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平樂·稚柳蘇晴
西平樂·稚柳蘇晴
【詞牌】西平樂
【朝代】北宋
【作者】周邦彥
【體裁】詞
西平樂
元豐初，予以布衣西上，過天長道中。后四十餘年，辛丑正月，避賊復游故地。感嘆歲月，偶成此詞。
稚柳蘇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覺春賒。駝褐寒侵，正憐初日，輕陰抵死須遮。嘆事逐孤鴻盡去，身與塘蒲共晚，爭知向此，征途迢遞，佇立塵沙。念朱顏翠發，曾到處，故地使人嗟。
周邦彥（1056-1121）北宋詞人。字美成，號清真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官曆太學正、廬州教授、知溧水縣等。少年時期個性比較疏散，但相當喜歡讀書，宋神宗時，寫《汴都賦》讚揚新法。徽宗時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最高音樂機關）。精通音律，曾創作不少新詞調。作品多寫閨情、羈旅，也有詠物之作。格律謹嚴，語言曲麗精雅，長調尤善鋪敘。為後來格律派詞人所宗。作品在婉約詞人中長期被尊為“正宗”。舊時詞論稱他為“詞家之冠”或“詞中老杜”。有《清真居士集》，已佚，今存《片玉集》。
據詞前小序知該篇寫於“辛丑正月”，辛丑年，即公元1121年（宋徽宗宣和三年），詞人當時正六十五歲，也是他生命走到盡頭的一年。序中所云：“避賊”的“賊”，系指方臘。據史籍記載，公元1120年（宋徽宗宣和二年）秋，方臘率江、浙一帶農民起義，反抗北宋王朝的沉重剝削，義軍迅速佔領杭州（今浙江）、歙州（在今安徽）等六州五十二縣，東南震動。
該詞寫盡距寫詞時四十餘年前故地的風光景色及當時又重遊時的不勝感慨之情。
上片前半寫景後半抒情。“稚柳蘇晴”三句寫春之初至：柳才蘇、雨方停，川流悠悠遠去，不覺春天已徐徐到來。“故溪”與“稚柳”相對，“歇雨”與“蘇晴”相承，對偶工巧。下面“駝褐寒侵”三句，仍繼續對初春景象作渲染：稚柳剛披上一層輕柔的綠紗，那老枝上自然還帶著雪襲霜欺的痕迹駝褐色，令人愛憐的初春的太陽，剛剛灑放出一些溫暖，便被淺淺的樹蔭拚死遮擋。以上全是景語，但卻處處留情，如：“川迥未覺春賒”的“未覺”、“正憐初日”中的“憐”、“輕陰低死須遮”中的“抵死”等詞，哪一處不與詞人此時的心情緊緊相連？“嘆事逐孤鴻盡去”以下直至上闋尾“追念朱顏翠發，曾到處、故地使人嗟”諸句，皆為情語，但也未離“孤鴻”、“塘蒲”、“塵沙”等動、靜景物。這段感情抒發從一個“嘆”字起始，慨嘆四十年來經歷的人情世事，皆已隨秋去春來的孤鴻疾飛而去，自身也與塘中的蒲葦一齊衰老枯黃，怎能知道將要去的地方前途如何，長久地沉思著站立在平坦的沙岸，追憶四十年前還是朱顏烏髮的翩翩少年的時候，曾經游過的地方，這次重來令人思緒萬千。“故地使人嗟”的“嗟”字恰與“嘆事逐孤鴻盡去”的“嘆”字一首字一尾字，前後照應，把這大段的感慨囊括其中。極似詞作者的精心安排。
下片抒發倦遊思家的心情。先交代詞人沉吟佇立之處“道連三楚”，“三楚”，指秦漢時將戰國時楚地分為東楚、南楚、西楚；又據《三楚新錄》載：五代時馬殷據長沙，周行逢據武陵，高季興據江陵事，因三國都在古楚地，故稱三楚”，此處“三楚”應泛指今之湘鄂一帶；而“道連三楚”與下面“親馳鄭驛”相聯，則可知詞人些時身在由鄭地（今河南）通向湘、鄂的交通要地。
這裡“天低四野、喬木依前”，天似穹廬、四野處地天相銜，故言“天低”，高大的喬木依然如四十年前，然而當此時自己舉足要踏上前方征途的時候，卻是心境很不平靜，“臨路敧斜”句中“敧”有不齊、不平之義，與“斜”同，在這裡似應形容內心的活動。自“重慕想”至后五句便是心境不平靜的內容：一種追求和嚮往又在心底翻騰，羨慕像東陵侯召平與彭澤令陶淵明一樣韜影晦跡、鄙視功名歸隱林下的生活；以琴、書自娛，閑時依松賞菊，何況自己精力尚沛、兩鬢尚無白髮。“東陵”一詞，指秦東陵侯召平，在秦被滅后，變成平民，種瓜於長安市東，人喜其瓜甜美，因呼之為“東陵瓜”；“彭澤”，指東晉陶淵明曾為彭澤縣令，因看不慣官場中的醜惡與黑暗，決心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掛冠歸田，並作《歸去來辭》一篇。中有“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之名句，也便是該詞“左右琴書自樂，松菊相依”的出處。這裡借用故典，抒發出欲歸隱林下的心情。“多謝故人，親馳鄭驛，時倒融尊，勸此淹留，共過芳時”諸句，則是由衷感謝當年的故交好友，他們親來詞人下榻處，為他接風，邀他宴飲，執壺把盞，熱情留他共同度過百花即將吐艷爭芳的春天。長調至此，已經將情、景鋪敘抒發得鬚眉盡現、無比細膩，大有難以收韁勒馬之勢。然而“翻令倦客思家”一句，忽地跳了出來，便產生了裂帛、斷流之效，十分精巧；故人的殷勤挽留反而讓他這個疲倦無比的遊子盼望著返家。“翻”作反解；儘管前面有“何況風流鬢未華”表示身體尚健，但“倦客思家”也流露出內心的疲憊，大有人生走入盡頭的味道。
“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人間詞話》），如此看來，該篇長調可說無一處不作情語了，只是它流露的感情比較消極、凄清，入眼的景物也多蒙上淺冷灰淡之色。如“稚柳”、“駝褐”、“塘蒲”、“孤鴻”、“塵沙”、“天低”。留給讀者思索的是不知這位宋徽宗駕前以粉飾、歌頌昇平著名的供奉文人，在這裡流露出的歸隱，是出自對官場生活的厭惡，還是真正感到身心交瘁？因為這首詞寫在他絕命謝世的一年，所以也可以認為是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