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詩

全唐詩的編修過程是這樣的：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聖祖玄燁即考慮編纂此書，至四十四年(1705年)三月，他第五次南巡至蘇州時，將主持修書的任務交給江寧織造曹寅，並將內府所藏季振宜《唐詩》一部發下，作為校刊底本。同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在揚州開局修書，參加校刊編修的有賦閑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潘從律、汪士綋，徐樹本、車鼎晉，汪繹、查嗣瑮、俞梅等十人。至次年十月，全書即編成奏上。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共計900卷，目錄12卷。

這部卷帙浩繁的大書，能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編成，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季振宜編《唐詩》和胡震亨編《唐音統簽》的成果。

季振宜(1630—1674年)，字詵兮，號滄葦，泰州泰興人，為清初著名藏書家，藏書之富，甲於江南。他整理唐詩，始於康熙三年(1664年)，迄於康熙十二年(1673年)，歷時十年，始得告成。全書凡七百十七卷，收詩四萬二千九百三十一首，作者一千八百九十五人。所據材料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較充分地利用了其本人所藏的珍本秘籍。據《季滄葦藏書目》載，其所藏宋版唐詩總集、別集，多達一百五十餘種，如宋刻《萬寶詩山》、明抄《詩淵》，皆為罕見的大型類編詩集。在其開始編集后，又得到錢謙益原擬“集成唐人一代之詩”的未完稿。另外，初盛唐部分充分利用了明末吳琯《唐詩紀》的成果。具備了這些條件，以季氏的學力，經過十年的反覆校訂、廣事補遺，終於編成該書．書成后的次年，季氏即去世。當時書稿未曾付梓，不久即轉入內府。

胡震亨(1569—1645年)，字孝轅，號遁叟，浙江海鹽人，官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唐音統簽》為其費畢生精力編成的唐詩總集，全書凡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為序，按時代先後輯錄唐及五代的詩作以及詞曲，歌謠，酒令，占辭等，末附《癸簽》，為唐詩研究資料彙編。胡氏編此書，搜集資料極其廣泛。唐人佚篇殘句，皆盡所見輯出，並註明出處。唐詩本事及評論資料，亦間附詩后。詩人小傳考證尤為詳盡，並采輯遺文佚事，附入小注。此書編成后，也未能付印，至清初始由其後人印出一部分，多數則以抄本傳世。

《四庫全書總目》述《全唐詩》資料來源雲，“是編秉承聖訓，以震亨書為稿本，而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采殘碑斷碣，稗史雜書之所載，補苴所遺。”所言較含混，且有所隱諱。經今人周勛初考證（見《文史》第八輯《述〈全唐詩〉成書經過》），知《全唐詩集》即指季書，彭定求等對二書的利用情況，亦不盡屬實。以《全唐詩》與季、胡二書覆勘，可知是以季書為主、兼采胡書編成的。具體來說，初、盛唐部分以季書為底本，略作增刪校補，即成定本，中，晚唐部分，季書比較單薄，編修諸臣參用胡書作了較大幅度的增補，如殷堯藩詩，季書全缺，即據胡書補入；胡曾、司空圖詩，季書失收甚多，亦據胡書補齊。另外，季書所輯以完詩為主，胡氏則廣搜零章碎句。《全唐詩》各集后所附佚句，絕大多數系據胡書移錄。

在充分利用季、胡二書的基礎上，編修諸臣作了以下幾方面的校訂補遺工作：

一、增補詩什，《全唐詩》卷八八二以下補遺七卷，系據季胡二人未用的《唐百家詩選》、《分門纂類唐歌詩》殘本、《古今歲時雜詠》等書及石刻資料編成，正編各家詩亦有少量增補。

二、考訂辨誤，包括六朝人誤作唐人如陳昭、衛敬瑜妻等，六朝詩誤歸唐人，如吳均、劉孝勝詩誤歸曹鄴；誤將詩題中人名視作撰者，如上官儀《高密公主輓詞》作高密詩，皆一一作了訂正。

三、據所見善本唐人詩集，增加了部分校語。季胡二書校記皆註明出處，諸臣將出處全部抹去，僅注為“一作某”。

四、重新調整了小傳。刪繁就簡，並將二書所附作者生平資料刪去。五、刪去胡書末之“道家章咒、釋氏偈頌二十八卷”。

六、重新安排全書序次，“首諸帝，次后妃，次宗室諸王，次公主，……次臣工，次閨秀，次釋道，”末附神仙、鬼怪、嘲謔、歌謠諺語、詞等類作品。

《全唐詩》是清康熙44年（1705年）在康熙皇帝主導下搜羅唐詩的合集，“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共計900卷，目錄12卷，是中國規模最大的一部詩歌總集。

全書由彭定求、沈三曾、楊中訥等10人奉敕採錄，由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編輯、刊刻。其架構是在明代胡震亨《唐音統簽》和清代季振宜《唐詩》的基礎上採集殘碑、斷碣、稗史、雜書增補遺漏，也有誤收、漏收、張冠李戴之弊。

《全唐詩》將有唐一代詩歌匯為一帙，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這樣一部卷帙浩繁的大書，只以十人之力，一年多的時間內就編成。由於成書倉促，存在問題也很多。當時朱彝尊已有“業經進呈，成書不說”之嘆。其主要有如下數端：一、未及廣檢群書，故缺漏甚多；二、考訂粗疏，多有誤收，今人考訂其誤收他朝詩即達數百首之多，唐人張冠李戴、重收復出之作亦不少，三、小傳較疏舛，作者先後次第亦多混亂；四、諸詩皆不注出處，徵引者難以覆按；五、校勘不精，詩題及詩句錯誤較多。這些也都是當時一般官修書不願深究的積習。

玄燁為《全唐詩》所作序中，謂全書共“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後人多從其說。其實，玄燁所舉數並不精確，近年日本學者平岡武夫編《唐代的詩人》、《唐代的詩篇》，將《全唐詩》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編號作了統計，結論是：該書共收詩四萬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條，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這個數字是相當可靠的。

最後，將《全唐詩》的版本及後人的補遺，考訂著作，作一簡單介紹。

該書編成的次年，即由內府精刻行世，后又有揚州詩局本，二本皆為一百二十冊，分裝十函。光緒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歸併成三十二卷。1960年，中華書局據揚州詩局本斷句排印，並改正了一些明顯的錯誤。輯補《全唐詩》的著作，以日本上毛河世寧（即市河寬齋）《全唐詩逸》三卷為最早，成書時間約相當我國乾隆時期，凡補詩七十二首，句二百七十九條。中華書局本《全唐詩》附於全書之末，今人王重民輯《補全唐詩》、《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二種，據敦煌遺書補一百七十六首，孫望《全唐詩補逸》二十卷，補詩七百四十首又八十七句，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二十一卷，補詩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又二百四十三句。以上四種，由中華書局合編成《全唐詩外編》出版。復旦大學的陳尚君先生對唐詩補遺進行完善工作。陳先生將目光放在包括《會稽掇英總集》、《天台詩集》、《翰林學士集》在內的更大範圍的唐宋文獻及域外漢集上，所涉典籍達五千餘種。其歷時兩年多，終成《全唐詩補編》，由中華書局於1992年出版。是編對《全唐詩外編》做了細緻的甄別工作，剔出一些誤收重出之作，又新增佚詩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條（詩、句皆必注典籍出處），詩人一千一百九十一人（生平皆以精當考訂）。加上《外編》原有成果，《補編》共收詩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條，約為《全唐詩》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詩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見者九百餘位，接近《全唐詩》詩人的三分之一。至此，唐詩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詩達五萬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計三千零六十條；所涉唐代詩人三千七八百位。這還不包括1992年夏天在湖南長沙唐窯出土瓷器上所題的幾百首唐詩。據悉，“其中不少詩是《全唐詩》中沒有收進去的”。另外，近年尚陸續有一些唐詩補遺之作發表。

考訂著作，有劉師培《全唐詩發微》，收入《左庵集》，篇幅不多；岑仲勉《讀全唐詩札記》，訂正《全唐詩》小傳、篇章等錯誤，甚為精到，收入中華上編版《唐人行第錄》。

今人張忱石編《全唐詩作者索引》，中華書局出版，甚便讀者。

隋及初唐是詩歌史上的過渡時期。唐代詩歌達到全面繁榮，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黃金時代。僅《全唐詩》所收，就有詩人2200餘家，詩作48900餘首。獨具風格的著名詩人約有五六十個，產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偉大詩人，標誌著中國古典詩歌創作的高峰。隋代詩歌，齊梁影響根深蒂固，但隋初詩人如盧思道、楊素、薛道衡等，他們的一些較好的邊塞詩，反映了徵人的生活體驗和思想感情，具有某種清新剛健氣息，透露出一點新氣象。形式格律亦有進一步的發展，像盧思道的《從軍行》、薛道衡的《豫章行》，已粗具初唐七言歌行的規模。隋煬帝的《江都宮樂歌》，已接近於唐代的七律。而無名氏的《送別詩》，其聲調韻律，已是很成熟的七言絕句了。

初唐詩壇沉浸在"梁陳宮掖之風"里，宮廷詩人如虞世南、上官儀、楊師道、李義府等，詩風淫靡浮艷。沈佺期、宋之問兩人雖未擺脫齊梁影響，但他們完成了律詩形式的定型，在聲律方面有重要貢獻。被稱為"初唐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積極開拓詩歌的表現領域，從題材內容到格律形式都有新的探索，顯露了新的獨特風貌。繼四傑之後，陳子昂以鮮明的創造革新精神，掃蕩齊梁餘風。他提倡"漢魏風骨"，以復古為革新。所作《感遇詩》和邊塞詩，內容豐富，剛健樸質，現實性很強，實踐了他的理論主張，開啟了一代新風。

盛唐詩歌發展了各種體裁和形式，風格流派眾多，達到全面繁榮的高潮。除李白、杜甫外，出現了以寫山水田園閑適生活為主的山水田園詩人和以寫邊塞征戍生活為主的邊塞詩人。山水田園詩人如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等，語言清新洗鍊，意境深幽秀麗。但思想內容上帶有逃避現實的消極因素。邊塞詩人如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等，把邊塞的奇麗景色與建功立業的英雄壯志結合在一起，氣勢雄偉，情調悲壯，具有奇情異採的藝術魅力。李白是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熱愛祖國，同情勞動人民，蔑視權貴，追求自由，表現出對封建社會一切壓迫和羈束毫不調和的叛逆態度。詩作想象奇妙，熱烈奔放，色彩繽紛，飄逸不群，成為屈原之後浪漫主義詩歌的新的高峰。杜甫作為現實主義的"詩聖"，關心人民的疾苦，關心祖國的命運，對人民無限同情，對統治階級的罪惡強烈憎恨。其詩作憂國憂民，沉鬱頓挫，飽含愛國激情，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他們的詩歌對以後詩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唐大曆前後，元結、顧況等人的詩，繼承了杜甫同情人民、批判現實的精神，詩風質樸，詞意深摯。劉長卿、韋應物主要以山水詩見稱，風格含蓄溫和，清雅洗鍊，皆自成一家。當時影響較大的"大曆十才子"，內容浮淺，實際成就較差。貞元、元和年間，詩壇又出現大活躍的景象。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倡導"新樂府運動"，繼承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而加以發展革新，以批判現實為主旨，寫下大量政治諷喻詩。其他詩人如韓愈、孟郊、柳宗元、劉禹錫、李賀等，在藝術上也有各自創造。其中韓孟一派努力探索詩歌的新形式、新風格，或氣象闊大，或思力深刻，或奇崛險怪，或筆力峭拔；有的有散文傾向，有的流於艱澀怪誕，對宋詩影響很大。賈島以"苦吟"著名，李賀則在語言形象上精思獨造，形成獨特的浪漫主義風格。在元白和韓孟兩派詩人之外，柳宗元的山水詩意境深沉，情致委婉。劉禹錫的《竹枝詞》富有民歌風味，開朗流暢，都有鮮明特色。

晚唐五代詩感傷頹廢的情調和藻飾繁縟的風氣逐漸增濃。杜牧、李商隱的詩憂時憫亂，感嘆身世，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感。他們的七律和七絕在藝術技巧上有獨特貢獻。皮日休、杜荀鶴、陸龜蒙等人的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的社會動亂和階級矛盾。五代詩壇冷落，是唐詩的尾聲。

唐詩完成了中國古典詩歌各種形式的創造。古體詩的五言、七言、樂府歌行，近體詩的五律、七律、五絕、七絕、排律，無不齊備。這些形式，上承風騷，下啟詞曲，並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流傳最普遍，影響最深遠的詩體。唐詩的成就空前絕後，成為以後各代詩的榜樣。

詞是唐五代興起的一種配合音樂歌唱的新詩體。現傳最早的唐代民間詞是在敦煌發現的曲子詞。文人詞始於中唐，傳為李白所作的《菩薩蠻》、《憶秦娥》，張志和的《漁歌子》，韋應物的《調笑令》，白居易、劉禹錫的《憶江南》等，是較早的作品。初期文人詞題材較廣泛，形式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潑的特色。詞至晚唐，作者漸多，藝術上趨於成熟。以溫庭筠影響最大。溫詞題材偏於閨情，內容嬌嬈柔弱，詞句過於雕琢。如《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望江南·梳洗罷，獨倚望江樓》等。五代時趙崇祚編《花間集》，以溫庭筠為首，西蜀詞人為主，內容多閨情離愁，形式上追求藻飾。唯韋莊詞語言清麗，稍有內容，如《思帝鄉·春日游，杏花吹滿頭》、《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等。另有牛希濟、李珣的詞，也給人以清新開朗的感受。五代時詞家集中在南唐首都金陵，重要作家有馮延巳、李璟和李煜。馮延巳留詞100多首，為唐五代詞人存詞最多者。多寫閑情、春愁，語言清新流轉，繼承溫庭筠婉約詞風並有所發展，對宋代晏殊、歐陽修等人有很大影響。李璟遺詞四首，具有濃厚的感傷情調。李煜原為南唐國君，初期詞多寫宮廷豪華生活，降宋后所寫詞大多為家國之恨，感慨極深。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浪淘沙·簾外雨潺潺》等，藝術上以白描取勝，語言明凈，意境優美，以鮮明生動的形象言懷述志，抒寫特定的生活感受，一變花間詞人鏤金刻翠的詞風，對詞的創作積累了新經驗，開拓了新境界，在詞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