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迪先

1925年入北平宏達學院。 1926年留學日本，先後在日本慶應大學、九州帝國大學學習，畢業后曾留任助教。1938年回國后，歷任西北聯大法商學院政治經濟系教授，武漢大學經濟系教授，四川大學經濟系教授、系主任，積極參加民主運動。建國后，歷任川西行署監察委員會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員兼文教委員會副主任，1952年10月11日，經由彭迪先教授領導下的四川財經學院籌建小組的辛勤努力，中國西部第一所培養高級財經管理人才的新型大學—四川財經學院（西南財經大學）誕生了，之後不久，調任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任四川大學校長，後任四川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51年加入民盟。是第一至五、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1979年10月、1983年12月先後當選為民盟第四、五屆中央副主席。198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8年10，月當選為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1991年7月22日在成都病逝。

1921年，年僅十三歲的彭迪先為了開闊視野，尋求優良的學習環境，毅然離開家鄉去成都求學。當時成都最好的中學是成都高等師範附中，彭迪先以同等學力考入這所學校。

成都高師的校長是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創始人之一的吳玉章。彭迪先所在附中第八班中就有不少先進的青年，楊尚昆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這裡的學習與生活使他呼吸到政治上的新鮮空氣，形成了他進步的思想傾向。在這所教育制度很嚴格的學校里，彭迪先刻苦踏實，務求真知，為以後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教育。

1926年彭迪先抱著“讀書救國”的願望負笈東渡日本留學，先在東京慶應大學預科學習。

在這裡他起早睡遲，苦戰攻關。1932年2月，以優良成績畢業於這所大學的經濟系預科。然而他最終放棄了不經考試直升慶應大學的機會，因為慶大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英美資產階級經濟學科，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能在課外抽時間自學。彭迪先根據早已形成的思想傾向，選擇了具有不同特色的九州帝國大學。1932年春，經過極其緊張激烈的入學考試，他進入了這所著名大學的經濟系本科。

在這裡，他滿意地接觸到高水平的教師隊伍和濃厚的學術空氣。經濟系教師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造詣較深者大有人在。學校自由講學選修課很多，不拘年級，可自由選讀。在這樣的條件下，彭迪先盡量選讀自己感興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以極大的努力提前一年讀完在本科畢業所需要的全部學分，利用最後一年時間，全力以赴地系統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這為他以後進一步深入鑽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打下了基礎。

1935年2月，彭迪先在九州帝大本科畢業，因成績優異而與日本同學土岐強一起留校任帝大經濟系助教。中國留學生任九州帝大助教，他是第一個。帝大教授波多野鼎在他的《現代經濟學論》中文版(彭迪先譯)序言中寫道：“中國留學生之任經濟科助教者，實以彭君為嚆矢，由此足證其學識、品格如何為大學所器重也。”

在任助教的同時，彭迪先又升入本校研究院做研究生。在這期間，為了擴大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傳播，他把波多野鼎教授所著《現代經濟學論》一書譯成中文出版。此外，彭迪先還在國內刊物上發表了幾篇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性論文，在我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傳播初期，做了有益的工作。

1937年，彭迪先畢業於研究院時，在日本潛力致志，鍥而不捨，已是八年了。他治學得力於腳踏實地，既有勇猛奮進的精神，又有循序漸進的恆心。他主攻馬克思主義理論，但也不放鬆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流派的深入研究。至此，他在學術上趨於成熟，中國經濟學界增加了一位與資產階級學派相抗衡的青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

經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洗禮，給人們提出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先後興起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農村性質的論戰。1939年彭迪先撰寫出30萬字的《世界經濟史綱》有助於人們正確認識中國社會，思考中國的未來。

1940年秋，武漢大學(抗戰時期由武漢內遷四川樂山)聘請彭迪先擔任經濟系教授，先後主講外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等課。武漢大學經濟系是當時全國有名的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心之一，老教授較多，所以，他開講這兩學科時，有些學生對這位三十歲左右的教授不免持某種保留態度。但在聽課後，覺得能啟發思維，系統性高，邏輯性強，能深入淺出，循序漸進地提高學生的理解水平，從而無不心悅誠服。然而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彭迪先在武大以及此前在西北聯大和此後在川大等校講授各門經濟學科時，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具有較強的馬列主義思想性。教學中他注重學科的系統性，全面性，有重點、有目的地貫穿著一條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紅線，使青年們聽課後認識到，是馬克思完成了政治經濟學的革命，並從而信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

在武大五年時間(1940年秋—1945年秋)，他不但擴大了大學講壇上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陣地，而且啟發並引導了若干學生走上革命道路。

1945年，現實的情況有兩點令人關切，一是國民黨偽法幣瘋狂膨脹；二是已經流行多年的貨幣數量學說，尤其是凱恩斯的貨幣學說風靡學術界。為此，他把書稿《新貨幣學講話》交生活書店出版。

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有:

(1)批判了歷史上源遠流長的貨幣數量學說。

本書著重介紹並批判現代貨幣數量學說特別是當時風靡一時的凱恩斯主義。

作者通過對商品和貨幣的價值變動情況詳細分析后，指出貨幣數量論者顛倒了貨幣價值、商品價格和貨幣數量三者之間的因果關係，錯誤地認為貨幣數量多少(結果)可以決定商品價格高低(原因)，對貨幣本質一無所知。

作者特別指出，批判這些學說的實踐意義在於:它們是資本主義國家企圖用來克服經濟危機的奇方妙藥，也是資本主義世界貨幣政策的理論基礎。它們的辦法不外是加強準備、膨脹幣券、貶低幣值、調整金融機構、降低利息和統制金融等等。但在經濟危機發生期間，基於貨幣數量學說的克服危機的種種企圖，無一不慘遭失敗。這就證明了貨幣數量學說的幻想性。

(2)揭露國民黨通貨膨脹政策的反動性，預言其必然會有崩潰的下場。

新中國成立后他雖然行政事務忙碌，但仍擠出時間鑽研寫作。1952年10月11日，經由著名經濟學家彭迪先教授領導下的四川財經學院籌建小組的辛勤努力，中國西部第一所培養高級財經管理人才的新型大學—四川財經學院誕生了。之後不久，彭迪先調任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任四川大學校長。1955年他寫出了20萬字的《貨幣信用論大綱》由三聯書店出版。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武藤守一把此書譯為日文，1956年11月在日本三和書店出版。本書剖析資產階級貨幣信用學說，掌握社會主義貨幣信用本質及其運轉方法；同時它在對外宣傳新中國貨幣信用制度與方針政策上，起過有益作用。它是一本在20世紀50年代還不多見的著作。日本經濟學家把它譯為日文出版，並非偶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彭迪先除繼續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四川省民盟主任委員外，又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1979年擔任四川省副省長。1983年組織考慮到他年事已高，同意他辭去副省長，改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主任。在這些年裡，他的會議多、工作多，加之身體已不如以往，治學時間更加有限，但仍然堅持學習鑽研，有時還寫點文章。

全集共三卷五冊，由西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院、經濟學院編，由西南財經大學副校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劉燦教授和經濟學院執行院長劉方健教授總其成，2012年10月19日，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院、經濟學院主辦的“《彭迪先全集》《袁文平文集》《楊致恆文集》出版發行儀式暨學術思想研討會”在光華校區住友苑隆重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