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倫
唐代詩人
戴叔倫(約732——約789),唐代詩人,字幼公(一作次公),潤州金壇(今屬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人。年輕時師事蕭穎士。曾任新城令、東陽令、撫州刺史、容管經略使。晚年上表自請為道士。其詩多表現隱逸生活和閑適情調,但《女耕田行》、《屯田詞》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艱苦。論詩主張“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其詩體裁皆有所涉獵。今存詩二卷,多混入宋元明人作品,需要仔細辨偽。
戴叔倫畫像
至德元載(756年)歲暮,為避永王兵亂,年約25歲的戴叔倫隨親族搭商船逃難到江西鄱陽。在人生地疏的異鄉,家計窘迫,於是他開始探尋仕途。
大曆元年(766年),戴叔倫得到戶部尚書充諸道鹽鐵使劉晏賞識,在其幕下任職。
大曆三年(769年),由劉晏推薦,任湖南轉運留後。此後,曾任涪州督賦、撫州刺史,以及廣西容州刺史,加御史中丞,官至容管經略使。他在任期內,政績卓著,是個出色的地方官吏。
約貞元五年(約789年前後),他上表辭官歸隱,在返鄉途中客死清遠峽(今四川成都北)。之後返葬於金壇小南門外縣城南郊。
明萬曆46年(1618年),金壇知縣張翰中為疏通城內漕河,將其墓地移至南郊高坡(今南門麵粉廠南圍牆前),並親自題立“詩伯夜台”墓碑,即“大詩人之墓”的意思。
戴叔倫圖片
調笑令·邊草
邊草,邊草,邊草盡來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萬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聲愁絕。
除夜宿石頭驛
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
長期飄泊,客中寂寞,又值除夕之夜,還獨自滯跡在他鄉逆旅,此情此景,更何以堪。這首詩就真切地抒寫了詩人當時的際遇,蘊蓄著無窮的感慨和凄涼之情。
此詩當作於詩人晚年任撫州(今屬江西)刺史時期。這時他正寄寓石頭驛(在今江西新建縣贛江西岸),可能要取道長江東歸故鄉金壇(今屬江蘇)。“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起句突兀,卻在情理之中。除夕之夜,萬家團聚,自己卻還是浮沉宦海,奔走旅途,孤零零地在驛館中借宿。長夜枯坐,舉目無親,又有誰來問寒問暖。人無可親,眼下就只有寒燈一盞,搖曳作伴。“誰相問”,用設問的語氣,更能突出旅人凄苦不平之情。“寒燈”,點出歲暮天寒,更襯出詩人思家的孤苦冷落的心情。一燈相對,自然會想起眼前的難堪處境:“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出句明點題中“除夜”,對句則吐露與親人有萬里相隔之感。清人沈德潛說此句“應是萬里歸來,宿於石頭驛,未及到家也。不然,石城(“石頭城”的簡稱)與金壇相距幾何,而雲萬里乎?”(《唐詩別裁》)這固然是一種理解。但不能因石頭驛與金壇相距不遠,就不能用“萬里”。只要詩人尚未到家,就會有一種遠在天涯的感覺。“萬里”,似不應指兩地間的實際路程,而是就心理上的距離說的。這一聯,摒棄謂語,只用兩個名詞,連同前面的定語“一年將盡”、“萬里未歸”,構成對仗,把悠遠的時間性和廣漠的空間感,對照並列在一起,自有一種暗中俯仰、百感蒼茫的情思和意境,顯示出詩人高超的藝術概括力,具有深沉的形象感染力。
這一晚,多少往事湧上心頭。“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就寫出了這種沉思追憶和憶后重又回到現實時的自我嘲笑。“支離”,本指形體不全,這裡指流離多病。據記載,戴叔倫任官期間,治績斐然。晚年在撫州時曾被誣拿問,后得昭雪。詩人一生行事,抱有濟時之志,而現在不但沒能實現,反落得病骨支離,江湖飄泊,這怎能不感到可笑呢?這“笑”,含蘊著多少對不合理現實的憤慨不平,是含著辛酸眼淚的無可奈何的苦笑。
三閭廟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
三閭廟,是奉祀春秋時楚國三閭大夫屈原的廟宇,據《清一統志》記載,廟在長沙府湘陰縣北六十里(今汨羅縣境)。此詩為憑弔屈原而作。
司馬遷論屈原時說:“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史記·屈原列傳》)詩人圍繞一個“怨”字,以明朗而又含蓄的詩句,抒發對屈原其人其事的感懷。
沅、湘是屈原詩篇中常常詠嘆的兩條江流。《懷沙》中說:“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湘君》中又說:“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詩以沅湘開篇,既是即景起興,同時也是比喻:沅水湘江,江流何似?有如屈子千年不盡的怨恨。騷人幽怨,何以形容?好似沅湘深沉的流水。前一句之“不盡”,寫怨之綿長,后一句之“何深”,表怨之深重。兩句都從“怨”字落筆,形象明朗而包孕深廣,錯綜成文而迴環婉曲。李瑛《詩法易簡錄》認為:“詠古人必能寫出古人之神,方不負題。此詩首二句懸空落筆,直將屈子一生忠憤寫得至今猶在,發端之妙,已稱絕調。”是說得頗有見地的。
然而,屈子為什麼怨?怨什麼?詩人自己的感情和態度又怎樣?詩中並沒有和盤托出,而只是描繪了一幅特定的形象的圖景,引導讀者去思索。江上秋風,楓林搖落,時歷千載而三閭廟旁的景色依然如昔,可是,屈子沉江之後,而今卻到哪裡去呼喚他的冤魂歸來?“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這是屈原的《九歌》和《招魂》中的名句,詩人撫今追昔,觸景生情,借來化用為詩的結句:“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季節是“秋風起”的深秋,時間是“日暮”,景色是“楓樹林”,再加上“蕭蕭”這一象聲疊詞的運用,更覺幽怨不盡,情傷無限。這種寫法,稱為“以景結情”或“以景截情”,畫面明朗而引人思索,詩意雋永而不晦澀難解,深遠的情思含蘊在規定的景色描繪里,使人覺得景物如在眼前而餘味曲包。試想,前面已經點明了“怨”,此處如果仍以直白出之,而不是將明朗和含蓄結合起來,做到空際傳神,讓人於言外得之,那將會何等索然寡味!此詩結句,歷來得到詩評家的讚譽。《詩法易簡錄》又贊道:“三、四句但寫眼前之景,不復加以品評,格力尤高。凡詠古以寫景結,須與其人相肖,方有神致,否則流於寬泛矣。”鍾惺《唐詩歸》則說:“此詩豈盡三閭,如此一結,便不可測。”施補華《峴佣說詩》評道:“並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種悲涼感慨之氣,五絕中此格最高。”無不肯定其意余象外、含蓄悠永之妙。
詩歌,是形象的藝術,也是最富於暗示性和啟示力的藝術。明朗而不含蓄,明朗就成了一眼見底的淺水沙灘;含蓄而不明朗,含蓄就成了令人不知所云的有字天書。戴叔倫的《三閭廟》兼得二者之長,明朗處情景接人,含蓄處又喚起讀者的想象鼓翼而飛。
此詩的妙處不在於它寫出一種較為普遍的思想感情,而在於它寫出了這種思想感情獨特的發生過程,從而傳達出一種特殊的生活況味,耐人含詠。
戴叔倫像
戴叔倫圖片
戴叔倫的詩,自唐人高仲武說他“其骨稍軟”后,清代的紀曉嵐、翁方綱、喬億等人也都講他“雄渾不足”或“皮鬆肌軟”之類的話。我倒不以為然,因為大凡充滿澹泊之意的詩,你讓它怒目圓睜或鏗鏘有聲也不大可能,雄渾與澹泊原本就是一對兒矛盾,非要二者兼備起來,就是渾球兒的要求了。再則,紀曉嵐、翁方綱是何等脾氣與人物----那是拚命入世的大官人啊,所寫的東西自然是“進取”有餘、“奮鬥”剛強。
而戴叔倫是不想逞強的,即使三十歲出頭時被劉晏推薦做了九品的秘書省正字,也還抒寫著“野人無本意/散木任天材”的恬淡情愫。等到他升任御史時,對於仕途其實已有厭倦情緒了,諸如“早知名是病,不敢綉為衣”以及“身隨幻境勞多事/跡學禪心厭有名”之類的詩句,就很能表明他激流勇退的心思。據說在出仕前,他就曾半隱於小天台山中,常與方外之士交往,甚至精研《易經》,很打算求仙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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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戴叔倫是不會有胡臭的,即使有,也知道要躲人遠一點,留個好印象。他讓人遠遠看他的詩,自己也把詩寫得遠遠的----
年年五湖上,厭見五湖春。長醉非關酒,多愁不為貧。
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風塵。今日扁舟別,俱為滄海人。
自唐人高仲武始,宋/元/明/清歷代評論者能比較認可的基本是他的五律,《中興間氣集》里所選的六首戴詩,全是五律。唐人姚合在《極玄集》里所選的七首戴詩,不是五律的也只有一首。唐人韋糓所編的《才調集》選戴詩四首,三首是五律。其實,從初唐到中唐,五律一直是詩壇上的主流詩體,即使是“省試詩”也是十二句的五言體,所以詩人大都對五言詩的寫作下過極深功夫,而以五律或五言體見長的詩人也就不獨戴叔倫一個了。有一個情況是需要特別說明的,那就是收在戴叔倫名下的詩,偽作及還不能確定得得較多。《全唐詩》共收戴叔倫詩304首,基本是以明代的活字本唐人詩集/朱警的《唐百家詩》/胡震亨的《唐音統箋》/《文苑英華》以及清康熙年間席啟寓所編的《唐百名家集》等書為依據編纂而成。上世紀八十年代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蔣寅先生耙梳考證,暫時得出可確信為戴作的184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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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著名田園詩人戴叔倫,幼年才思敏捷。一次,老師帶他到郊外遊玩,來到一個名叫白店的地方,正好遇見一隻白色的公雞站在高處啼叫。老師即興擬出上聯:
白店白雞啼白晝;
小叔倫邊走邊尋思,一直到了日頭偏西,還未想出恰當的對句。後來,他們走到一個叫黃村的地方,恰巧碰到一隻黃狗從大門內竄出來,追著他們狂叫。這時,戴叔倫靈機一動,馬上對出下聯:
黃村黃犬吠黃昏。
作品辨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