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台的後台

《在後台的後台》是200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韓少功。

內容簡介

《在後台的後台》收入了韓少功的主要作品，占發表總量的七八成左右。藉此次結集出版機會，作者對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訂。我投入文學寫作已三十年。回顧身後這些零散足跡，不免常有惶愧之感。以我當年濃厚的理科興趣和自學成果，當一個工程師或醫生大概是順理成章的人生前景。如果不是“文革”造成的命運拋擲，我是不大可能滑入寫作這條路的。我自以為缺乏為文的稟賦，也不大相信文學的神力，拿起筆來不過是別無選擇，應運而為，不過是心存某種積鬱和隱痛，難捨某種長念和深願，便口無遮攔地不平則鳴。

前言

我投入文學寫作已三十年。我把自己的觀察、經驗、想像、感覺與思考錄之以筆，以求叩問和接通他人的靈魂，卻常常覺得力不從心，有時候甚至不知道這種紙上饒舌有何意義。人過中年的我不時羨慕工程師或醫生的職業——如果以漫長三十年的光陰來架橋修路或救死扶傷，是否比當一個作家更有堅實的惠人之效？

我從事寫作、編輯、翻譯的這三十年，正是文學十分艱難和困惑的時期。一是數千年之未有的社會大變局，帶來了經濟、政治、倫理、習俗、思潮的廣泛震蕩和深度裂變，失序甚至無名的現實狀況常常讓人無所適從。二是以電子技術和媒體市場為要點的文化大變局，粉碎了近千年來大體恆穩的傳統和常規，文學的內容、形式、功能、受眾、批評標準、傳播方式等各個環節，都捲入了可逆與不可逆的交織性多重變化，使一個寫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機、堅守和迂愚之間，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實現富有活力的選擇和反應。身逢其亂，我無法迴避這些變局，或者說應該慶幸自己遭遇了這樣的變局，就像一個水手總算碰上了值得一搏的狂風巨浪。

積累在這個文集里的作品不過是記錄了自己在風浪中的一再掙扎，雖無甚可觀，卻也許可為後人審思，從中取得一些教訓。

精神的彼岸還很遙遠，在地平線之下的某個地方。我之所以還在寫下去，是因為不願放棄和背叛，還因為自己已無法回到三十年前，如此而已。

這套文集收入了我的主要作品，占發表總量的七八成左右。藉此次結集出版機會，我對其中部分作品做了修訂。

所涉及的情況，大致可分為三種：

一是恢復性的。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期以來，中國內地的出版審查尺度有一個逐步放寬的過程，作者自主權一開始並不是很充分。有些時候，特別是在文學解凍初期，有些報刊編輯出於某種顧忌，經常強求作者大刪大改，甚至越俎代庖地直接動手——還不包括版面不夠時的偶然剪裁。這些作品發表時的七折八扣並非作者所願，在今天看來更屬歷史遺憾，理應得到可能的原貌恢復。

二是解釋性的。中國現實生活的快速變化，帶來公共語境的頻繁更易。有些時隔十年或二十年前的常用語，如“四類分子”“生產隊”“公社”“工分”“家庭成分”等，現在已讓很多人費解。“大哥大”“的確良”一類特定時期的俗稱，如繼續保留也會造成後人的閱讀障礙。為了方便代際溝通，我對某些過時用語給予了適當的變更，或者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略加解釋性文字。

三是修補性的。翻看自己舊作，我少有滿意的時候，常有重寫一遍的衝動。但真要這樣做，精力與時間不允許，篡改歷史軌跡是否正當和必要，也是一個疑問。因此在此次修訂過程中，筆者大體保持舊作原貌，只是針對某些刺眼的缺失做一些適當修補。有時寫得順手，寫得興起，使個別舊作出現局部的較大變化，也不是不可能的。據說俄國作家老托爾斯泰把《復活》重寫了好幾遍，變化出短、中、長篇的不同版本。中國作家不常下這種工夫，但如遇到去蕪存菁和補舊如新的良機，白白放過也許並不是一種對讀者負責的態度。

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熱情支持這一套文集的出版，感謝文友東超、單正平等多次對拙作給予文字勘誤，還應感謝三十年來啟發、感動、支持過我的各位親人、師友以及廣大人民。

韓少功

2007年7月

精彩書摘

人生·文化

看透與寬容

謝謝你認真地閱讀了我的小說，並不辭勞累地寫下這些字來。文字是理性的產物。你運用文字，實際上就已經把感覺篩濾了，分解了。這樣你訓練了自己的理性，卻損耗了自己的不少感覺。因此我不得不費力來譯解你這些字，揣度你內心中那些情緒化了的意思。

揣度別人是很困難的。子非魚，安知魚之樂？甚至揣度自己也未見得容易多少。《女女女》寫過這麼久了，儘管我現在能儘力回憶當時寫作的心境，但時過境遷，當時心境是絕對不可能再完整重現了。因此作者的回顧，事後的創作談，能在多大程度上與實際創作情狀複合，是並非不值得懷疑的。人不能把腳兩次伸進同一的流水裡。任何心理活動，任何創作，也許都具有“一次性”。

還是來談點別的吧。

你提到的禪宗、東方神秘主義等等。我知道，在現在一些文學圈子裡，談佛談道頗為時髦。我並不認為研究宗教——這一份燦爛豐厚的文化遺產——對於作者來說是不必要甚至是很危險的，也不認為宗教作為一種精神鴉片將很快消亡。只要人類還未能最終駕馭自然和人類自己，還不能剷除杜絕人類一切刺心的人生矛盾，人類的靈魂深處就還會隱著某種不寧和茫然，就還會有生成宗教的基礎。即便是一種精神鴉片的麻醉作用，對於某些缺乏勇氣和力量來承受痛苦的人，要麻醉就讓他們麻醉吧。這樣做不是很人道嗎？不就是醫生們常乾的事嗎？但我對宗教又不無懷疑。我不喜歡它們那些壓迫生命慾望的苛刻教規，那些鸚鵡學舌人云亦云的繁瑣教條，不喜歡那些關於天國和來世的廉價許諾，不喜歡那種僅僅是為了得到上天報償這種可憐私慾而儘力“做”出來的種種偽善。康德說：道德是一種自我律令。任何迫予外界權威壓力而不是出自內心的道德行為，都只是偽善。我到過一些寺院，見過一些和尚和居士，我發現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後面，常常不自覺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貪財嗜利，趨炎附勢，沽名釣譽……也許像很多從事政治的人並不愛好政治，很多從事文學的人並不愛好文學，很多從事宗教的人也不愛好宗教。他們沒有愛，只有欲。他們的事業只是一種職業，一種謀取衣食的手段而已。香港一位大法師在他的著作里也說過，只有極少數的教徒才是真正有宗教感的。這想必是實情。

比較起來，禪宗的中國味道和現世主義色彩，使它顯得可親近一些。作為一種知識觀和人生觀，它包含著東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豐富遺存，至今使我們驚羨。法無法，念無念——你不覺得這裡面閃耀著辯證思想的深刻內核和基質嗎？但作為教派，禪宗也有“南能北秀”一類為爭正統而互相攻訐的歷史，顯得並不那麼超脫和虛凈；也有妄自尊大故弄玄虛繁文縟節大打出手，使那種清風明月似的禪境同樣疊映上諸多污跡。

也許，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種精神和心智、一種透明、一種韻律、一種公因數。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對任何教派的附著，都只能使它被侵蝕甚至被異變。於是我不願意接受任何現實的宗教活動。

但我能理解很多作者對宗教的興趣。在我看來，這種興趣表現了他們創造現代新人格新智慧的急迫追求。他們處於改革的動蕩之中，處於中西文化撞擊的隘口，身後是殘破的長城和一片暖土，前面是大洋那邊的陌生的摩天大樓和滾石樂中的吸毒——到底選擇什麼？這當然是似乎很學究氣的問題。在西方，從嬉皮士到雅皮士，從理想主義的否定到現實主義的肯定，從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到溫文爾雅舒服安閑，很多青年人終於接受現實而變得安寧起來了。他們就這樣活下去。但問題就這樣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嗎？沒有。西方叫器似的滾石樂，使我們聽到了他們某種需要充實和慰藉的心靈躁動。而更重要的問題當然還在於我們自己，我們當上嬉皮士或雅皮士，就夠了么？

歷史賜予厚愛，讓中國人付出數倍於其他民族的代價來重建人生。很多朋友已經學會了“看透”。在他們犀利的調侃、反諷、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態的說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神聖顯赫的觀念都狼狽不堪。這些人總是帶著有毒的眼光東張西望，既挑剔豪貴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學也挑剔武俠小說，既挑剔對他們的褒獎也挑剔對他們的指責，似乎什麼也滿意，什麼也無所謂不滿意。這些文化的棄兒，強有力地反抗和消解著文化，摧毀一切意識形態，包括集權主義也包括自由主義。如果撇開他們中間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說，他們顯然折射了民族靈魂的某種覺醒。他們的“看透”，將成為在中國復活封建專制主義的強大障礙。這種障礙不一定來自成熟的理論修養——他們不具有；不一定來自強大的組織體制力量——他們往往弔兒郎當遊離組織之外。這種障礙是來自他們製造了一種流行的人生意識，來自他們對社會傳統習尚、情緒、思維方式等等的一種破壞式檢驗。就這個意義來說，我覺得他們客觀上並沒有出世和消極，而且以另外一種方式參與了社會，推動了社會的前進。

但從主觀上來說，他們中間某些人確是經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經常預告要消極的，有的甚至以自大自私為榮，以承擔責任為恥。這些人享受朋友的幫助但轉臉就嘲笑友情，一邊揮霍建設的成果卻一邊鄙棄建設，他們肆無忌憚地刻薄一切人之後又經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們罵倒一切傳統的作品之後又經常為捍衛自己的作品與更激進的作者爭個面紅耳赤。對這些傢伙，我們惟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撥開他們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來“看透”一下他們，看一下他們那種矯飾或袒露的狹小胸懷、淺薄思維以及小霸主、小法西斯分子的人格素質。西德作家伯爾說：將要進入自由的人必須做好思想準備，學會如何運用自由，否則自由會把他們毀滅的。伯爾這句話似乎是對中國現實的預見。我們某些同胞至今還未體會到，自由是對自己的尊重，也是對他人的尊重；是對自己的解放，也是對他人的解放。那種不負任何責任的自由，不是現代公民的自由，而只是封建帝王的自由——即使這個帝王穿上了牛仔褲在大街上哼著小調，但他屁股上的傳統烙印仍讓人噁心。

沒有把看透也看透，實際上沒透。正如有些朋友什麼也不在乎，實際上很在乎他們的不在乎；什麼也虛無，卻把這種虛無拿去說去寫去唱去呻吟去叫囂，弄得百般的實有。用禪宗的語言來說，這些人只知“無”而不知“無無”，仍是執迷。

看透與寬容，應是現代人格意識的重要兩翼。這使我想起了陶淵明，他心智的高遠與處世的隨和結合得十分自然。又使我想起了魯迅，他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有傲骨而無傲氣，常常知其不可而為之，只緣了“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輕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只緣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賓士的勇士，使他不憚於前驅”。這種真正的東方式的看透與寬容，東方式的大徹大悟大慈大悲，亦是你說的那種齊生死、等凡聖、平愚智、一有無的人生境界。

也許你會說，看透不就是“看破紅塵”嗎？寬容不就是“普度眾生”嗎？那麼你是對宗教表示認同？我覺得，如果今人的人生意識中出現了與傳統宗教的相通相接之處，這是並不奇怪的。在馬克思的學說中也可辨出康德、黑格爾等前人甚至古希臘哲學的基因。但我更願意把這種心態意向稱之為審美化的人生信仰。它將避免宗教那種非科學甚至反科學、非社會甚至反社會的缺陷，卻能繼承和發展前人對人生奧秘的探索，順應著整個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轉換，如星光把人們導出漫漫的精神長夜，導向和諧、幸福和堅強。它不會許諾終極的目標，只是昭示奮進過程本身的意義。

其實這也不是我的創見。很多前輩都說過，以後很可能用美育來代替宗教。細想是有道理的。

寫了這麼多，其實我多次下決心戒寫這類胡言亂語。說這些，實是愚蠢之極。

詞語新解

生活的不斷豐富變化，也就有了語言的不斷豐富變化。國外常有新詞詞典出版以跟蹤動向，搜新抉奇、匡定規範以方便普及流通。筆者仿其制一試，匯成若干條，意在清理個人體會，其實與語詞學無關，當然也就不宜通用。

記憶——被慾望篩選或改寫了的往事，能為慾望提供更多振振有詞的理由。

瀟灑——享受了別人善良的幫助，立即聳聳肩，指斥善良是虛偽透頂的鬼話。

淺薄——大膽行動的寶貴能源，因此歷史常常由淺薄者創造，由深刻者理解。

造反——要求民眾為了以後的利益，先犧牲現在的利益；要求民眾為了對外爭取民主，先習慣內部的不民主。

慈善主義——貴族們自我拯救的心理減肥操，對貧民們物質剝奪之後的精神剝奪。

科長——比副科長有更多機會和更多義務，對不好笑的話哈哈大笑。

門窗防盜網——良民與罪犯互換場地。

攜帶型電話——時下的一種榮耀，通常表示受他人役使的時間由八小時無償地擴大至二十四小時。

家用健身器——懶惰得連大門都邁不出去的人，表示自己也愛好體育的威武物證。

名片——印上越來越多的職務頭銜以強調自己缺乏自信，這一點讓他人一見面就知道，而且帶走備忘。

現代佛廟——（一）佛教旅遊開發公司或佛道聯營旅遊開發公司；（二）吸收對來世幸福的投資，與股票市場差不多。

傲慢——對小人物可以傲慢，對頂頭上司以外的鞭長莫及難以報復的大人物也可以傲慢。傲慢者都懂得這_條安全規則。

拜年——熟人們對日漸衰老之軀的相互年檢。

閑暇——很多人最累最慌最無聊最難熬到頭的刑期。

文學——花言巧語。

偽劣作家——做派最像作家的人。

作家協會——除反常的情況外，通常是一些已經不寫作的人代表所有作家向政府和社會要錢並把錢花掉。

後現代主義——眼下一切不好解釋的文化現象都可由其統稱。

人生痛苦——文化人弔膀子時的流行話題，常佐以不那麼痛苦的吃喝玩樂並給你看手相。

最高智慧——說三個問題時知道哪一個是主要問題。如此而已。

阿Q——差一點火候的莊子。

美德——一種使近從者感到壓抑而使遠觀者讚歎的精神現象，因此美德總是屬於書上的古人。

孩子——使很多夫妻重新找到話題的精神救援品。

無知——被電視機培育出來的無所不知，在信息爆炸時代日漸普遍的現象。

自由——常常比專制更為可怕。自由使低能者與卑劣者暴露無遺，沒有客觀原因可供自我開脫和自我安慰，一切責任自己承擔。

老實——弱者最後的社交資本。

孤獨感——很想受到別人注意的感覺，並經常說給別人聽。

A總統——很像A總統的那個人。

處貧賤易，處富貴難

安樂死的問題正爭議熱烈。其實，未知生焉知死？我們該討論一下安樂生的問題。

這個問題曾經不成問題。中國早有古訓：安貧樂道。安貧者，得安；樂道者，得樂。安貧樂道便是獲得人生幸福的方便法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陶淵明）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蘇東坡）這不是一幅幅怡然自適遺世獨立的君子古道圖嗎？不過，也許是先輩們太安貧，安得人慾幾滅、功利幾無，中國就一直貧下來，貧到阿Q就只能宿破廟捉虱子了。被人打，就說是兒子打老子，有精神勝利法以解嘲，充當了“安貧樂道”論的另一版本，一種退化了的遺傳，最後被豪強抓去砍了腦袋。看來，富者不讓貧者安樂，貧過了頭就要被老太爺或八國聯軍欺壓。要想活下去，得另外找辦法。

西來的工業文明亮了中國人的眼。安貧樂道作為腐儒之論被譏嘲被拋棄被pass。貧怕了的中國人開始急切致富，而很多社會學者幾乎有“發展癖”，無論左翼右翼都一齊奉“發展”為聖諭，力圖讓人們相信，似乎只要經濟發展了即物質條件改善了，人們就會幸福的。確實，革命和建設帶來了兩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還帶來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三轉一響”“新八件”，還有國民生產總值翻番的炫目前景。但是，隨著物質財產神奇的增聚，隨著物慾得到充分滿足，厭倦作為滿足的影子緊緊隨後也在悄悄滋長，並繁殖出更多的心理黑暗。很多人反倒不怎麼會安，不怎麼會樂了。稱作“文明病”的莫名焦灼感孤獨感正在富起來的人群中蔓延。這些人最愛問的是：“有意思嗎？”（在美國的同義語：是不是interesting？能不能夠makefun？）他們最常回答的，也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句之一：“沒意思。”——我們在很多場合都可以聽到。儉樸、讀書、奉獻社會，當然早成了頭等沒意思的事。看電視沒意思，電視停了更沒意思。假日閑逛沒意思，辛苦上班更沒意思。找個情人沒意思，廝守著老婆或丈夫更沒意思。他們漸漸失去了獨處半日乃至兩小時的能力，在閑暇里自由得發慌，只得去大街或酒吧，綳著臉皮，目光黯淡，對三流通俗歌手假惺惺的愛啊戀啊，表示漠然的嚮往；對這些歌手假惺惺的愁啊苦啊，表示漠然的共鳴。他們最拿手的活就是抱怨，從鄰居到聯合國，好像都欠了他們十萬大洋。

奇怪的現象是：有時幸福愈多，幸福感卻愈少。如果七十年代的一位中國青年，可以因為一輛鳳凰牌自行車而有兩年的幸福感，現在則可能只有兩個月甚至兩天。大工業使幸福的有效性遞減，幸福的有效期大為縮短。電視廣告展示出目不暇接的現代享受，催促著消費品更新換代的速率。剛剛帶來一點歡喜的自行車，在廣告面前轉眼間相形見絀。自行車算什麼？自行車前面是摩托，摩托前面是小轎車……電子傳媒使人們知道得太多，讓無限的攀比對象強人民宅，輪番侵擾。人們對幸福的程程追趕，永遠也趕不上市場上正牌或冒牌的幸福增量。幸福感就在這場疲倦不堪的追逐賽中日漸稀釋。

現代新人族都讀過書識過字，當然也希望在精神領地收入快感。現在簡單啦，精神也可以買，藝術、情感、宗教等等都可以成為有價商品。凡·高的畫在拍賣，和尚道場可以花錢定做，思鄉懷舊在旅遊公司里推銷，日本還出現了高價租用“外婆”或“兒子”以滿足親情之需的新興行業。金錢就這樣從物質領域滲向精神領域，力圖把精神變成一種可以用集裝箱或易拉罐包裝並可由會計員來計算的東西，一種也可以“用過了就扔”的東西，給消費者充分的心靈滿足。

是不是真能夠滿足？

推銷商能提供人們很多幸福的物質硬體，社會發展規劃也制定出鋼產量、人均生產值、學校數目和病床數目等等指標。但一個人所得親情的質與量，一個人所得友誼的質與量，一個人創造性勞動所得快感的質與量，一個人洽處和感悟大自然的質和量，一個人個性人格求得豐富美好的質與量……這些幸福所不可缺少的精神軟體，推銷商不能提供，也沒法找到有關的計量辦法、質檢辦法，以把它們納入發展規劃然後批量生產。正如推銷商可以供給你一輛小轎車，但並不能配套服務——同時供給你朋友的笑臉或考試的成功，讓你驅車奔赴。推銷商可以供給你一台電話，但沒法保證話筒里都流淌出親善、智慧有趣、令人欣喜的語言，而不是氣咻咻的吵架或哀哀怨怨的嘮叨。

精神是不能由別人給予的。政客和推銷商們從來在這方面無所作為，他們只能含糊其詞，或者聳聳肩，最好讓大家都把這件事忘記。

蘇東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說過：“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貧賤者易生焦渴，富貴者易生厭倦，二者都不是好事。但貧賤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歸因於外部困難的阻迫，維持對自己的信任。而富貴的厭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沒法向別人賴賬，必須自己承擔全部責任，不能不內心恐慌。貧賤者的焦渴是處在幸福的入口之外，還有追求的目標，種種希望尚存。富貴者的厭倦則是面臨著幸福的出口，繁華幻影已在身後破滅，前面只有目標喪失的茫然和清寂。這樣比起來，東坡先生所言不差。難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輿入輦，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寒熱之媒；皓齒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濃，腐腸之葯。”亦如德國人尼采說的：“人生的幸運就是保持輕度貧困。”他們都對富貴瞪大了警惕的眼睛。人類雖然不必太富貴，但總是要富貴的。東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義終不是積極的辦法，不能最後解決靈與肉、心與物這個永恆難題。只是現代不少人富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實是一樁遺憾。應該說，事情還剛剛開始，東西方都在較著勁干，沒有人能阻止經濟這一列失去了制動閘的狂奔列車。幸福的物質硬體不斷豐足和升級，將更加反襯出精神軟體的稀缺，對局中人構成日益增強的壓力。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不過是上帝同人類開的一個嚴酷玩笑，是對人類的強化考驗。

蘇東坡一生坎坷，但總是能安能樂。如果說陶淵明還多了一些悲屈，尼采還太容易狂躁，那麼蘇東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一個對任何事都有興趣的大孩子，是一位隨時能向周圍的人輻射出快樂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於藝術探索、政治改革以及興修水利的實千家——可見他的安貧不意味著反對“富”民。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親切併發出微笑。

在後台的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