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的原因可能是：

1．經濟政策錯誤；

2．原材料緊張，尤其是原油危機；

3．自然災害；

4．全球化的後果；

5．金融政策錯誤。

經濟危機早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就已經存在，這是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聯繫的。

在生產方式危機才變成了現實。隨著簡單商品經濟──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之間的發展，就使經濟危機的發生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隨著社會分工的廣泛發展，商品生產，每個企業都成為社會化大生產這個複雜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它在客觀上是服務於整個社會，滿足社會需要、應受社會調節的。

由於生產資料私有，生產從屬於企業的利益，生產成果都被他們所佔有。而企業生產的唯一目的，生產的擴大或縮小，不是取決於生產和社會需要即社會地發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間的關係，而是取決於利潤以及這個利潤和所使用的資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潤率。因此，當生產的擴大程度在另一個前提下還遠為不足的時候，對生產的限制已經出現了。生產不是在需要的滿足要求停頓時停頓，而是在利潤的生產和實現要求停頓時停頓（《經濟學原理》第25卷，第288頁）。

重要表現之一，單個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同整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單個企業的生產，在資本家的統一指揮下，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而整個社會生產卻基本上陷於無政府狀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比例關係的失調，特別是生產與需要之間的比例關係的失調，是私有制所造成的結果。私有制把社會生產，企業們各行其是。各生產部門比例的不協調，是生產運動中的經常現象，而按比例的發展，則是生產運動中的個別情況。嚴重比例失調是引起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產能增長與有效需求不足，即總供給與總需求或生產與消費。在追逐高額利潤的驅使下，所有資本家都拚命發展生產，結果是有效需求落後於整個社會生產的增長，商品賣不出去，造成生產的相對過剩。這是引起經濟危機的最直接的原因。

生產與消費以及市場無序競爭，作為具體表現是彼此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正是它們的結合，才不可避免地使再生產周期地遭到破壞，引起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兩極世界理論分析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變革和對外擴張兩個階段的經濟危機表面看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但是有效需求不足產生的原因不同，內部變革時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因為人們相對太窮，對外擴張時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因為資本相對太富，前者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外應力性質的，後者是國際有效需求不足、內應力性質的。

註：市場需求不足性經濟危機以及土地產出不足性經濟危機，從根本上都是私有制持續作用的結果。土地產出充足的情況下（更確切地說是有充足的土地用於耕作或者放牧）以及市場需求旺盛的情況下，私有制的生產資源所有者（地主、工商企業主及銀行家）會傾向於擴大生產，這是私有制社會價值觀決定的。當土地產出最大化也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時封建社會就會產生經濟危機；當市場需求最大化也不能滿足擴大化的生產能力時資本社會就會產生經濟危機。另外，天災人禍會加速經濟危機爆發，儲蓄則能延緩經濟危機爆發。

經濟危機所暴露的生產過剩，並不是生產出來的商品真正超過實際需要。要使現有的人口都能夠富裕地生活，充分滿足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生活資料並不是生產得太多了，而是生產得太少了。但是，相對於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又的確是生產得太多了。就生產資料來說，要使有勞動能力的人口都能夠充分就業，促進生產的迅速發展，各生產部門還要進行大量的設備投資。生產資料同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要使生產資料按一定的利潤率起作用，現有的生產資料又的確是周期地生產得太多了。由此可見，生產過剩並不是絕對的過剩，而是相對的過剩。在市場經濟社會以前的各個社會形態里，由於戰爭、瘟疫、天災等各種原因，以及上層社會的荒淫腐朽，也會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內使生產和社會生活陷於嚴重的苦難和危機之中。但這種危機的特徵是生產嚴重不足，而經濟危機則是生產過剩。

經濟危機的現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和戰後有所不同。但無論是戰前或戰後，其共同點是：商品滯銷，利潤減少，導致生產（主要是工業生產）急劇下降，失業大量增加，企業開工不足並大批倒閉，生產力和產品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社會經濟陷入癱瘓、混亂和倒退狀態。生產下降和失業激增，是戰前與戰後經濟危機的共同的主要標誌。戰前與戰後不同之處，主要是在貨幣、金融危機方面。

在戰前的危機中，一般是通貨緊縮，物價下跌，銀根吃緊，利率上升，銀行擠兌並大批倒閉；而在戰後的危機中，由於國家干預採取膨脹政策以及其他原因，從1957～1958年的世界性經濟危機開始，各國家在危機期間都出現了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的反常現象。

主要表現是：商品大量過剩，銷售停滯；生產大幅度下降，企業開工不足甚至倒閉，失業工人劇增；企業資金周轉不靈，銀根緊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嚴重破壞，銀行紛紛宣布破產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國家干預採取了通貨膨脹政策及其他措施，致使在經濟危機中出現了生產停滯與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現象。

經濟危機的後果可能是：

1．社會動亂；

2．國民經濟調節和經濟恢復；

3．政變。

經濟危機爆發，加劇了社會各種矛盾的深化。

主要表現在：

1．經濟危機造成了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嚴重的破壞。

2．經濟危機進一步加深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3．經濟危機進一步激化了社會階級矛盾。

4．經濟危機加劇了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

經濟危機表明，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存在矛盾。經濟危機是矛盾激化的產物，反過來它又促進經濟在起伏波動中繼續向前發展。在當代，經濟危機加劇了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轉嫁危機與反轉嫁危機的矛盾；加劇了國家相互之間的爭奪商品市場和輸出危機的矛盾。總之，經濟危機加劇了世界的各種矛盾，它是世界動亂的重要經濟根源之一。

經濟危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每次危機都使生產倒退幾年甚至幾十年，為世界帶來莫大的災難。危機使社會財富遭到了巨大的破壞。在30年代的大危機中，被毀壞的煉鐵爐，美國達92座，英國為72座，德國為28座，法國為10座。1933年，美國有1040萬英畝的棉花被毀在地里，巴西有2200萬袋咖啡被銷毀，丹麥有117000頭牲畜被消滅。這種現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並未絕跡。例如美國在1973～1975年的危機中，僅在1974年5月15日和16日兩天內，洛杉磯的加利福尼亞牛奶壟斷組織就把 38000多加侖的優質鮮奶倒入水溝中。

後果

1．社會搖搖欲墜，面臨被推翻。（美國1929-1933年經濟危機）

2.法西斯日益猖獗。（美國1929-1933年經濟危機）

3．國際關係趨於惡化。

4．失業人數迅速增加。

5．貧困加劇，人們食不果腹。

6.會引發通貨膨脹，使物價上漲。

7．由於經濟全球化，危機會波及全世界，後果不堪設想。

資本的卓有遠見的代言人，比如馬丁·沃夫，非常明確地指出，如果這種全球經濟不平衡的狀態持續下去的話，我們所見的金融危機還會重現。投入美國和英國的大批資金在任何新的管制下都會從事風險借貸。中國這類國家應該轉向擴大國內消費需求，而美國，尤其是他們的出口業，應從消費領域轉向投資領域，這種情況才可能避免。這種策略實際上自然非常難以實行，因為資本主義無計劃的、自發的本質使這種再平衡非常不穩定且充滿風險。這已經在一九八〇年中期得到驗證。當時通過協調使日元升值，同時將日本經濟從出口型轉向國內需求型引發了瘋狂地投機借貸，使得日本經濟的疲弱持續了近二十年。然而，如今更為嚴峻的問題是：不同的國家資本之間，根本不存在一個清晰的關於未來經濟走向的協定。例證是德國和英國政府針對該如何合理應對這場危機、政府支出程度和財政赤字應有的水平產生了爭論。然而比這更嚴重的是美國和亞洲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些緊張關係不僅體現了對經濟的關注，更體現了國際市場經濟陣營內力量關係的改變。

也就是生產能力過剩的危機。有的學者把經濟危機分為被動型危機與主動型危機兩種類型。所謂被動型經濟危機是指該國宏觀經濟管理當局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出現經濟的嚴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貨幣貶值從而引發金融危機進而演化為經濟危機的情況。

指該國宏觀經濟管理當局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出現經濟的嚴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貨幣貶值從而引發金融危機進而演化為經濟危機的情況。如果危機的性質屬於這種被動型的，很難認為這種貨幣在危機之後還會回升，危機過程實際上是對該國貨幣價值重新尋求和確認的過程。

主動型危機是指宏觀經濟管理當局為了達到某種目的採取的政策行為的結果。危機的產生完全在管理當局的預料之中，危機或經濟衰退可以視作為改革的機會成本。

兩極世界理論分析指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變革時期的經濟危機主要是通過擴大國內有效需求解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外擴張時期的經濟危機主要是通過擴大國際有效需求解決。

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市場經濟無法消除產生經濟危機的根源，因而經濟危機周期地爆發。經濟危機的這種周期性使資本主義再生產也表現出周期性，這種周期包括四個階段：危機、蕭條、復甦和高漲。危機往往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繁榮時爆發，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這時達到最尖銳的程度。危機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環節出現，然後迅速波及各個部門，最後導致整個社會經濟活動嚴重混亂。危機是經濟周期的決定性階段，是上一個經濟周期的終點，也是下一個經濟周期的起點。危機之後是蕭條階段。

在蕭條階段，商品供給超過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現象有所緩和，生產不再繼續下降，失業人數也不再增加，但過剩商品還未完全銷售出去，社會購買力仍然十分低下，社會經濟呈停滯狀態。

蕭條階段之後，市場情況有所好轉，生產開始逐步回升，經濟逐漸擺脫停滯局面，於是，蕭條階段過渡到復甦階段。

在復甦階段，由於市場的擴大，價格開始上升，利潤漸有回升，從而刺激著資本家增加投資、擴大生產。隨著生產的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逐漸加快，社會生產超過危機前的最高點，進入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

在高漲階段，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但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繁榮只是暫時的，繁榮包含了新的危機的先兆。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矛盾發展到尖銳程度時，危機必將再次爆發。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下一個周期。

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危機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機與危機之間的間隔表現了一定的規律性。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發生普遍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以來，隨後發生危機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以及向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過渡時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發生一次這樣的經濟危機。進入20世紀，在1900年危機之後，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又發生了 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經濟危機，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發生一次危機。

從一次危機爆發到下次危機開始之間的這個期間，構成再生產的一個周期，或稱經濟周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每一個周期都包括危機、蕭條、復甦、高漲四個不同的階段。戰後的周期雖然發生了某些形態變化，但四個階段的交替仍然是周期的基礎。

關於經濟危機的周期性，有兩個問題需要研究。一個是周期性的原因，一個是周期長短的原因。

危機周期性的原因，要從市場經濟的運動變化中去尋找。這一基本矛盾雖然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但並不是每時每刻都處於嚴重激化之中，而是有時尖銳，有時緩和，呈現出一種波浪式發展的狀態。經濟危機是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它又反過來通過對生產力的破壞暫時強制地緩解這一矛盾。但危機並不能消除矛盾，一次危機過去后，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其基本矛盾又會逐步重新激化起來，使另一次危機成為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炸毀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決，所以它就成為周期性的了。生產產生了新的‘惡性循環’”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 卷，第315頁）。

關於周期長短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當國家宏觀調控還不存在的時候，主要是由固定資產更新的周期決定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固定資產的更新必然會引起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要素的大量需求，從而促進資本品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這反過來又會增加就業，提高消費者的購買能力，擴大消費品市場，從而促進消費資料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因此，固定資產的更新為經濟走出危機準備了物質條件。同時，它又會引起新的一輪產能過剩，為下一次經濟危機提供物質基礎。在完全競爭市場，把物質磨損和精神磨損合起來看，大工業中最有決定意義的部門的固定資產，平均大約10年左右就需要實行更新，固定資產的這個平均的生命周期，是決定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因素，為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間隔時間創造了物質基礎。

不但在以前的社會中，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就是在早期，經濟危機也是不規則的。當時，由於大工業還不夠發達，固定資本的再生產還沒有能夠成為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儘管當時的英國頻繁出現過1788年、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和1819年的經濟危機，但它們的出現和交替是沒有規則的，而且從整個社會來看，危機還是一種局部性的或地方性的。只有當大機器工業發展到對整個社會生產產生決定性影響的程度時，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危機才逐漸轉變為波及一切主要工業部門、震撼整個經濟社會的周期性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1825年首先在英國爆發的危機，就是最早一次這樣的危機。

固定資產的更新固然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對危機間隔時間的長短有重大影響，但也不能把這一點絕對化了。上述論斷，對於1825年以後的完全競爭市場，以及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壟斷市場，是有效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宏觀調控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情況卻發生了變化。決定周期長短的因素，除了固定資本的更新以外，還有國家宏觀調控加強幹預經濟的政策和措施。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的範圍內可以延緩或加速經濟危機的爆發，情況是錯綜複雜的，在當代，不能只用固定資產更新這樣一個因素去解釋經濟周期的長短。

經濟危機從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數據看，自1825年英國開始出現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的生產過剩危機以來，每隔一定期間就要發生一次。除了上面談到的19世紀發生的幾次危機以外，進入20世紀，在1900年危機之後，又發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和 1937～1938年的經濟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又發生了次數不等的經濟危機。到目前為止，就幾個國家看，發生經濟危機的次數是：

美國7次（1948～1949、1953～1954、1957～1958、1960～1961、1969～1970、1973～1975、 1980～1982）

日本7次（1954、1957～1958、1962、1965、1970～1971、1973～1975、1981）

聯邦德國7次（1952、1958、1961、1966～1967、1971、1974～1975、1980～1982）

法國5次（1952～1953、1958～1959、1964～1965、1974～1975、1980～1982）

英國7次（1951～1952、 1957～1958、1961～1962、1966、1971～1972、1973～1975、1979～1982）

在戰後各國的歷次危機中，有的是屬於部分國家同期發生的，有的是普遍性的世界經濟危機。至於戰後究竟發生過幾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但嚴格說來，屬於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只有三次，即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經濟危機，因為只有這三次危機表現了明顯的國際同期性。

在上述各次危機中，最嚴重的一次是戰前1929～1933年的大危機，這次危機震撼了整個世界，波及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被稱為“三十年代的大危機”。它 的影響非常大，甚至使德意日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成為二戰策源地，是二戰爆發的原因。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后帝國主義時期世界體系各種矛盾激化的條件下發生的。危機長達4年之久，生產下降和失業增長都達到了空前猛烈的程度。世界工業生產幾乎下降了44%,比1913年的水平還低16%,倒退到1908年至1909年的水平，失業人數達到5000萬人左右，一些國家的失業率竟高達30～50%。世界對外貿易總額下降了66%，倒退到1913年的水平以下。就美國來說，工業生產下降了56.6%,其中生鐵產量減少了79.4%,鋼產量減少了75.8%,汽車產量減少了74.4%,整個加工工業工人人數減少42.7%,支付工資總額降低57.7%,全失業人數達1200多萬人。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德、意、日三國法西斯乘機上台，它們相繼發動了侵略戰爭，直至 1939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1929～1933年的危機過去以後，轉入了一個長時間的“特種蕭條”階段。以後在生產還沒有發展到明顯的新高漲的情況下，又爆發了1937～1938年的經濟危機，至1939年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打斷。1929～1933年的大危機是在國家干預還不夠發展、市場的自動調節還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發生的。它充分證明了市場的局限性，傳統“自由放任”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已不適用。於是以這次大危機為轉折點，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家干預獲得了重大發展。由於2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的發展包含著局限性和不穩固性，盲目擴大的生產同容量相對穩定的國際國內市場發生尖銳的矛盾，導致了1929年經濟危機的爆發。危機以美國紐約股票價格狂跌開始，很快波及全美國，並迅速席捲整個世界。危機發生后，各國採取了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致命危機具有長期性、普遍性和空前的破壞性。危機對全世界影響巨大，並給世界經濟發展留下深刻的教訓。

經濟危機給世界以沉重打擊，使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結束了20年代出現的虛假繁榮局面。危機給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激起了人民對社會制度的不滿，使反對社會制度的情緒高漲。罷工運動、群眾示威和農民運動高漲起來。發展中國家人民也掀起了反對外國轉嫁危機的鬥爭。法西斯主義在一些國家內迅速蔓延，法西斯組織相繼出現。各國統治階級面臨內憂外患的困境，在經濟和政治上普遍加強了國家干預和專橫統治，日本開始實行武力擴張，德國則建立了法西斯統治。

經濟危機使國家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關稅戰、傾銷戰和貨幣戰導致世界的不斷分化，出現了各種貨幣集團和經濟集團。1933年6月，66個國家在倫敦召開世界經濟會議，試圖穩定貨幣，實行關稅休戰，結果不但沒有成功，反而使各集團之間的對立越來越尖銳。在資源戰日益激化的情況下，資源自給率較低、金融力量相對薄弱的德、日、意逐漸相互靠攏，形成了法西斯集團；而壟斷了國際市場、資源相對雄厚的英、美、法面臨著法西斯國家的爭奪，逐漸捐棄前嫌，於1936年秋分別簽署了《三國貨幣穩定協定》和《三國黃金協定》，一定程度上調節了三國之間的經濟矛盾。兩種不同類型的帝國主義國家在經濟上的分化對立和重新組合，為以後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的形成鋪墊了道路。

30年代的大危機給世界造成的損失和帶來的影響發人深省，給當今的世界經濟發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首先，它告訴人們，繁榮和危機總是密切相關、同時並存的。各國在發展經濟時，不僅要關注直接效益，更要著眼未來，要確保經濟的持續發展。要清醒看到經濟發展中可能存在的潛在危機，防患於未然至關重要。

其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國政府、不同制度的國家要適應經濟的不斷發展，及時調整內部機制和政策，並不斷協調好國際關係，為經濟的持續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

第三，經濟和金融危機一旦發生，各國政府和各國組織應承擔起各自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從而有效地遏制危機，防止危機的惡化，擴展和延續。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要從根本上摒棄以鄰為壑的自保政策和轉嫁手段，在區域經濟集團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強的當今世界，國際合作尤顯重要。

戰後在國家干預盛行的條件下，最突出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是1973～1975年的危機和1980～1982年的危機，這兩次危機都是在“停滯膨脹”的背景下發生的。80年代初的危機更具有新的特色，這是一次同期性的經濟危機，各國爆發危機的時間非常接近。1979年7月英國首先爆發危機，加拿大於同年10月工業生產出現下降，美國於1980年 2月陷入危機，其他國家在1980年爆發危機的有比利時（2月）、日本（3月）、聯邦德國（4月）、荷蘭（4月）、法國（5月）、義大利（5月）、愛爾蘭（6月）。各國於1982年底開始走出危機，危機持續3年左右，是戰後時間最長的一次經濟危機。由於英國、加拿大於1979年就陷入了危機，所以有人稱之為1979～1982年的經濟危機。但在 7個國家中，有5個國家：即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和義大利，是1980年爆發危機的，並且美國起主導作用。所以一般仍稱之為 1980～1982年的經濟危機。

最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2年的危機有很大的曲折性，這是經濟危機史上所罕見的。在同一次危機中，有些國家出現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型，即3年內發生兩次下降，如美國、加拿大、聯邦德國和日本；有的國家，如法國和義大利，則發生數度下降，呈現鋸齒型。以美國為例，從1980年2月開始，工業生產連續下降了6個月，從1980年8月起，工業生產又逐漸回升，到1981年7月已超過1980年1 月的水平；但從1981年8月起，美國的工業生產又急轉直下，到1982年11月，明顯地超過了1980年第一次下降的幅度。8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的發展過程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曲折，從根本上說，是國家對經濟加強幹預的結果，或者說是採取反周期措施的結果，這種干預使危機的發展受到阻撓，但經過幾個回合的搏鬥，危機終於按照自己的規律繼續展開。

同戰前比較，戰後的再生產周期和經濟危機產生了新的特點。危機的性質、主要特徵、基本原因等等，並沒有改變。但由於戰後經濟以及世界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使經濟周期的發展進程，經濟危機的表現形式等方面出現了以下一些特點：

同期性與非同期性經濟危機交錯發生

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與非同期性的經濟危機互相交錯，而進入 70 年代以後，則由非同期性穩定地轉向同期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危機在各國趨向於同時爆發，具有比較明顯的同期性。自1847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以後，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9年、 1937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歐美各國都一起捲入，都是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只有1957～1958年、 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危機是世界同期性的經濟危機，其他各次危機則是非同期性的或部分同期性的經濟危機。例如，美國爆發 1948～1949年戰後第一次經濟危機時，西歐和日本正處於戰後恢復過程中，並未同時發生危機，而當西歐各國爆發1951～1952年和 1964～1966年的經濟危機時，美國則由於先後發動侵朝戰爭和侵越戰爭，使危機分別推遲到1953～1954年和1969～1970年才爆發。

危機的非同期性或部分同期性，有以下幾個原因：

①戰後初期，由於各國遭受戰爭破壞的程度不同，經濟恢復的時間不同，經濟周期的進程也就很不一致。

②局部戰爭，即50年代初的美國侵朝戰爭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美國侵越戰爭，對各國經濟周期的進程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③戰後各國國家干預迅速發展，但各國採取的國家干預措施並不相同，所以抵制外國經濟危機影響的效果也各不相同。

④由於某些地區和某些國家的經濟關係特別密切並有共同利害關係，戰後形成了一些經濟的地區性聯盟，如歐洲經濟共同體等，因此，經濟危機有時在這些國家裡表現出較明顯的地區同期性，而不表現為世界的同期性。

然而，戰後國際經濟關係日益密切，世界市場空前發展，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生產和資該國際化的趨勢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以上這些因素終於阻止不了經濟危機向世界同期性發展。70年代以後，連續發生了1973～1975 年和1980～1982年兩次戰後嚴重的同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非同期性向同期性轉變，這就是戰後經濟危機發展的歷史趨勢。這一轉變，反映了經濟危機嚴重程度的加深。在非同期性的經濟危機中，未發生危機的國家還可以吸收那些陷於危機中的國家的過剩商品和過剩資本，起一定的緩衝作用；而在同期性的世界經濟危機時，一些國家都陷於危機之中，誰也救不了誰，而且還互相轉嫁危機，加劇了相互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並使危機的時間拖長。

危機頻繁、周期縮短　19世紀70年代初，馬克思在修訂《資本論》法文版第一卷時曾說過：“直到現在，這種周期的延續時間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絕不應該把這個數字看作是固定不變的。相反，根據我們以上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規律，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數字是可變的，而且周期的時間將逐漸縮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5頁）。

馬克思關於周期將逐漸縮短的論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是否仍然有效，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由戰後只發生過三次同期性的世界經濟危機來看，從1957～1958年的危機起到1980～1982年的危機爆發止，23年間發生三次危機，每一個周期略長於11年；而20世紀初從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1937 年，37年間共發生6次危機，每一個周期略長於7年。兩相比較，戰後的經濟周期是延長了。但如果把非同期的經濟危機也計算在內，以美國為代表，從1948 年到1980年，32年發生7次危機，每一個周期約為5年零4個月，顯然又比戰前大大縮短了。還要看到，1973～1975年的危機以後，只相隔4年多一點就爆發了1980～1982年的危機，這是周期縮短的證明。危機頻繁、周期縮短的首要原因，是由於戰後政府普遍加強了對於經濟活動的干預。每當經濟危機爆發時或將要爆發時，各國政府就在財政上和貨幣金融上實行膨脹政策，如增加預算開支，大搞公共工程，增加貨幣發行量等等，同時還用減免稅收、降低貼現率、放寬房屋抵押貸款條件等措施去刺激私人投資和私人消費。這些措施人為地激發起新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暫時地緩和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生產與市場之間的矛盾，使危機不能充分展開。這些措施，從短期來看，有時固然能夠延緩危機的到來或減輕危機的嚴重程度；但從長期來看，卻進一步擴大了生產能力，加劇了生產與市場之間的矛盾，為下一輪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危機頻繁、周期縮短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技術的迅速進步，固定資本更新的周期大為縮短。各國政府還採取加速折舊等措施以刺激私人投資，這也促進了固定資本更新周期的縮短。

危機頻繁、周期縮短，在國家的多方干預下，戰後雖然沒有發生像30年代那樣的大危機，但多次危機合起來，對於經濟的打擊仍然是嚴重的。

從一次危機到另一次危機算是一個經濟周期。危機是經濟周期的起點和終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整個周期分為四個階段，這是周期運動的傳統形式。當時整個周期是在國家不干預或干預較少的情況下自行運轉的。

戰後，由於政府加強對經濟的干預，採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機和蕭條階段的膨脹性政策以及在復甦和高漲階段的緊縮性政策，使周期發生了變形：危機的來勢沒有過去那樣兇猛，蕭條和復甦兩個階段，界限不清；高漲階段經濟增長乏力，有時還發生曲折和波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蕭條和復甦兩個階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劃分，從表現形式看，整個周期是由危機、“回升”和高漲三個階段組成的，而不像過去那樣由四個階段組成。蕭條階段和復甦階段混淆不清，不僅50年代和60年代如此，70年代、80年代初期大體上也如此。

如前所述，在1980～1982年的危機中，由於政府加強反危機措施，竟出現了下降—回升—再下降的 W型或幾次下降與回升互相交錯的鋸齒型。這種周期形態變化的新現象，是由周期運動受到國家干預的嚴重干擾所造成的。

經濟周期的形態變化，並不是否定過去四個階段的劃分，危機、蕭條、復甦、高漲四個階段仍然是周期變化的基礎和前提，經濟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中，周期的形態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

經濟危機的衝力相對減弱 戰後雖然周期縮短，危機頻繁，但在各次危機中，工業生產下降幅度都沒有戰前那樣大。1973～1975年的危機，是戰後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它使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15.3%,英國下降11.2%，法國下降16.3%；而戰前比較嚴重的1920～1921年的危機，卻使這些國家的工業生產分別下降了32%、55%和24%。至於1929～1933年那次世界經濟大危機，各國工業生產下降的幅度就更大了。當時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 56.6%，英國下降32.3%，法國下降35.7%。

戰後危機衝擊力較小的原因，總的來說，是由於國家干預的反危機措施阻礙了危機的展開。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原因：

①固定資本投資幅度下降不大。過去危機爆發時，企業一般都中止擴大再生產的投資，甚至暫停固定資本的更新。但戰後由於國家干預的發展，政府實行減免稅收，加速折舊，以及其他各種優惠待遇，去鼓勵投資，再加上科技革命不斷開展，要求固定資本加速更新。所有這些，即使是在危機期間，也使固定資本投資的下降幅度不大，從而緩和了危機的惡化。

②個人消費需求下降幅度較小。過去在危機期間，由於失業工人大量增加，人民收入減少，使消費品的生產過剩更加嚴重，轉而又加劇了生產資料的生產過剩，推動經濟危機進一步發展。但戰後由於消費信貸的擴大，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進，以及工人組織程度提高，抵抗資本家降低工資的力量增強，使消費的下降遇到了阻力，從而減輕了危機的嚴重程度。

③以通貨緊縮、銀根吃緊、銀行擠兌和大批倒閉為主要形式的貨幣信用危機有所改變。這樣的貨幣信用危機，是戰前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大大加劇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戰後由於金融資本力量增強，政府採取膨脹性的貨幣金融政策，加強了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和管理，增強了貨幣信用體系抵抗經濟危機衝擊的能力，從而減輕了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

④由物價暴跌轉為物價上漲。戰前的危機是通貨緊縮，物價暴跌，人心惶惶，造成嚴重的緊張局勢。戰後由於國家在貨幣金融上和財政上實行膨脹政策，在危機期間，物價不僅不下跌，反而大幅度上漲，儘管留下後患，卻暫時緩和了危機的衝擊力量。

由於以上各種原因，戰後的經濟危機不能充分展開，生產下降幅度不大。這本身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使危機的衝擊力減弱；但另一方面，又為危機頻繁、周期縮短播下了種子，同時還為70年代以來的停滯膨脹準備了條件。

如前所述，伴隨著戰前危機的，是通貨緊縮，物價暴跌。當時的一般情況是：危機階段，物價暴跌；蕭條階段，物價在低水平上徘徊；復甦階段，物價回升；高漲階段，物價迅速上漲；危機再爆發時，物價又大幅度下降。如此循環反覆，起伏波動。支配這種起伏波動的是市場供求關係的周期變化和貨幣供應量的周期變化，而這是在國家干預較少的條件下自發運行的。戰後由於國家干預的發展，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危機期間物價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續上漲。以美國為例，從戰後到80年代初，它爆發了7次經濟危機，僅前兩次危機期間物價有輕微下降，其餘的危機期間物價一律上漲。1948～1949年的危機時，消費物價下降了3.1%；1953～1954年的危機時消費物價下降了0.75%，從1957～1958年的危機開始，以後在各次危機中，消費物價都在上漲，而且上漲幅度有增大的趨勢。1957～1958年的危機中物價上漲了4.2%；1960～1961年的危機中上漲了4.7%；1969～1970 年的危機中上漲了6.18%；1973～1975年的危機中上漲了14.5%；1980～1982年的危機中，1980年上漲了13.5%，1981年上漲了10.7%。

①國家干預的進一步發展。國家在戰後大力推行赤字財政政策和擴大信用的政策。每當經濟危機爆發時，它們就增加政府開支，降低貼現率和存款準備率，結果使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釀成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改變了貨幣供應量的周期波動，使之不再像戰前那樣在危機期間大量收縮，而是繼續增長，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推動物價上漲的力量。

②私人壟斷的大大加強也是引起危機期間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之一。戰後隨著生產和資本的不斷集中，跨部門的壟斷組織──康採恩進一步興起，主要經濟部門逐漸被壟斷公司集團所控制。這些大壟斷公司在制定商品價格時，實行所謂“領價制”，即由最大的“領頭公司”按照產品的生產費和根據“目標利潤”所確定的利潤量來規定產品的價格，其他公司也按這種價格去出售商品。因此，壟斷價格對整個物價的影響，比戰前大為加強。大壟斷公司在危機爆發時，用降低開工率的辦法去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動，不但不降低商品價格，反而提高價格以彌補損失。

③戰後各種阻礙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下降的其他因素，也是引起物價在危機期間上漲的重要因素。

當代世界正面臨著新的技術革命的高潮，電子計算機工業、原子能工業、半導體工業、宇航工業、高分子合成工業、激光工業等一系列新部門的出現和發展，以及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即將有新的突破，使物質生產領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必將對經濟危機進一步發生重大的影響。

一個時期以來，一些未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如美國的新制度學派，提出了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等理論，科學地論證了現代資本主義已經“變形”，它將成為與資本主義本質不同的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

比較明顯的，是新技術革命對於經濟危機已經發生了雙重作用：一方面是緩和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加劇的作用。

新技術革命緩和危機的作用表現在：

①使國民經濟的部門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傳統的老工業部門，如鋼鐵、煤炭、紡織等部門的比重將相對縮小，而新興工業部門的比重和作用則日益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傳統工業部門因生產過剩而減產時，新興工業部門卻在繼續增長，雖然抵消不了傳統部門的生產下降，但卻能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全部工業生產下降的幅度，從而緩和了危機。

②促進了固定資本大規模的更新和改造，不僅新興工業部門的固定資本要大量增加，而且傳統部門也要大規模地採用新技術，更新機器設備，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和危機。

新技術革命加劇危機的作用表現在：

①加快了固定資本的更新和擴大，縮短了固定資本更新的期限，為危機頻繁、周期縮短進一步提供了物質基礎。

②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而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使社會生產總量、剩餘價值量以及資本積累量都大大增加，為擴大再生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另一方面，又使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同樣的生產規模所需要的勞動力日益減少，特別是機器人的使用，導致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固然，新興的工業部門和“第三產業”將吸收一部分剩餘勞動力，但畢竟不能全部抵消由新技術革命所拋出的產業後備大軍。失業的增加不僅使社會矛盾尖銳化，引起新的動蕩，而且還將使人民的購買力減少，加劇了生產的擴大與社會成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從而使經濟危機趨於深化。

在技術革命的雙重作用中，從長遠來看，加劇危機的作用將處於主導地位。因為，新技術革命將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飛躍發展，並大大推進生產社會化的進程。

一。皇甫嘉利在解讀劉周“國際共運史贊並序”一文的思想內涵中指出：“國際共運史贊並序”提出了如下幾個新的理論命題，

1.市場與產品的背反律

作者寫道：“彼背反律者，乃謂生產愈發展產品愈增多，產品市場之負載能力相對產品之增多而愈縮減也。”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經濟現實。其結果就是導致———資本主義周期性產品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存在也正好反證了“背反律”的成立。

2.市場在空間（地域）形式上的擴張

作者寫道：“夫對抗此一背反律者，市場在空間（地域）形式上之擴張也。此亦為資本各國消除經濟危機之根本途徑也。”因有市場與產品的背反律的存在，便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產生，而要抵制由產品增多帶來的該國（該地區）市場的相對縮小，就必須去開拓更廣闊的國外市場。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市場在空間（地域）形式上的擴張，就很自然地成了資本主義國家消除經濟危機的一種根本途徑。當經濟危機來臨時，資本主義國家往往把搶奪佔領更多的國外市場，作為其經濟政策的支柱；歷次經濟危機都曾引發資該國家的大規模的市場爭奪———這些歷史事實都是有力的證明。

3.資本主義本身即意味著戰爭

作者寫道：“故謂市場擴張者，乃資本主義之天性也，以戰爭而服務於市場擴張者，亦為資本主義之天性也。”追求儘可能大的市場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內容，而在擴張市場過程中產生的爭奪，則是現代戰爭產生的主要根源。兩次世界大戰都由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所引發，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所以作者說“以戰爭服務於市場擴張是資本主義的天性。”這是對列寧所講“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一命題的引伸與發展。

4.資本主義滅亡的制度

作者寫道：“故謂此種（市場）擴張達於某一極限，即資本主義市場達於真正之世界市場，而無可供擴張之空間（地域）之時，世界性不可消除之經濟危機，必致彼資本制度之最後滅亡也。是則為資本主義滅亡之度也。”市場成為真正的世界市場，而再無可供擴張的空間（地域）之時，就是資本主義無法運用“市場在空間（地域）形式上的擴張”這一武器，來抵制和消除其周期性經濟危機之時。而在這時，伴隨經濟危機而來的戰爭和各種社會危機亦將空前爆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體制將很難避免崩潰和消亡的命運。這就是現代資本主義滅亡的“度”。

5.經濟危機的應對措施可以分為兩大類

1．民主國家：如英法美，採用改革的方式，國家干預經濟來擺脫危機，著名的有“羅斯福新政”

2．專制國家：如德日意，採用對外侵略的方式，建立法西斯獨裁轉嫁危機。

這主要是針對1929年的大危機，

另外那個可能是凱恩斯主義。

原因

商品生產過程中的主觀價值可分為三種：一是投資者的主觀價值，二是勞動者的主觀價值，三是商品購買者的主觀價值，有三種價值差異起著重要作用：1.勞動者的價值與投資者的價值之間的價值差異(PN結)；2.勞動者的價值與商品購買者的價值之間的價值差異(NP結)；3.投資者的價值與商品購買者的價值之間的價值差異；構成一個類似晶體三極體的結構！投資者的價值類似發射極；勞動者的價值類似基極；商品購買者的價值類似集電極。商品生產工廠就是一個“價值放大器”。其中勞動對商品的價值起到調節放大作用，通過體勞和知識調節：體勞對價值的調節是有限的---僅通過勞動時間或者勞動強度調節商品的數量。而知識對價值的調節作用是不斷地創新商品的價值---調節商品的質量，是“價值放大器”的關鍵因素！就像晶體三極體放大電路中的基極一樣當體勞和知識的價值調節量達到某一個值后“價值放大器”將處於飽和狀態，勞動價值對商品價值失去進一步的調節放大作用(基極與集電極之間出問題了).為什麼會出現飽和現象呢？原因是價值觀來源於人的大腦，腦細胞的生理特性使投資者的主觀價值觀：不斷增加投入獲取更多利潤---形成投資者的價值觀慣性。勞動者的主觀價值觀：不斷要求增加福利待遇---形成勞動者的價值觀慣性。商品購買者的主觀價值具有興奮、疲勞、老化的特點。對於消費者的商品價值將經歷三個階段：興奮階段---價格等於價值、疲勞階段---價格等於商品生產成本價格、厭煩階段---失去購買興趣。導致出現了各種邊際遞減現象：邊際報酬遞減、邊際效用遞減、邊際利潤遞減等。商品購買者的主觀價值進入厭煩階段時商品滯銷，生產過剩，投資者的利潤減少(發射極與集電極之間出問題了)，投資者被迫降薪或裁員。勞動者的主觀價值與投資者的主觀價值之間的價值差異變大(發射極與基極之間出問題了)，勞動者與投資者之間矛盾激化，導致勞動者出現要求加薪、罷工、抗議浪潮，最終工廠徹底失去"價值放大器"的作用---倒閉，銀行也紛紛宣布破產經濟危機爆發！因此“價值放大器”中知識的調節作用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價值之間的矛盾是避免經濟危機的重要因素。因此一個企業只要重視知識對產品價值的調節作用，企業倒閉是可以避免的。

1637年鬱金香狂熱

在17世紀的荷蘭，鬱金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東西。1637年的早些時候，當鬱金香依舊在地里生長的時候，價格已經上漲了幾百甚至幾千倍。一棵鬱金香可能是二十個熟練工人一個月的收入總和。大家都承認，這是現代金融史上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投機泡沫。而該事件也引起了人們的爭議——在一個市場已經明顯失靈的交換體系下，政府到底應該承擔起怎樣的角色

1720年南海泡沫

1720年倒閉的南海公司給整個倫敦金融業都帶來了巨大的陰影。17世紀，英國經濟興盛。然而人們的資金閑置、儲蓄膨脹，當時股票的發行量極少，擁有股票還是一種特權。為此南海公司覓得賺取暴利的商機，即與政府交易以換取經營特權，因為公眾對股價看好，促進當時債券向股票的轉換，進而反作用於股價的上升。

1720年，為了刺激股票發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資者分期付款購買新股的方式。投資十分踴躍，股票供不應求導致了價格狂飆到1000英鎊以上。公司的真實業績嚴重與人們預期背離。後來因為國會通過了《反金融詐騙和投機法》，內幕人士與政府官員大舉拋售，南海公司股價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滅。

1837年恐慌

1837年，美國的經濟恐慌引起了銀行業的收縮，由於缺乏足夠的貴金屬，銀行無力兌付發行的貨幣，不得不一再推遲。這場恐慌帶來的經濟蕭條一直持續到1843年。

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貴金屬由聯邦政府向州銀行的轉移，分散了儲備，妨礙了集中管理；英國銀行方面的壓力；儲備分散所導致的穩定美國經濟機制的缺失等等。

1907年銀行危機

1907年10月，美國銀行危機爆發，紐約一半左右的銀行貸款都被高利息回報的信託投資公司作為抵押投在高風險的股市和債券上，整個金融市場陷入極度投機狀態。

首先是新聞輿論導向開始大量出現宣傳新金融理念的文章。當時有一篇保羅的文章，題目是"我們銀行系統的缺點和需要"，從此保羅成為美國倡導中央銀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

此後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紐約商會宣稱："除非我們擁有一個足以控制信用資源的中央銀行，否則我們將經歷一場前所未有而且影響深遠的金融危機。"

1929年大崩潰

華爾街有史以來形勢最為嚴峻的時刻。

1987年黑色星期一

1987年，因為不斷惡化的經濟預期和中東局勢的不斷緊張，當日紐約股票交易所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直線暴跌，造成了華爾街股市的大崩潰。這便是"黑色星期一"。標準普爾指數下跌了20%，無數的人陷入了痛苦。

2008年金融危機

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美林“委身”美銀、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世界各國都為美國金融危機而震驚。華爾街對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用”和對次貸危機的估計不足終釀苦果。此次金融危機迅速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遭到重創，堪比1929羅斯福執政時期的經濟大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