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溪驛

葛溪驛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床。

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

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涼。

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

①葛溪：今江西省弋陽縣。

②驛：驛站是古代官方設立的旅店。

③缺月：不圓的月亮。

④漏：漏壺，古代計時器。

⑤未央：未盡。

⑥明滅：忽明忽暗。

⑦歲時：時光。

⑧起：起來。

⑨行人：詩人自指。

一鉤殘月掛在天空，月色昏昏，漏聲滴答，黑夜正長；一盞油燈，忽明忽暗，寂寂地照著我的床。多病的身子，最早感覺到風霜的寒意；做夢回到家鄉，夢中不知道遠隔千山萬水，道路漫漫。披衣而坐，紛擾的世事亂人心胸，禁不住慷慨高歌；起床徘徊，俯仰天地，只見到一片孤寂凄涼。那凄切的鳴蟬聲傳入耳中，使我的心更亂；它緊抱著蕭疏的梧桐樹，樹上的葉子已經半黃。

這首詩作於皇祐二年（1050年）。當時王安石從臨川去錢塘，途經弋陽，宿驛站中，秋聲擾攘，悲從中來，作了這首詩。

詩人選擇缺月、孤燈、風露、鳴蟬、疏桐等衰殘的景象構成凄涼的秋景和孤寂的旅況，襯托出抱病的行人，從而表現羈旅獨苦的處境和心情。

葛溪在江西弋陽。驛是公家設立的車馬站或招待過客休息所。人在病中最快感覺到風露的早來，夢中回家，總是不知山水路途的遙遠。江湖淪落，人又在病中，最是想家，心境最是凄苦。夢中不知山水長，醒后更覺家鄉的路遙。

首聯一落筆就從情上布景。“缺月昏昏”是詩人仰視窗外之所見。行役之人每於獨眠客舍之夜間最易萌生思鄉之情，當此之時，人地兩疏，四顧寂寥；唯有天上的明月聊可與家人千里相共，故抬頭望月，實為自來行人寄託鄉思之一法。這首詩寫月亦寓此意，而天公偏不作美，今夜懸掛於天庭的，竟是半輪缺月”，且月色“昏昏”，猶如一團慘白的愁霧。“漏未央”是詩人側耳枕上之所聞。詩人於掃興之餘，便希望早入夢鄉。怎奈原先並不十分在意的漏壺，此刻也彷彿故意作難，滴水聲似乎越來越響。這在不眠之人聽來，又增添了煩亂，心緒愈益無法寧貼，“未央”兩字，不僅暗示入夜巳深，且摹寫詩人對漏聲的敏感與厭煩心情如見，更兼一燈如豆，忽明忽暗，使孤寂的旅況更加使人難以為懷，而獨卧秋床的詩人目不交睫、轉輾反側的苦顏，也就可想而知了。

首聯雖為景語，而景中宛然有詩人自己在，故頷聯便直接敘寫羈旅的困頓和抒發鄉思之愁。出句寫旅夜的悲苦境遇有三重不堪。病中行役，體弱衣單，值此秋風蕭瑟、玉露凋傷的涼夜，不僅肉體上有切膚透骨的寒意，而且連心靈也彷彿浸透在凄寒之中。劉禹錫《秋風引》云：“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所謂“最覺風露早”，亦即劉詩“最先聞”之意。詩人以其超越常人的深情敏感去體察、品嘗人間的苦果，自有一種超越常人的深悲極痛，三不堪。對句以恍惚的夢境寫自己難以排遣的鄉愁。大凡思家心切，總希望借夢境與家人團聚，但夢醒之後，往往更增悵惘空漠之感。此句雖未明言夢醒后的難堪，但“最覺風露早”五字已透露夢醒的原因，“不知山水長”五字正是夢醒后的感嘆，而將無限惆悵之意，則留給讀者自己去想象了。

劉熙載說：“律詩既患旁生枝節，又患如琴瑟之專一。融貫變化，兼之斯善，”（《藝概》卷二）這首詩上半篇寫羈旅之愁，頸聯便另出一意，寫憂國之思，出句“坐感歲時歌慷慨”，是說詩人一想到時勢的艱難，連那無窮的鄉愁和病身的凄寒都在所不顧，毅然坐起，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王安石是個愛國主義者。他自涉足仕途以後，對人民的貧困，國力的虛耗，政治上的種種積弊步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希望通過改革來解決社會危機。在此之前，他曾寫了《省兵》、《讀詔書》等關心政治與民瘼的詩篇，詩中慷慨陳詞：“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讀詔書》）“歌慷慨”三字正是他“心憂天下”的具體寫照。對句“起看天地色凄涼”，寫詩人於壯懷激烈、鬱憤難伸的情況下起身下床，徘徊窗下。小小的斗室裝不下詩人的愁思，只好望著窗外的天地出神，但映入詩人眼帘的，也僅是一片凄涼的景色而已。此句將濃郁的鄉思、天涯倦懷、病中凄苦及深切的國事之憂融為一體，復借景色凄涼的天地包舉團裹，勿使吐露，似達而郁，似直而曲，故有含蓄不盡之妙，綜觀中間兩聯，一寫鄉思，一寫憂國之思，名雖為二，實可融貫為一，統稱之為家國之思廬這正合上文所謂“融貫變化，兼之斯善”的要求。

尾聯中的“行人”實即詩人自指。詩人握到天明，重登征途，顧視四野，仍無可供娛心悅目之事，唯有一片鳴蟬之聲聒噪耳際。“亂”字形容蟬聲的嘈雜煩亂，正所以襯托詩人心緒的百無聊賴。“亂”字之前著一“更”字，足見詩人夜來的種種新愁舊夢及凄苦慷慨之意仍縈繞心頭，驅之不去，而耳際的蟬聲重增其莫可名狀的感慨，結句寫秋蟬無知，以“葉半黃”的疏桐為樂國，自鳴得意，盲目樂觀，詩人以此作為象喻，寄託他對於麻木渾噩的世人的悲憫，並藉以反襯出詩人內心的悲慨。

全詩以作者的深情敏感為契機，抒寫了強烈的憂國憂家的感情，這種感情隨著時間的推移頓挫盤紆而出，並顯示其轉折變化的深度與廣度，因此能極盡曲折往複之致。

清紀昀評道：“老健深穩，意境自殊不凡。三、四句細膩，后四句神力圓足。”

清代詩論家賀裳說：“讀臨川詩，常令人尋繹於語言之外，當其絕詣，實自可興可觀，不惟於古人無愧而已。”（《載酒園詩話》）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裡洋村），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大詩人、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後謚號“文”。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年）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文。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宋神宗時宰相。創新法，改革舊政，世稱王荊公。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方面，詞作不多，但其詞能夠“一洗五代舊習”，境界醒豁。今傳《臨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