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蘋芳
徐蘋芳
徐蘋芳，山東招遠人。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主持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的評選工作。任全國政協第七、八屆委員。主持過北京元大都、金中都，杭州南宋臨安城和揚州唐宋城的考古勘察發掘工作，還發表過對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特別是北京舊城保護的意見。2011年5月22日早上5點，著名考古學家、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成員徐蘋芳多因病去世，終年81歲。
1930年10月4日，徐蘋芳生於濟南。
1950年，考入燕京大學新聞系，次年轉入歷史系。
1952年，院系調整后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
1955年，畢業后，任南開大學歷史系助教。
徐蘋芳
1962～1963年，徐蘋芳與陳公柔先生先後研究了大灣出土的田卒簿籍和瓦因托尼出土的通澤第二亭廩食簿籍。居延瓦因托尼（A10）是一個很小的亭燧遺址，共出土267根簡牘，其中有95根是記錄吏卒廩食出入的簡，從其題檢可知是通澤第二亭的月食簿。通澤第二亭屬居延都尉殄此候官。在這批廩食簡中出現了“代田倉”，正與《漢書》上所記趙過在居延推行代田法，使用耬車，增加糧食產量，自耕自給，這在西漢西北屯墾上是很重要的事情，引起了學者的注意。徐蘋芳與陳公柔先生首先仔細觀察了267根簡的形制內容，確認95根簡是第二亭食簿，按年月進行排比，全面論述了居延屯田的史實。
1985年後，徐蘋芳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所長。
1986～1987年，受聘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和美術考古系魯斯（Luce）基金訪問教授。
1999年，徐蘋芳受聘於台灣大學歷史係為客座教授。曾任全國政協第七、八屆委員。現任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組考古學組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文物保護委員會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燕京學報》副主編等職。
2011年5月22日5時45分，因病去世，終年81歲。
著名考古學家徐蘋芳
徐蘋芳感慨萬千，他說，中國古代城市多已面目全非，國務院公布的103個歷史文化名城，申請世界歷史文化名城，像西安等大古都一個都沒申請下來，最後只評了平遙和麗江。
20世紀50年代，梁思成要把北京舊城整個保護下來，到三里河那邊建新北京，但沒被採納。近幾年大拆遷，大部分老城區被破壞了。徐蘋芳認為要從長遠的利益著想，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為子孫著想。經濟建設高潮過去，接著文化建設就來了，但是遺產沒了，再也無法恢復了，多麼令人心痛。
徐蘋芳
對上海歷史文化保護，徐蘋芳也十分關注。他說，上海的問題：一是城隍廟的老城區；二是租界，可惜都沒能完整保存下來，這是上海永遠的遺憾。高樓，後人會造得更漂亮，但歷史的見證消逝了，就再也找不回來了。現在有些領導或為了政績，或為了商業利益而隨意拆毀城市建築，毀滅城市記憶，簡直是在犯罪。當然學術界也有一定的責任，是否給政府部門積極進言獻策了，如果專家自己心中無數，拿不出方案，至少沒有做到盡心盡責吧，現在看來也值得反思。在考古領域馳騁了半輩子的徐先生，對優秀歷史文化無比敬重，反應極其敏感，他的話里充滿激憤、無奈和自責。
中國古代城市的布局和變化，在文獻上記載得很簡單，考古學都通過發掘來認識的。徐先生說，研究古代城市的目的，是要研究中國古代城市是怎麼起源，怎麼發展的，在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起到什麼作用。城市建設如何保護古代城市，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困擾著，現在認識逐漸趨於一致，就是要多考慮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經濟建設是可以改變方案的，如河南洛陽偃師準備建電廠，事先已投資幾個億，幾位副總理已簽字了。但發現偃師商城后，有關方面找了萬里，得以保留下偃師商城。這是基本建設為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讓路一個典型的例子。
長期以來，社會上一直有一種聲音，就是要求開掘古代帝王的陵墓，比如秦始皇陵、乾陵等，對此，徐蘋芳堅決反對。帝王陵是全國重點保護單位，除了上世紀50年代挖過北京的定陵，再沒有發掘過帝王陵。據說，當年郭沫若盼望有生之年能目睹傳說中的乾陵《蘭亭序》，試圖說服周總理，但周總理回話“十年之內不開帝王陵”；還批示“地下埋著比地上保存還好，給子孫留點活干”。徐先生說，帝王陵裡面隨葬的東西極其豐富，但現在的技術還未能讓其出土后保持原貌。比如漢代馬王堆漆器剛出土時閃光耀眼，非常漂亮，但出土后光澤很快就退了；出土的桃子，十分新鮮，可是幾分鐘后便風化成水了；紙張也很難保存。把這些帝王陵墓留給的子孫後代，到科學技術更發展的時候，開掘也不晚。
徐蘋芳
徐蘋芳認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一是要立法，二要開展關於中國古代城市史，特別是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的科學研究工作，這是做好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工作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保護工作會出現片面性和盲目性。三要總結經驗，包括失敗的成功的，譬如以前常說的“改造舊殘’，這是一個錯誤的方針，數十年的實踐有著慘痛的教訓，一定要“保護舊城，另建新區”才是惟一的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出路，舍此而無他途。四要理順管理體制，包括中央和地方，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不能只靠城市規劃部門，一定要由文物部門負主要責任，制定保護規劃，然後把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規劃納入到現代城市規劃之中。
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就好比一個失去記憶的人，古代遺址就是凝固的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記憶，每個炎黃子孫都有責任和義務加以保護。徐蘋芳就是這樣一位中華文明的發掘者和守望者。
徐蘋芳認為，當前整個學術界學風浮躁，具體到考古學界，考古學研究的基礎田野考古的質量正在下降，輕視田野考古等基礎研究，不知中國現代考古學創業的歷史及其傳統，盲目追求標新立異的詭說，把以求真為目的的歷史學和考古學，變為隨意猜想的遊戲，甚至不惜憑主觀假設，臆造發掘遺跡。1962年李濟先生曾警告說：“要小心，科學成績的價值，也不是相等的；因為它受到社會一般的重視，冒牌的科學，甚至於有計劃的欺騙，都在科學界發生過。不過這一類的事件尚可以辨別；最應該防備的，是借用科學的理論，發揮個人的偏見。這些不成熟的半調子的科學歷史觀，已經在中國史學界出現過不止一次了。
徐蘋芳說，譬如：有一位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外國籍的漢學家，曾經把若干少數民族在中國境內近代地域的分佈情形，用作解釋2000年前的中國歷史，並做了若干推論，說中國文化受了很大的土耳其的影響。這完全是對於民族學的一種誤解。現在知道，有不少的史學家想利用各種的時髦的社會學理論解釋中國上古史。但是他們不但對於社會學這門學問本身沒有下過功夫，連中國上古史的原始資料也認識不了許多。不過一般的讀者因為他們說法新穎，往往就迷住了。這一類的發展，對史學這門學問本身是不幸的”。李先生四十年前說的這些情形與現在學術界的有些情形，何其相似，值得深思和警惕。
一、專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合著），中華書局1980年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古代天文文物圖集》（主編），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徐蘋芳編著：《明清北京城圖》，地圖出版社1986年版。
徐蘋芳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版。
徐蘋芳主編：《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徐蘋芳等著：《中國文明的形成》（主編、合著），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英文版見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二、論文
《宋代的雜劇雕磚》，《文物》1960年第5期。
《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考古》1963年第2期。
《居延、敦煌發現的<塞上蓬火品約>——兼釋漢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
《中國秦漢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陵園和塋域》，《考古》1981年第6期。又見《日中古代文化の接點を探る》，山川出版社（東京）1982年版。
《唐代兩京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又見西嶋定生編：《日中合同ジンポジゥム·古代宮都の世界——奈良·平安の都と長安》，小學館（東京）1983年版。
《北宋開封大相國寺平面復原圖說》。見文物出版社編輯部編：《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見《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簡的整理與研究》（合著），《文史》第十三輯，中華書局，1988年。
《元大都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紀念元大都建城720年》，《北京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
《元大都樞密院址考》。見《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編輯組編：《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城邑圖”及其有關問題》。見《簡帛研究》（第一輯），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元大都御史台址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論叢》，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徐蘋芳
《僧伽造像的發現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中國古代城市考古與古史研究》。見臧振華編輯：《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下）》，台北，1997年版。
《元大都中書省址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六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三十周年紀念刊），1997年。
《元大都路總管府址考》。見翰墨軒編輯部編輯：《饒宗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翰墨軒出版公司1997年版。
《中國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合著），《燕京學報》新六期，1999年。
徐蘋芳
《論歷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規劃及其保護》，《文物》2001年第1期。
《中國文明形成的考古學研究》，《中國文物報》2005年2月25日、3月4日。又見《吉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三、考古報告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元大都考古隊：《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執筆），《考古》1972年第1期。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東漢洛陽城南郊的刑徒墓地》（執筆），《考古》1972年第4期。
徐蘋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