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

從歷史上看，中國威脅論的版本很多。

首先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威廉二世的“黃禍論”。

其次是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初，美國也曾炒作過"中國威脅論"，即所謂中國革命的勝利有可能在東南亞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從而對美國形成"紅色威脅"。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提出"遏制共產主義在亞洲蔓延"的口號，美國在聯合國宣傳"中國對鄰國的威脅"，麥克阿瑟公開辱罵新中國是"共產主義黃禍"。

再次是在中蘇關係緊張的時候，蘇聯也兜售過"中國威脅論"。

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這一時期，西方列強基於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需要，開始了最早的“中國威脅論”宣揚。

“中國威脅論”根源於19世紀西方文化帝國主義，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產物。當時，已完成工業革命的英美等國家，在資本逐利的驅使下開始瘋狂海外殖民，與此同時製造出“西優東劣”的觀念為殖民行為辯護。

在此過程中，基於13世紀蒙古人西進歐洲以來形成的“黃禍”歷史記憶，有關中國具有一種東方式的“威脅”和“內在的殘暴性”，是西方表述中國眾多主題中頗為顯著的一條。

“黃禍”威脅的緣由五花八門，他們或擔心中國的強大和綜合國力的增強，或恐懼中國人可能的“種族仇恨”，或憂慮中國人可能的“覺醒”，或擔心中國對西方商業上的可能衝擊等等。對來自中國“黃禍”的恐懼，成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整個西方世界的一種普遍現象。

20世紀中期至90年代。這一階段，中華民族歷經百年抗爭，最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外部壓迫，贏得了民族解放與獨立並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西方世界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

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從冷戰需要出發，極端仇視紅色政權，對新生政權全力封堵包圍。朝鮮戰爭爆發後幾個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並與“聯合國軍”展開殊死較量。西方世界再次炒作“中國威脅論”，大談中國軍事威脅，並認為中國革命勝利會在東南亞引發多米諾牌效應。這一時期，西方世界對紅色中國進行了瘋狂的“妖魔化”宣傳，中國被歪曲為大多數西方人心中的“專制、好戰的紅色惡魔”。

新時期的"中國威脅論"出現在冷戰後，其背景是蘇聯威脅消失以後，中國經濟、軍事逐漸強大，"中國威脅論"開始在美國、日本、菲律賓等國泛濫起來。

第一次泛濫是在1992-1993年間，鼓吹者從意識形態、社會制度乃至 文明角度展開了對"中國威脅論"的具體論證。美國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芒羅首先發難，發表了《正在覺醒的巨龍：亞洲真正的威脅來自中國》，一時間"中國威脅論"風靡太平洋東岸，芒羅因而也聲名顯赫。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那篇高論《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這個大背景下問世。

前者渲染中美軍事衝突不可避免，後者斷言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的結合將是西方文明的天敵，具有極強的意識形態色彩，美國學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聳聽，"在蘇聯解體后，一個新的邪惡帝國正在出現，它的名字叫中國"。此後，每隔一段時期，"中國威脅論"都會出現。

第二波發端於1995-1996年，主要與李登輝訪問美國后兩岸關係緊張，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發生軍事對峙有關。

第三次發生在1998-1999年，其背景是在亞洲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逆勢崛起，經濟影響力迅速擴大。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威脅論”已經是第四波了，其特點是威脅論的內容日益擴大，往往涉及人們的日常生活，如中國計算機黑客威脅論、食品安全威脅論、環境威脅論等等。

軍事威脅論

背景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2010年3月公布年度《全球軍力平衡報告》，對全球軍費支出進行解讀。

西方論調

報告稱，西方國家軍費支出進入下行通道，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國家軍費開支卻在“繼續大幅增加”。

歐美國家炒作中印軍費大幅增加 渲染中國威脅論。

據法新社報道，報告稱，全球防務支出保持穩定，從2006年的1.3萬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55萬億美元，2009年的數字可能更高。報告認為，與西方國家軍費開支進入下行狀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亞洲國家從全球經濟衰退中迅速復甦，軍費開支將持續上揚。“印度和中國在國防預算中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印度國防開支2009年增加21%，而中國官方公布的2009年度財政預算包括了15%的軍費增長”。

報告發表后在西方引起關注。“美國之音”援引華盛頓智囊機構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普雷布爾的話說，從這份報告看，中國、印度以及巴西等新興國家軍費確實在各自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內表現得日益活躍，但尚未影響到美國在全球軍力平衡中所起的絕對主導性作用。

西方的威脅論有時還會被中國媒體當成中國軍力強大的論據，例如詹姆斯·科沃爾斯基（James Kowalski）中將曾稱長劍-10能帶核彈頭，但是許多核問題專家認為中將誇大威脅，目的是確保額外的美國核武器現代化經費。

美國國防部5月份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B-6（轟-6）轟炸機只有“常規打擊能力”，詹姆斯·馬丁中心防核擴散研究所東亞防核擴散計劃主管傑弗里·劉易斯（Jeffrey Lewis）認為該機將掛載“長劍-20”導彈。劉易斯認為空軍核司令部的警告是“花招”，表示任何能夠搭載1100磅載荷的導彈都可以被認為具備“核能力”。朝鮮導彈問題專家馬庫斯·席勒（Markus Schiller）也抱有同樣觀點。作為航空引擎工程師，席勒表示“一枚導彈不管頂部安裝的是什麼，哪怕導彈重量很輕，也可以安裝核彈頭。重要的是，核打擊是彈頭的任務，而非導彈本身。因此，每枚導彈都具有核能力，關鍵看安裝的是什麼彈頭。”

日本觀點

2013年10月27日上午，日本陸上自衛隊舉行年度閱兵式，安倍等軍政高層參加。安倍在對4000名隊員講話時稱，政府“將繼續探討集體自衛權和集體安全保障的法律基礎”，並重申修改安全保障政策的立場。

實情分析

中國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2010年3日公布年度《全球軍力平衡報告》中提到的中國軍費增長的數字沒有問題，是中國官方公布的。但中國軍費以這樣的速度增長是在為過去軍費投入過低還債。金燦榮強調，即使這樣，中國的軍費開支不到GDP的2%，在世界大國中是除日本之外最低的。

金燦榮說，近來，西方媒體和一些智庫始終在說，亞洲軍費在增加，歐洲軍費在下降，字裡行間有意無意透露出亞洲軍費增長和隱形的亞洲軍備競賽都是源於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中國威脅論”。

糧食威脅論

國外觀點

2012年糧食進口的激增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大米和大麥進口國，玉米和小麥進口也分別進入全球前10名和前20名。國外擔心中國的糧食需求將導致全球糧食供應短缺。

實情分析

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介紹，根據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我國對小麥、玉米和大米採取關稅配額管理，關稅配額量根據安全性和國際市場影響的因素來確定。2012年1-11月份，在進口增長非常快的情況下，小麥、玉米和大米的總體進口關稅配額完成了不到50%，整體進口規模尚在合理範圍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在中國糧食供需比較緊張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僅小麥一個品種，中國每年進口就達1000萬至1300萬噸。2012年前11個月進口1340萬噸穀物還遠不足以被稱為“狂熱”，它相當於全球2.8億噸穀物貿易量的4.7%，與韓國每年穀物進口量相當，還相當於日本穀物進口量的60%。若與中國每年5.2億噸穀物消費量相比較，它只相當於2.6%。過於關注同比數據的統計學意義並不大。

經濟威脅論

背景

截止2011年加入世貿組織近10年來，中國累計對外提供各類援款1700多億元人民幣，10年來，中國積極承擔應盡國際責任，推動了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

尤其是歐債危機之後，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一直在積極參與解決歐債危機。據路透社消息稱，中國已批准央行籌建新的外匯投資機構，初始資本規模約達3000億美元，以“華美”及“華歐”兩大基金，進軍歐美市場。中國此舉被市場解讀為將分頭對歐美兩大市場出手救市。

西方論調

歐洲媒體不斷炒作所謂“救助”這個詞容易產生誤導。解讀為，中國要借購買歐洲的債券的名義控制歐洲。把中歐金融合作與20世紀初歐洲在亞洲地區的金融擴張相提並論。

西方國家為了打擊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竟然炮製了中國在非洲大量海外屯田，大搞“農業新殖民主義”的論調。美國國務卿希拉里首訪緬甸，也趁機宣揚中國經濟威脅論，批評中國對採集國外資源比援助這些國家更有興趣。

實情分析

歐盟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實體經濟實力雄厚，生活水平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歐洲需要的不是“拯救者”而是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夥伴。中國對歐洲經濟和歐元抱有信心。

在非洲，中國對非洲的糧食援助活動受到了非洲民眾的歡迎。

美國前總統卡特就否認了所謂的中國經濟威脅論。卡特強調，他不擔心中國的增長，並不覺得中國對美國而言是一個威脅，卡特還強調，美國和中國是合作夥伴，而非敵人。中美兩國間的合作可以促進雙方的經濟發展，同時也能幫助促進世界上那些貧窮國家的發展。

網路威脅論

西方論調

自2010年初谷歌高調聲稱“受中國黑客攻擊”以來，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網路審查”、“黑客攻擊”、“組建網路部隊”等的炒作紛紜雜沓，不絕於耳。2011年2月15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發表題為《網路正確與錯誤：網際網路世界的選擇與挑戰》的演講，大談“網路自由”，並對中國進行指責。17日加拿大廣播公司報道稱，加拿大政府網站遭到前所未有的黑客攻擊，來源追溯到中國的伺服器，黑客取得高度機密的聯邦資料，加至少兩個重要政府部門網站被迫緊急關閉。許多媒體對這兩件事進行了密集報道，“中國網路威脅論”似有再度升溫之勢。

實情分析

一是“網路審查”之說，指責中國限制網路言論自由。事實上，各國政府對網路進行必要管理是一種通例。比如，加拿大2010年《網路安全戰略》就明確提出，網路運營商要向政府提供用戶信息，且要使用“可截流”系統，以便警方“依法截流”。可西方國家罔顧自己對網際網路實施管理，而把中國依法管理網路說成“干涉言論自由”，顯然是一種虛偽邏輯和雙重標準。

二是“黑客攻擊”之說，稱中國黑客入侵併竊取有關國家政府或軍隊的情報。中國境內成千上萬管理不善的計算機被各種境外黑客暗中控制，有關國家僅依據來源地址就斷定黑客攻擊來自中國而放過真正的黑手是否蹊蹺？美國防部資料顯示，每年超過100家外國情報機構試圖入侵美政府、企業等竊取數據。

三是“組建網路部隊”之說，稱中國已建幾十萬人的網路部隊，旨在入侵他國網路。其實，美國早在2009年就率先建立了網路戰司令部，成為全球首個公開將戰爭機構引入網際網路的國家，並引發各國強烈反應。英國隨後宣布組建“網路兵團”，韓國也加快了組建網路戰司令部的速度。2011年伊始，日本決定要組建“網路空間防衛隊”。相比之下，中國卻沒有所謂“網路戰司令部”。

環境威脅論

背景

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凸顯，國際氣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漸活躍，特別是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上，各國在氣候問題上的針鋒相對，這場氣候領域裡的無硝煙的戰爭異常激烈，氣候問題日益成為當今國際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議題之一。

西方論調

在這種背景下，西方一些人卻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對世界資源和能源的消費量將迅速增加，這種大量的資源和能源消耗必然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例如1994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在美國《世界觀察》雜誌上就發表了《誰來養活中國——來自一個小行星的醒世報告》，該報告曾明確指出“(中國)大量燃燒煤使空氣污染和酸雨日益嚴重，其結果不僅使中國減少了糧食產量，降低了森林的生產率，而且其危害已波及到了日本和韓國” 。

20 世紀90 年代中期，時任美國總統的柯林頓會見江澤民時曾表示“美國認為中國對美國最大的威脅不是在軍事上，而是在環境問題上”，這是極具諷刺意味的言論，同時這也是美國高層最為直接的“中國環境威脅論”。

實情分析

馬凱對“中國環境威脅論”用三組數字予以反駁。

第一組，中國的歷史累計排放量。從1950年到2002年，中國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只佔世界累計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國排放的份額更少。

第二組，中國人均排放水平。國際能源機構統計，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國是3.65噸，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87%，為經合組織國家的33%。第三組，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彈性係數。從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間，單位GDP每增長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長0.6%，但是中國僅僅增長0.38%，說明中國的彈性係數小。

地緣政治威脅論

背景

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並沒有出現同步改善。面對中國的崛起。區域外某些大國插手中國周邊事務，也進一步加劇了本已存在的周邊安全風險。

西方論調

基於地緣政治的“中國威脅論”在國內媒體上也比比皆是，從美國擔心中國威脅其在太平洋的利益，到韓國擔心中國威脅到美日韓同盟，協助朝鮮入侵，到俄羅斯擔心中國移民佔領西伯利亞的“人口威脅論”到印度、東南亞對中國爭霸印度洋的擔心，似乎中國的發展在別國眼裡就是一個橫衝直撞的大怪物。

實情分析

地緣政治學主張一國的政治乃受其地理所支配。它的關鍵內在含義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鄰國越多，那麼它與這些鄰國的利益糾紛就越容易產生。如果地緣政治學說是正確的，那麼中國在未來充當第一超級大國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這些與鄰國的利益衝突，必會使中國在制定政治和經濟政策時小心弈弈，必然大量消耗中國的國力和軍力。也就是說，美國只有二個鄰國，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它可以如一名喜歡挑戰的拳擊手，隨時找些敵人開心而產生凝聚力，從精通地緣政治學的美國政治家來說，這的確是他們的一種治國之策。美國也可以在功成名就后，安安穩穩、輕輕鬆鬆地怡養天年，但這樣的缺少緊迫感會使美國很快變成南美洲的懶散國家。而中國卻用不著找任何敵人，反而受地緣支配，它必須隨時應付不管它願不願意的各種挑戰而消耗國力。

中國在地緣上所處的樞軸地位。中國周圍大國林立，所有這些大國，都同中國存有地緣衝突的潛在可能。而且，很容易形成一個針對中國的聯盟（如美日韓同盟）。

韓國

韓國社會的普遍看法是，如果中國變得強大，其膨脹的影響力就會對韓國構成更大威脅。因此，可以說“中國威脅論”在韓國是普遍視角。特別是，由於朝鮮半島在戰後分裂成南北兩部分，所以這種“中國威脅論”就自然地固化成韓國人的普遍認識。總的來說，韓國政治學界也一直支持這種看法。

韓國翰林大學政治行政系教授李三星

對於追求同中國建立互惠、和平共處關係的朝鮮半島國家來說，歷史上的中國，特別是一個繁榮穩定的中國不僅不是威脅，而且是朝鮮半島穩定的條件。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

在北京發表演講時駁斥了“中國威脅論”。他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帶來了機遇。日、中兩國今後都不會成為軍事大國，互不成為威脅，應朝著和平發展的方向加強合作。

日本《朝日新聞》

2013年10月27日報道援引《人民日報》26日的報道稱，中共領導層24日和25日召開了一場確定未來10年周邊外交方針的重要會議。習近平在會上強調，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周邊外交。由此可見，中國意欲通過加深與周邊國家互惠關係、深化安全互信，來打消“中國威脅論”。

報道指出，這次會議的背景原因是中方認識到，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正在周邊國家蔓延開來。習近平認為中國的發展需要穩定的周邊環境，尋求建立一種超越冷戰時代格局的安全體制。習近平強調加強與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紐帶。他還指出應該深化安全合作機制，增進戰略互信。

在國際關係中，威脅總是客觀存在的。在相互懷有敵意的國家之間，只要一方有一定的力量及意圖，就會對另一方產生威脅。因此，“××威脅論”是國際關係中的一種常態現象。如在長期相互敵視的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之間，針對彼此的“威脅論”可謂根深蒂固。

但縱觀全世界，唯有“中國威脅論”近20多年來長久不衰，且得到包括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大規模認同，原因究竟何在？細細究之，這與中國的崛起發展密切相關。概言之，“中國威脅論”實質上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基於自身危機意識，緣於形形色色利益因素，用來制約中國崛起發展的一種政治手段，是冷戰時期“零和”思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體現和反映。

探尋當今“中國威脅論”的深層緣由，必須從發展層面入手。“中國威脅論”，說到底是由於中國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快速發展引起的，是國家崛起中的必然伴隨品。

中國的發展具有不同尋常的重要意義。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輝煌歷史、在世界發展史上曾長期佔據領先地位的文明古國，在經歷19世紀中期以來的殖民入侵、民族抗爭與長期探索，而今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終於找到了民族復興的道路，並不斷加快國家崛起的步伐。

中國的發展，有著曾經遭受西方侵略掠奪的歷史記憶，有著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特色，有著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領土、13億人口的超大規模，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來保持9%以上的驚人經濟發展速度。這是其他國家不具備的中國發展特質。

與中國的崛起發展相一致，印度近年來的發展速度也大大加快，成為“金磚五國”之一。但與中國相比，印度是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西方國家具有一致性。從發展質量與規模來看，印度尚不足以對西方國家構成重大挑戰。真正對美國的霸權及西方世界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的，在當今世界除了中國別無二家。

在一些西方國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崛起，是對其主導下的傳統國際秩序及地緣政治格局的挑戰。從資本主義崛起的歷史經驗看，歷史上所有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強權與戰爭，都是以運用武力為手段的。英、美、德、日等國的崛起，無不是遵循著富國-強兵-戰爭擴張的規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無論是西方權力轉移理論或霸權轉移理論，都認為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必然會使得國家間的關係發生權力轉移，中國將挑戰現有的國際結構，導致國際體系的不穩定乃至爆發戰爭。

為此，害怕中國的發展強大將挑戰其既有的國際地位，是西方國家宣揚“中國威脅論”的真正擔憂；借“中國威脅論”來制約中國的崛起發展，是西方國家宣揚“中國威脅論”的動機所在。

在一些周邊國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崛起，是對領土資源現狀的可能改變及本國政治、經濟利益的可能衝擊。“中國威脅論”，成為這些國家攫取形形色色國家利益的一種政治手段。這包括：

其一，為領土資源之爭提供依據。中國是世界上邊界最為漫長、與鄰國存有領土領海爭議最多的國家之一。隨著中國力量的強大，與我國存有爭議的國家日趨憂慮，唯恐在領土資源之爭中落敗。

其二，為維護經濟利益提供理由。在有些國家看來，中國的快速發展會對其經濟利益造成衝擊。尤其是日本，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陷入長期經濟衰退，而中國則保持高速增長並在經濟總量上超過它，這種失衡的心理尤為強烈。

其三，為擴張軍力提供借口。近年來，一些國家借口中國對本國帶來軍事與安全威脅，投入巨額軍費大力發展本國軍事力量。

其四，為爭奪地區主導權提供工具。某些國家為奪取地區事務主導權，往往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以挑起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自己則從中漁利。

“中國威脅論”具有遏制和刺激雙重效應

新一輪“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是為了遏制與干擾中國的發展。然而，結果卻事與願違。幾十年來，西方及周邊一些國家極力渲染的“中國威脅論”，實際上產生了遏制與刺激的雙重效應。

一方面，“中國威脅論”成為中國發展中的雜音，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中國形象，阻遏了中國的發展步伐。

在政治層面，“中國威脅論”引發了周邊一些國家對我國的敵意，增加了周邊國家對我國的不信任感，阻礙了我國與之開展國際合作的步伐。

在軍事層面，“中國威脅論”加大了地區軍備競賽的可能性。近年來，周邊一些國家花費重金購買先進武器裝備，客觀上增加了地區不穩定性。

在經濟層面，“中國威脅論”增加了我們同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摩擦。近年來我國同一些國家的經濟摩擦事件不斷增多，不能說與廣泛散布的“中國威脅論”沒有關係。

在外交層面，“中國威脅論”為某些大國人為地阻遏我國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借口，成為西方國家制約我們發展慣用的一張牌。如在近年來我海外經濟活動中，中國企業收購海外資產的多起商業行為，都因某些國家以危害本國經濟安全等借口橫加干涉而終致流產。

總的來看，“中國威脅論”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中國的周邊環境，使我在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臨更加複雜的國際環境，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外部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威脅論”作為外部強加的動力，在一定意義上強化了中國自身的危機意識，刺激了中國的崛起和發展。依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挑戰-反應”理論，有機體在遇到挑戰時，會本能地產生一系列有效反應，從而最終促進有機體的發展。

“中國威脅論”在帶來一定程度負面效應的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刺激中國發展的外部動力。中國古代就有“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古訓。“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緣於外部力量逐漸強大而產生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意識在被反覆強調的同時，也反過來成為促使中國發展的重要外部動力。實際上，恰恰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浪潮一波又一波掀起之際，中國發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並日益穩健。

此外，“中國威脅論”在客觀上也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從來就不是一個為外力屈服的民族，而是遇強愈強、愈挫愈勇。在“中國威脅論”中成長起來的國人，在親身感受到國家日益強大的同時，也逐漸適應與接受了這種機遇與危機並存的生存環境，這無疑有利於培育大國心態，有利於下一步中國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大國。

淡定從容、主動作為，應對“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成了某些國家國內政治中的慣用工具，成了國際社會中的一種權力話語現象。每當某些國家遭遇國內相關政治議題時，往往搬出“中國威脅論”應急。如在當前如火如荼進行的美國大選中，“中國威脅論”就是奧巴馬政府屢屢使用的一張牌。面臨“中國威脅論”的這種現狀，我們要淡定從容，又要主動作為，採取以下方法有效應對。

第一，培育與大國相適應的從容心態。在不出意外的情況下，中國走向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中國威脅論”、“中國衰亡論”等種種論調，勢必層出不窮。要培育沉著、從容的大國心態，冷靜理性地看待來自國際社會的讚譽與詆毀，不為外界的種種鼓噪所動，不被“棒殺”、不被“唱衰”，展示給世人泱泱大國包容萬物的博大胸懷。

第二，繼續推進並大力加強國際合作。加強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創造與強化互利互惠的“共贏”關係，是消弭“中國威脅論”的重要途徑。要堅持睦鄰友好的原則，加強政治、軍事層面的互信，進一步拓寬在反恐、軍演等國際合作方面的深度和廣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彼此的敵意。在深度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繼續加強同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努力建立相互依存、共同受益的經濟關係。要在加強國際合作中，使世界各國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崛起，只會為世界帶來實惠與利益，而決不是所謂的“威脅”。

第三，積極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隨著國家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們應具備全球戰略眼光，積極主動地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要綜合利用各種手段，重視併發揮媒體的國際傳播能力，塑造並掌控符合本國利益的國際話語權。除了積極向國際社會闡明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意圖之外，還要充分發揮媒體的作用，通過釋放善意、提高透明度等，來主動回擊“中國威肋論”的惡意攻擊，打破當前我面臨的被動局面。

第四，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縱觀“中國威脅論”的三個發展階段，在國力最為孱弱時，“中國威脅論”是西方推行其殖民政策的理論工具；當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封殺新生政權的政治借口；進入20世紀末21世紀初，隨著中國的發展崛起，“中國威脅論”成為西方及周邊相關國家遏制中國的政治手段。可見，“中國威脅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中國，取決於中國自身國力的發展狀況。

為此，應對“中國威脅論”、抵消其負面效應的根本之道，在於大力發展中國的國力。要增強定力，以“任爾東西南北風”、我自“咬定青山不放鬆”的精神，聚精會神地干好自己的事情，確保安然度過當前的發展關鍵期。屆時，“中國威脅論”作為中國發展崛起過程中的特殊歷史符號，自然就會消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