開了冀魯邊的抗戰局面。1939年6月，任八路軍山東縱隊副指揮兼第一旅旅長。

1942年8月起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3年3月任魯中軍區司令員。1943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軍兩萬人分路合擊山東軍區一一五師領導機關，王建安指揮1個營與之激戰終日，后帶領全部機關人員連夜巧妙突出合擊圈。由於指揮得當，八路軍一槍未放，無一傷亡，一夜之間就突破敵人3道封鎖線，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到達預定地點。隨隊突圍的德國記者希伯立刻在《戰士報》上發表了《無聲的戰鬥》。

1944年，率部討伐汪偽第三方面軍吳化文部，克據點50餘處，殲7000餘人。旋克沂水縣城，殲日偽軍1000餘人，首獲攻堅勝利，使魯中、濱海兩根據地連成一片。

1945年，率部連續進攻偽厲文禮部、張步雲部，共殲12300餘人，解放4200平方公里地區。

1947年，王建安參加指揮魯南戰役獲勝，戰後任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東線兵團副司令員，率部轉戰華東，參與組織指揮了魯南、萊蕪、孟良崮、開封、睢杞、濟南、淮海、渡江等戰役。萊蕪一戰，率部與九縱隊殲國民黨軍七十七師，斃其師長田君健，旋受命指揮3個縱隊與兄弟部隊圍殲李仙洲部兩個軍，獲解放戰爭以來空前大捷。1947年5月，參加孟良崮戰役，率部突擊青駝寺，斷國民黨軍七十四師與八十三師之聯繫，並攻佔萬泉山，破敵突圍希望，繼而從東面主攻孟良崮，與兄弟部隊共殲七十四師3萬餘眾。1947年8月，任山東兵團副司令員，執行外線作戰任務。為掩護劉鄧大軍南下，率部沿三河寨、萬福集方向進擊，與兄弟部隊殲國民黨軍五十七師於沙上集地區。

1948年3月至7月，王建安參與指揮洛陽戰役、豫東戰役。戰 后，任山東東線兵團副司令，受權指揮濟南戰役，提出“打到濟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號，並親臨前線指揮。戰役從1948年9月16日晚開始，至1948年9月24日結束，攻克山東省會濟南，全殲守軍10萬餘，生俘王耀武。毛澤東主席悉訊后寫道：這是證明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攻擊能力，已經是國民黨軍隊無法抵禦的了，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禦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了。並特為中央軍委起草賀電相祝。淮海戰役中，王建安受命指揮5個縱隊殲黃百韜兵團於碾庄圩，繼而與譚震林指揮8個縱隊圍殲杜聿明集團於青龍集、陳官莊地區。淮海戰役後任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司令員。

1949年4月，王建安率部參加渡江戰役，率先登上南岸，迅猛向縱深插入，與兄弟部隊圍殲國民黨軍隊5個軍10萬餘人於廣德和長興地區。1949年5月，王建安率部攻佔浙江省會杭州，解放了杭州、寧波、溫州等浙江廣大地區。

解放后，王建安任第八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52年，王建安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赴朝作戰，率部駐防朝鮮東線，后換防中線。

1953年夏，率部發起夏季攻勢，攻佔許多戰略支撐點，粉碎美軍破壞停戰談判陰謀。1953年10月，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

1954年，王建安因病回國，后歷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央軍委委員、顧問等職。

1956年，王建安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曾當選為第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會委員。

1980年7月25日在北京病逝。

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是第二、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1979年3月25日上午9點20分，方毅團長、王建安等副團長和43名團員及隨員，乘三叉戟專機離北京西郊機場前往昆明慰問對越自衛反擊作戰部隊。韋國清、烏蘭夫、余秋里、胡耀邦、宋任窮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機場歡送。專機在飛行途中，方毅收到從昆明報來的請示，雲南省委為歡迎中央慰問團準備了午宴。方毅徵求了王建安的意見后表示：“代表團一律乘麵包車；不準宴請，如吃‘便飯’時，代表團上街找飯館吃；每餐四個菜一個湯，絕對不能超過標準。”在雲南慰問期間，中央慰問團自始至終乘麵包車、每餐四菜一湯，從未超過標準。

1979年4月4日，王建安要聽取省紀委和軍區紀委的工作彙報。接下來的日子裡，王建安在廣州、福州、上海、杭州分別聽取了廣東省紀委和廣州軍區紀委，福建省紀委和福州軍區紀委，上海市紀委，浙江省紀委的工作彙報。王建安與省市紀委和軍區紀委的領導同志座談時每次都強調要認真汲取“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一夥撤銷黨的各級紀律檢查機構，摧毀黨的紀律檢查工作，在黨內大搞法西斯專政的沉痛歷史教訓，呼籲各級黨委要實行集體領導，反對“一言堂”。凡涉及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以及重大人事變動，都應提交委員會或常委會集體討論，不能由個人擅自決定。要求黨員講真話，做老實事，當老實人。要認真維護黨規黨法，搞好黨風，堅決按照中紀委第一次全會的要求嚴格區分、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反傾向鬥爭必須從實際出發，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人的處理要持十分慎重的態度，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恢復工作初期，信訪件特別多，凡是涉及軍隊的信訪件，中紀委領導一般都批轉給王建安閱批。王建安唯一的秘書，在跟隨王建安七年的時間裡，協助他處理了大量的信訪件，遵照王建安的要求，用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廳的便箋，請打字員列印了“您的來信，王建安已收閱，現已批轉……查處”的回複信，做到了件件有回復。

王建安對他在戰爭年代的老戰友、老部下從不袒護和包庇，對高級幹部存在的問題總是如實地向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反映。鄧小平曾在王建安的調查報告上親筆批示：“總政要特別注意這種調查報告，隨時掌握幹部的情況，適當時加以調整。”有一次，機關在印發王建安向軍委的報告時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評的軍委某領導人，王建安沒有同意。王建安說：“共產黨員就是要敢說真話，實事求是地反映問題，怕個鬼呀！不但書面材料要發，王建安秘書見到他還要說。”對與自己發生過衝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視、不排擠。某軍區有位副參謀長曾因工作和王建安爭吵過，但當王建安了解到該同志是個德才兼備的幹部時，主動向總政幹部部提出了晉陞建議。

王建安十分重視調查研究。為了黨的事業和部隊建設，他任中央軍委顧問、中央紀委常委期間，每年搞調查研究的時間都在四五個月以上。在調研過程中，王建安最反對的是前呼後擁層層陪送。

王建安常說，共產黨的幹部是人民公僕，要講廉潔，要嚴於律己。王建安對親屬和子女要求十分嚴格，王建安的夫人抗美援朝回國后服從組織決定退役，本來有幾次機會可以再穿上軍裝，而且已有先例，可王建安卻堅決拒絕給他夫人辦理再入伍手續。王建安對黨忠誠、對群眾關心的高風亮節時刻激勵著大家做好紀檢監察工作。在“做黨的忠誠衛士，當群眾的貼心人”主題實踐活動中，在市直機關紀工委提出了扎紮實實樹形象的要求：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更要學習老一輩革命家愛憎分明的政治立場、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清正廉潔的高尚品德，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做黨的忠誠衛士、當群眾的貼心人。

1948年7月，豫東戰役勝利結束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正在醞釀攻打濟南的方案。中央軍委決定儘快拿下濟南，並召王建安來西柏坡面談，聽聽前線的意見，再作出具體的部署。王建安帶著豫東戰役勝利的喜悅和征塵，匆匆趕到西柏坡。毛澤東展開一張地圖，指著用紅藍鉛筆劃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講述了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及當前的任務。講完以後，毛澤東點燃一支煙說：“建安同志，根據軍委的決定，這次讓你來，就是要交給你一個重要的城市攻堅任務，攻下濟南！”王建安不假思索地答道：“服從軍委的決定。”說著，站了起來。毛澤東很高興，用手示意王建安坐下，並解釋道：“中央考慮了，山東兵團，大都是山東人，許世友在膠東部隊里很有威望，你在魯中、魯南也頗有名氣哩！你們是山東‘兩雄’。人言‘兩雄難並立’，我則說‘孤掌難鳴’，你們二人手要擊得響，同心協力，那我們的戰士會跟隨你們去赴湯蹈火！”

王建安明白毛澤東的話中話是“團結”二字。他心想，主席是怕他不服許世友，而且他們過去又有過一些爭執和誤會。1937年，在延安批判“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的鬥爭中，抗大的原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許世友、王建安、陳再道、洪學智、詹才芳等十多位軍師級幹部準備拖槍出去，回四川打游擊。臨出發前，王建安覺得不妥，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報告，黨中央、毛澤東果斷地處理了此事，但許世友因此對王建安持有成見，兩人之間結下了疙瘩。

王建安沒有猶豫，王建安當即站起來向毛澤東表態：“請主席放心！我一定協助許世友打好這一仗！”毛澤東笑了，再一次示意王建安坐下，並說：“那好！我們來演一出《失空斬》：失了街亭，打不下濟南，先斬許世友，然後打你40軍棍。我也向中央請罪，官降3級。好嗎？”說罷大笑起來。隨後，毛澤東安排王建安去找周恩來商談關於解放濟南的戰略部署。王建安與周恩來促膝秉燭長談，一直談到翌日東方發白。等到王建安告別周恩來的時候，他的手上就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兒子王東波說，父親在世的時候並未講過這件公文包的來歷，這件公文包後來伴隨著父親走過了幾十個春秋，到底是毛澤東贈送的還是周副主席贈送的，成了一個謎。

當日，王建安即趕往山東青州華野指揮部，向華野領導傳達中央軍委的最新指示，並竭盡全力配合許世友指揮部隊，攻克濟南。捷報傳到西柏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和任弼時非常興奮，認為濟南戰役的勝利證明，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禦人民解放軍的攻擊。濟南戰役揭開了國共雙方戰略決戰的序幕。

1954年，王建安從朝鮮戰場回國，后歷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濟南軍區副司令員、福州軍區副司令員。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軍委顧問，爾後歷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葉劍英元帥曾對王說：“建國以來，你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很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