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繼煦
張繼煦
張繼煦，又名張勳，號春霆。湖北枝江人。初入讀兩湖書院，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官費留學日本東京弘文書院師範科。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同年回國參加鄉試，中舉人。歷任湖北省學務公所實業科長、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教育部視學、普通教育司司長、代理總長、安徽省教育廳廳長。愛國人士。
張繼煦
新中國建立后，歷任武漢市和湖北省參事室參事、市人民政府委員等職。張畢生致力於教育和文史資料整理以及版本學的研究。曾主辦國音傳習所，在全國推廣國語。任安徽教育廳廳長時，力爭“教育經費獨立”，同情和支持進步學生的活動。抗日戰爭期間，拒絕組織“維持會”，不為日軍屈服。著有《異字考》、《張文襄公治鄂記》及大量歌頌新中國的詩詞。
張繼煦年生於枝江縣城大東門街，晚清舉人。1888年,12歲的張繼煦童試中秀才后，入張之洞創辦的兩湖書院就讀。他勤奮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擅長寫文章，於是深得張之洞的賞識。1903年張繼煦於癸卯科秋闈舉，次年選赴東京官費留學於弘文書院師範科。
1905年秋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東京，張繼煦率先入盟。留日期間，他積極參與進步學生創辦的《湖北學生界》的編輯工作，並成為主要撰稿人之一。他飽含愛國熱忱慷慨陳詞:“危哉中國，其為各國競爭中心點也。嗚呼！夫孰知以中國競爭之局卜之，我楚尤為中心之中心點乎?”呼籲人們奮起圖存,“願同胞，救中國!”文章猶如匕首投槍,引起清王朝統治者的惶恐。1906 年冬，張繼煦被電召回國。張返鄂后，任省學務公所實業科長。此時他又與紀鴻、馮開俊等創建了進步團體“楚學會”並出版雜誌，撰寫文章，宣傳新的思想學說。1912年，他經湯化龍保薦，任湖北省立師範學校校長兼優級師範國文教員。他治學嚴謹，強調教師身教言教並重，還創辦了《文史雜誌》。1915年湯化龍任教育總長時，調他到教育部任視學。越二年，任普通教育司司長。他積極從事勸學活動，鼓勵各地多辦學校，推動了普通教育的發展。還主辦“國音傳習所”,在全國推廣國音，實為推廣普通話之先聲。
1919年，民主主義思想蓬勃發展，北洋政府不得人心，教育部所委各省教育廳長，常為當地人士所拒絕。安徽新舊思想鬥爭激烈。皖籍在京教授胡適、王星拱、吳承仕等人極力推薦張繼煦任安徽教育廳長。10月14日，他離京赴任，胡適等為之餞行。
當時皖系軍閥張文生、馬連甲等把持省政，倒行逆施。馬連甲經常佔用教育經費，摧殘教育事業。張繼煦到任后，力主教育經費獨立，專款專用，同馬連甲的行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為了提高學校素質，他選拔了一批具有真才實學、思想進步的教師擔任學校領導。如委任宣城師範教師章伯鈞為該校校長、惲代英為教務主任，任用高一涵為安徽第五中學校長等。
1921年，安慶學生聲援上海工人，在一次運動中，軍警同學生發生衝突，一名學生被害。為了支持學生的正義行動,張繼煦以“不能保護青年”自疚於教育廳門前並供奉香紙蠟燭，為受害學生舉行路祭。參加路祭的學生皆失聲痛哭，皆稱張是一位愛護青年的好廳長。事後，馬連甲企圖準備採取鎮壓手段，逮捕為首學生，以平學潮。一次，馬連甲特設宴招待張繼煦，在席前要挾張繼煦交出教育界為首名單，張繼煦當即厲聲說道:“頭可斷，名單不能交!”在權勢面前，毫無懼色。馬連甲見硬來不行，就改換方式，邀請張氏夫婦蒞臨督軍衙門宴飲，也遭到張的嚴辭拒絕。馬連甲看到自己軟硬兼施皆落空，打算派張赴美考察教育，張繼煦識破馬連甲欲“調虎離山”的詭計，終未從命。不久，教育部調張回鄂代理武昌高師校長。1922年1月，安徽學生列隊送行，鼓樂喧天，依依不捨地送別了張繼煦。
張繼煦就任校長一年後，武昌高師改名武昌師範大學(武漢大學前身)。他首開新風，破禁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混合編班。同時，創立旁聽生制度。據《東方雜誌》載：該校正式學生400多人，而旁聽生達300。學校改4部為8個系，廢除學年制，採用學分制。允許學生在主修一門的同時，還可選修它系課程。學生取得滿分，便可提前畢業。
為了培養有用人材，他廣聘知名學者、教授、進步人士來校授課，同時開設一些新的課程。李漢俊主講新課《唯物史觀》、《社會學史》,曾吸引不少青年，有的從此接受進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張繼煦積極倡導民主，讓學生思想、言論有更多的自由。他還十分重視發揮學生自治會的作用。讓學生會組織學生討論時事，排演新戲，協理校務，監管伙食。取消學監和齋務長制度，讓學生自己管理自己。在學校經費困難的情況下，他多方籌劃，改建運動場、圖書館、講演廳，修建校門、女生宿舍，力求辦好湖北的這所最高學府。後來由於學生公費待遇長期得不到解決，經多方奔走，屢次碰壁，於1924年夏，憤而辭去校長職務。
1938年夏，日本侵略軍逼近武漢。當時，張繼煦兼任私立荊南初級中學校長、董事長。為保學校財產免遭戰亂散失，他將私立荊南中學的圖書、儀器等悉數遷至枝江城關。秋天，他領導隨遷的教師，借用枝江縣立中心小學部分校舍，招收新生復校上課。1940年6月，枝江江北地區淪陷。縣屬機關緊急搬遷。經人介紹，張繼煦在架鍋山租了一棟房屋、水旱田40畝，趕建土牆校舍，於秋季招收新生，增加班次，開學上課。1943年5月12日夜，日軍渡江南犯。緊急之中，他召集全校師生，動員大家組織起來，抗擊日本侵略軍。會上他曆數日軍侵華罪行，聲淚俱下，聽者無不義憤填膺。以後，並帶領校師生一百多人，向恩施轉移。取道宜都、長陽、巴東、建始等縣，爬山涉水，步行22天，行程數百里。沿途靠挖野菜充饑，飲泉水止渴。年逾花甲的張繼煦，瘦骨嶙峋，本是自顧不暇，還時刻關照體弱師生。到達恩施后，女兒為他洗腳時，發現他的腳指甲居然都踢落了。張繼煦一到恩施，就設法安排隨行學生在恩施各校借讀，畢業生參加升學考試，對學生關懷備至，負責到底。省會各界人士也無不欽佩張繼煦愛國壯舉。
抗日期間，其好友萬聲楊曾給他書聯一副:“閑過今日，更無今日;妄取一文，不值一文。”張視此為座右銘，幾十年堅持不閑過，不妄取。恩施創建湖北師範學院，聘張任國學系主任教授。抗戰勝利，院遷漢口，解放后併入武大。
解放前夕，張繼煦貧病交加，無人過問。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給予光榮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物質待遇，還經常派人前去慰問。一次，省政府撥專款給部分老教師以生活補助，他堅決不受。董必武同志得知此事後讚揚說:“張先生我是了解的，他是無功不受祿的。” 1952年4月，張繼煦被推為武漢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同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l952年7月，因重病致半身不遂。后調省參事室任參事，專事文史資料整理工作。其著作有《張文襄治鄂記》、《異字考》。
張繼煦熱愛新中國，珍惜新生活，雖已是遲暮之年，但看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中國欣欣向榮，社會主義社會日益昌盛，因而對共產黨對新中國無限熱愛，對中國前途十分樂觀。1955年國慶節(正值農曆中秋)時，張繼煦病勢沉重，體力不支，仍請人扶持到街頭看遊行隊伍。回家以後，輾轉病榻，在疾病折磨中，仍吟詩歌頌黨，歌頌新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