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田畫跋

惲格（1633——1690年）字壽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號南田，別號雲溪外史、東園草衣、白雲外史等。武進（今屬江蘇）人。兼工詩、書、圓，時稱“三絕”。家貧，不應科舉，賣畫為生。初工山水，與王翠交往後自度不及，轉作花鳥，水墨淡彩，清潤明麗，自成一家，而山水亦得元人冷澹幽雋之致。後人將其與王時敏、王鑒、王暈、王原祁、吳歷合稱“清六家”。有詩文《甌香館集》。

徠“攝情”是惲格論畫的核心。他說：“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他將“情”溝通創作者與鑒賞者的兩方面，堪稱繪畫領域中“，主情”論的代表。由於“攝情”，情充沛而移注於物，故在他看來，物亦含情，故人當以情寫之：“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妝，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寫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處在清初文網嚴酷、政治高壓的情況下，他既以仲長統《昌言》所說的“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明志，稱“余謂畫亦當時作此想”，讚美“喬阿古干”的“昂霄之姿，含霜傲風，挺立不懼，可以況君子”；自雲“雪霽后，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又難以壓抑地直言：“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絲絲，皆清淚也。”可以認為，惲格繼承了宋遺民鄭思肖以墨蘭寄寓情志的傳統，其“攝情”說與朱耷的寄託亡國之痛是同中有異。當然，“情”的範圍可不拘於此，較之“四王”的主於摹仿古人，惲格的“攝情”說接觸到文藝創作的真正動力，無疑更值得肯定。

惲格對繪畫的風格探討頗多，而偏嗜逸格與幽寂荒寒之境。如下跋語可看作他的理論總綱：“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為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為工。雖離方遁圓，而極妍盡態。”他認為“高逸”就是“脫盡縱橫習氣，．澹然天真”，在創作中，“以瀟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真，復追茂古，斯為得意”，“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斥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行吾逸”。關於風格，他推崇簡貴，尤其稱道倪瓚的天真澹簡，“一木一石，自有千岩萬壑之趣”。繼而又崇尚荒寒幽寂，曾云：“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緲天倪，往往於此中出沒。”稱道“凄寒將別，筆筆俱有寒鴉暮色外，對老樹荒溪、危崖瀑泉、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等景色最為欣賞，尤對倪瓚的幽澹、黃公望的荒率傾心不已。既屢贊元人幽秀之筆，幽亭秀木，又雲“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人想，亟宜著筆”。可以認為，惲格不將郭熙的調和“君親之心”與“林泉之志”引為- 同道，而極推逸格和荒寒幽寂之境，以元人為榜樣，是與他的經歷、思想、所處時代有關，誠如他所讚歎的元人繪畫“其品若天際冥鴻”，“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實關係著他作為明遺民的情懷。

有《畫論叢刊》、《美術叢書》本，及民國五年（1916年）保粹堂據光緒中翠琅玕館版重編印的《藝術叢書》本，又有嘉慶時張海鵬輯《借月山房匯鈔》本、道光時陳璜校刊的《澤古齋重鈔》本、《叢書集成初編》等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