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文化大革命”中，薄一波遭受殘酷迫害，被認定為“六十一人反革命集團”。在草嵐子監獄“自首”也被嚴厲批判。
1966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后，江青、康生一夥首先指令“彭真專案組”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然後，在8月18日“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又私下授意紅衛兵代表，揪斗這些老幹部。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間的北京報紙，從他們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還隨信附上了1936年8月30日，《華北日報》全文發表了這份題為《徐子文反共啟事》的影印件。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事情還得從1936年說起。
1936年三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歷經艱險，來到華北，作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並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到天津后，面臨新的工作和所處的環境，深感“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華北黨組織連續造成的嚴重損失。這裡黨組織遭破壞，黨員幹部被捕，幹部嚴重不足。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外，其他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眼下，特別隨著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能夠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領導幹部。
1936年4月的一天，劉少奇見到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兩人談了華北的形勢，劉少奇陷入深思。這時，柯慶施靈機一動，突然想到，當時，“北平軍人反省院”（因地處北平草嵐子衚衕，通常稱草嵐子監獄），關押著一批黨的幹部。這批幹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黨組織兩次遭大破壞而被捕的。他們在獄中進行了堅貞不屈的鬥爭。到1936年時，還有六十多人被繼續關押著。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這批倖存下來的幹部，是黨的一筆寶貴財富，如果能將他們營救出來，可以大大加強華北地區的幹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進攻華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讓這批幹部落入他們之手，將很難生還。
於是，柯慶施對劉少奇說：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考慮到抗戰缺少幹部，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獄中的幹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及早出獄。這樣，一方面可以緩解北方局幹部奇缺的困難，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日寇佔領北平后，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劉少奇聞言，低頭沉思，他當然清楚所謂“履行出獄手續”意味著什麼。更明白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最後他點點頭，緩緩地說：我個人同意。履行敵人規定的出獄手續，是在特定條件下採取的一個特殊措施，有利於黨的事業。但他也深深感到，這件事情關係重大，責任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於是，劉少奇立即請示中央。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后十分重視，同在陝北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商量后，很快批准了這個要求。
在1931年，原中共河北省委被破壞，省委負責人陳原道、郝清玉、周啟敦、安子文、周仲英、劉亞雄等被捕。1931年2月，殷鑒任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省委從天津遷到北平。6月省委秘書長郭亞先(果振祥)、軍委書記廖划平、團省委書記李國玉、河北省互濟會黨團書記賴德被捕叛變。中共北方地下黨組織，包括順直省委即後來的河北省委、省軍委、青年團省委及北平、天津市委，都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殷鑒、楊獻珍、薄一波、劉瀾濤、董天知、韓均、張友清、趙林、李楚離、田星雲、廖魯言、徐子榮、胡錫奎、劉錫五、王其梅、馮基平、王鶴峰、李力果、劉有光、劉格平、侯振亞、唐方雷、傅雨田、扶屏、黃建純、馬輝之、朱則民、孔祥禎、趙明新、高仰雲、王德、徐冰等300人相繼被捕入獄。
1936年6月，劉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複，立刻把這件事交由柯慶施去執行。柯慶施當即派地下黨員徐冰（公開身份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同孔祥禎取得聯繫。孔祥禎1931年被捕，入草嵐子監獄，曾任監獄中的秘密黨支部書記，1932年因病保外就醫，出獄后以家庭教師身份作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孔祥禎設法給當時監獄黨支部負責人之一的殷鑒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們可以履行“出獄手續”，爭取早日出來。
1936年7月，北平軍人反省院。高高的圍牆上安著電網，四周和大門都有崗哨，戒備森嚴。當時正擔任獄中黨支部書記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員劉瀾濤、殷鑒，收到北方局要他們履行出獄手續的密信后，正疑慮重重。他們擔心這是敵人設下的又一個圈套，於是同少數骨幹商議，決定不予執行，也不在黨員中傳達討論。
北方局送信到獄中已三個月，仍不見迴音。劉少奇決定，通過孔祥禎給獄中黨支部寫第二封信。信中說：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后不見你們的行動，現再做如下指示：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考慮到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儘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出獄手續。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黨認為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在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範圍內作鬥爭。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正因為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所以你們更有條件，這是特定條件下所作的決定，不是常例。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此信后，仍然拒不執行，就要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
這時，獄中黨支部已經改選，支部書記是趙搏，支委是楊獻珍、張友清。他們同骨幹分子討論后，考慮到黨的紀律，準備將中央指示付諸討論，徵求獄中全體黨員意見。
為了證實這兩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過另外的通訊辦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說明，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准的，隨信還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抄件。
支部終於判定：確系中央指示。他們作出了“準備執行”的建議，交全體黨員討論。討論結果，一致同意服從組織決定。
1936年9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9人第一批出獄了。
北平，太廟茶館。熙來攘往的人流絡繹不絕，小商小販的叫賣聲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禎並肩走向茶館，他是來和北方局黨組織接關係的。到了茶館門口，孔祥禎留在門外瞭望，薄一波一個人走了進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兩人緊緊握手，徐冰問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頭的暗語，然後匆匆離開。
按照地址，柯慶施找到了薄一波，說：“讓你們出來是劉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准的。你們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才出來呀！”言畢，哈哈大笑。
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幾十名共產黨員，分作九批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陸續出獄。出獄后他們被中共黨組織分配到山西、河北、天津等地，重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開始新的工作，從而大大加強了北方黨的力量。
1944年3月，抗日戰爭已開始局部反攻。黨的七大準備工作正著手進行。
寶塔山下，春風楊柳，紅旗飄飄。
從草嵐子監獄出獄的黨員中，有七大正式代表l2人，候補代表2人。
薄一波到延安第二天，即向毛澤東彙報了在北平5年半的獄中鬥爭，毛澤東連連讚賞。之後，書記處書記任弼時又找薄一波談話，說：你們出獄，中央完全知道。
薄一波提出，應把他們1936年出獄的問題向七大作出報告，把過程講清，作結論。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討論時，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任弼時正式說明了這件事。委員會對薄一波等人的出獄問題，作出明確結論，認為適合代表資格，並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過。
當時，康生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還曾當面對薄一波讚揚說：北方局的一大功勞就是營救草嵐子監獄的一批幹部出獄。
這段歷史中共中央早有定論，但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江青、康生一夥，卻又將它作為一樁歷史疑案，重新提出，別有用心，無事生非。他們為了藉機陷害這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全國掀起了“揪叛徒”的浪潮，把薄一波等經組織決定出獄，說成了“自首叛變”，說成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為此，還搞假證，進行誣陷，欺騙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欺騙各中央委員。在他們煽動下，經毛澤東同意，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這一文件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革”期間，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個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乃至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職務。薄一波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劉瀾濤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西北局第一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安子文歷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人事部部長、中央組織部部長；劉錫五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楊獻珍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廖魯言任農業部部長；李楚離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璽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兼國家機關黨委書記；徐子榮任公安部副部長；李力果任一機部副部長；劉有光任七機部副部長；馬輝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長；胡錫奎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王德任中南局候補書記；趙林任吉林省委書記；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鶴峰任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傅雨田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高仰雲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當時不但這四十位老同志慘遭迫害，他們的家屬，他們的親友，老部下幾乎全部受到株連，據說受審查受迫害的人數有成千上萬。這起冤案就是這樣造成的。
更有甚者，他們怕張聞天如實說出當年中央批准北方局建議的事實經過，還對其進行了威脅和關押監護。
1968年4月的一天，兩名幹部模樣的人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找到了張聞天。廬山會議后，張聞天便被罷免了一切職務，離開政壇，在經濟研究所當了一名特邀研究員。來人自稱是“康老”派來的，他們嚴厲地對張聞天說:“1936年薄一波等人出獄的案件，被你從中把水攪渾了。這案件是劉少奇背著中央乾的，你張聞天為什麼要承認是你批准的？！以後你如再瞎說，後果由你自己負責，你應替你的子孫後代留條後路!”原來，南開大學紅衛兵在此之前曾向張聞天追問薄一波等人出獄的問題。由於事隔多年，張聞天為了慎重起見，將回憶的情況，先給康生寫了封信，請他查查中央原來的檔案，以證實當時的情況。
給康生連寫了兩封信，均杳無迴音。張聞天無奈，只好決定由他個人負責，承認是自己批准的。於是，禍從天降。 1968年5月16日下午，一個排的武裝士兵將張聞天夫婦帶走，實行關押監護。直到1969年的10月20日，監護才被解除。
1978年，由 曾彥修作證，時任中組部部長的 胡耀邦，頂住種種壓力，積極撥亂反正，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昭雪。因而，“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這一特大冤案很快得到平反。這批老同志也才從“叛徒身份”的枷鎖下解放出來。
1978年12月，有著里程碑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會後，開始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中國共產黨終於擺脫了“左”的思想的長期束縛，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