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喜

Jinzhengxi

金正喜

(1786～1856)

朝鮮李朝金石學家、詩人。字元春，號秋史、阮堂、禮堂。生於忠清南道禮山郡一個兩班貴族家庭。1809年科舉及第。同年隨其任冬至副使的父親金敬魯到中國，在北京與清朝學者翁方綱、阮元建立了友誼。翁方綱對他的學識有較好的評價。回國后，曾任成均館大司成、兵曹參判等職。由於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1840年被流放至濟州島、咸鏡道北青等地13年。他受到實學派思想的深刻影響，在漢詩、金石學、考古學、書法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和成就。他的漢詩代表作品有描寫農村自然景色的《題村舍壁》和《驟雨》，以及吟詠考古發現的《石歌》等。他的書法蒼勁有力，被稱為“秋史體”。著有詩文集《覃研齋詩稿》、《阮堂集》以及金石學著作《禮堂金石過眼錄》。

在朝鮮王朝後期，慶州金氏與安東金氏、豐壤趙氏共同組成瞭望族階層，而金正喜就是慶州金氏的子孫。公元1786年6月3日，金正喜出生在忠清南道龍宮裡。傳說在他出生時，後山曾要枯萎的樹木由於受到了他的靈氣，重新茂盛起來。他的才氣在很小的時候就被人發現了。在他七歲時，朝鮮正祖時期的宰相蔡濟恭路過金正喜家的大門時，看到了“立春貼”上的字跡大為感嘆。18世紀後期著名的實學家朴齊家看到他的字跡后，就決定要收這個孩子為自己的門下，在8年以後，金正喜終於就跟著朴齊家學習書法。

在這位北學派巨頭的教導下，金正喜繼承了洪大容和朴趾源“吸收外物而善己”思想的“北學”脈系。他在24歲的時候，考取了科舉生員，並隨父親一同去了清朝。

來到清朝，他如願以償地獲得了與清朝書畫巨匠接觸的機會，其中有考證學派藝術家翁方綱，也有當時的巨儒阮元和曹江。尤其是翁方綱達到了“學藝一致”的境界，並將書法升華為真正的造型藝術。通過與他們的交流，金正喜學到了當時處於全盛時期的考證學的真髓。另外，他親眼目睹了漢代之後的優秀拓本，大長見識。根據在清朝所積累的深厚學識，金正喜31歲時指出，北漢山上原本被認為是“無學大師碑”的碑文，實為新羅真興王的巡狩碑。他也因此躋身為金石學界大學者的行列。不僅如此，他在經學、佛教、詩文、繪畫等方面也都有著很深的研究與造詣，成為19世紀東北亞的著名學者。

他的仕途也十分順利，並曾一度任職兵曹參判。然而，隨著在官場上的步步高升，金正喜也捲入了朝鮮王朝高層的黨派之爭，並最終在1840年被流配到離濟州島80里的大靜縣。這種流配是朝鮮王朝時期流配之刑中最為殘酷的。為了防止逃脫，受刑之人要被困在布滿荊棘的圍牆內。而晚年流落到此處的金正喜則在這樣的環境中創造了他人生中最輝煌的藝術作品。

在人生的黃昏時刻，55歲的金正喜經歷了長達9年的流配生活。為克服流配之地的孤寂，金正喜不斷創作，以至於他磨穿了10個硯台，寫廢了上千桿筆。最終，他終於達到了“字即為詩，詩即為畫”的至高境界，創出了世人所熟知的秋史體。此外，他在畫布上繪出了一座房子和一棵枯樹，用枯筆技法表達了作者內心世界的高尚情操，而這種節制與省略是對人為記述與虛偽的一種反駁，代表了文人畫的獨特性質。而此畫就是代表韓國文人畫最高水平的作品－《歲寒圖》。這個時期，金正喜所寫所畫的，其實都是他的淚與汗水，同時也是他的魂之所在。這位學者不僅為世人留下“秋史體”和《歲寒圖》，還在詩與散文里留下了自己的獨到見解。1849年，他結束了流配生活，卻在兩年後再次遭到流配。後來，他在京畿道的果川度過晚年，他在71歲時，離開了人世。

2010年，韓國紀念書聖金正喜(1786－1856)。金正喜一身兼經學家、金石學家、書法家，而作為書法家的地位受到最高的尊崇，研究他對於韓國乃至漢字圈內的文化藝術可以獲得許多啟迪。筆者初次走近金正喜，是在2000年3月的一次濟州島之行，觀瞻了金正喜謫居址，在歸途中賦得七絕:《歲寒圖》寫歲寒人，寂寞清居待罪身。不是抗時違世道，宗師哪得筆通神？事隔五年多，韓國朋友見贈《阮堂全集》，韓國學界確是以金正喜與蘇軾相比擬的。

金正喜還曾畫過《枯木竹石圖》，自比東坡。金正喜24歲那年隨父親拜見清朝鴻儒翁方綱、阮元。當時中國學界，樸學盛行，繼承漢代古文經學的訓詁方法而加以條理髮明，又逢三代、兩漢、魏晉的金石文字大量問世，加以帖學衰頹，使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一出，立時起到開宗立派的功效。在當時朝鮮學界，金正喜是第一個獲得阮元真諦的學者，堅定地走著一條碑學的路子。金正喜打擊“家家晉體”，是反對傳統帖學轉輾翻刻失真，實際上他也很好地融會帖學，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促使碑派書法的“韓國化”，也使清朝的碑學研究拓寬了眼界。金正喜手札以帖為主，兼融碑意；匾額、對聯多從隸法，兼取帖意，不拘一格，又別具一格，顯示了一位大藝術家的博大胸懷。他既天真又倔強，平和與剛烈的性格共融互補。

阮承烈為《阮堂全集》寫的跋文，稱道金正喜書法氣象宏大，包羅深廣，風格多變。從金正喜，我們看到了漢字文化圈內對書法與書法家的要求具有共同性。評論書法家，由人品高下觀書藝，再從書藝優劣求人品；由學識深淺看書藝，再從書藝精粗測學識。至於書法的功力，直接或間接關係到書法家的全部素質。中國“書法”一詞的起源，一般認為可以追溯到東漢。當“書法”形成了一個專門名詞以後，就直指以漢字為載體的特殊的文化藝術門類，有它自身的哲學、美學理念和文化內涵，其中也包括了書寫的“法則”、“方法”。

日本形成於江戶時代的“書道”的理念不是簡單地以一個“道”字可以概括，更不能以開創“書道”那個年代的“道”理解全部日本書道。金正喜之後又一個書壇巨匠孫在馨，於1945年把在日本統治時代通用的術語“書道”更名為“書藝”，突出民族特色，有著“書即畫，畫即書”的傳統意義。但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朝鮮——韓國書法遠遠超出了“書藝”字面上的意義。中國書法、韓國書藝、日本書道，雖然名詞相異，但是本質上是一致的，都要求技、藝、道的統一，由技藝而達到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高度。中國的王羲之、顏真卿，日本的“三筆”(空海、橘逸勢、嵯峨天皇)，韓國的金正喜等，都是最高的典範。我們需要關注各民族之間書法文化的共同與相異，互相尊重與互相交流。中國是漢字書法的母國，但筆者從來不把鄰國的書法當作中國書法的“分支”。每當讀到日本“三跡”之一藤原佐理的狂草，總是十分激動。

從這位傑出的天才身上令人想到懷素的衣缽，但藤原佐理絕對浸透著本民族的氣質，有強烈的個性。單是日本假名的流動、飄逸氣息的滲入，就是中國書家所不具備的。走近韓國金正喜，又可以從金正喜書法中感受到朝鮮民族強烈的獨立、自主、自強性格，令人震撼、振奮。歷史上有這樣的先例：一種學說，當其新出現的時候，表現了進取、銳氣，以後逐漸衰退，甚至成為保守勢力。碑派到了後期，一部分作者走入狹窄的道路，另一部分作者走著碑帖融合的道路，碑派復興，衝擊陳陳相因的帖學，帶來了新鮮空氣，也有局限性。草書的低迷，出現在清代中葉以後，草書成為清代書法的一大缺失。時至今日，“碑派”的觀念又有了擴充，人們的視野比200多年前擴大了許多，面臨著一條廣闊的多元發展的道路。書法的革新，歷史上常處在字體變異的時代。當前時代不可能出現新的字體，一時難以出現新的有巨大影響力的流派，但是各種字體、各種流派的消化、吸收、互補、融合，肯定對書法的創新有極大推進作用。書法的創造，有賴觀念更新，不僅要承繼古人留下的那一份現成的財富，而且還要學習古人的創造精神。面對世界日趨一體的新時代，傳統藝術幾乎不可能簡單地將外來的一切拒之門外，要在世界潮流中獨樹一幟，就要敢於吸收世界各國文化中有益的成分而時刻守衛著傳統中相對穩定的本質的因素。由此，傳統的民族藝術獲得新的生機。

朝鮮時代最著名的書法家是實學派的金正喜。金正喜是傑出的書法家和學者，他建立了人稱“秋史派”的風格。他的書法脫胎於中國隸書，但是他在布局上富於畫感，善於在不對稱中見和諧，而且筆觸有力無比，使筆下的字充滿活力。由於這些才能，他終於創造了自己特有的生動有力的風格。在韓國，學書法被認為是有修養人士陶冶情操的必要過程。書法作為書寫或者傳遞信息手段的實際功用往往不如字寫得優劣所含有的哲學意義更重要。在韓國如同在中國和日本一樣，書法被認為是一種高雅藝術，書法家也受到人們的尊重。韓國的書法組織雖不象中國具有完整的體系，但韓國書法的民間組織卻非常普及，而且活動頻繁。接待筆者訪韓的韓國海東研書會就是一個出色的民間組織。海東研書會於1971年8月1日創立，很具規模的書法活動就組織了200多次，並組織多次國際間的書法交流，這對於一個民間組織來講，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會長金東淵先生是一個有成就的書法家，在韓國書法界很有影響。金先生崇尚傳統，重視基礎，他的字有時近乎於篆書，有時近乎於隸書，或在兩者之間斟酌取捨，可謂變化奇譎、儀態萬方，隨心所欲而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