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國
三苗國
三苗國：sān miáo guó
堯、舜、禹時代主要有對三苗的戰爭，三苗即華夏集團南支，所以這是一場兩大河流域不同部族集團間的戰爭。早在距今6000年前後，江漢地區的部落迅速發展，打開了北上中原的道路。而在中原地區，涿鹿之戰后中原、東夷集團加速融合，獲得更為強大的生命活力，開始沿三苗部落北上的道路南漸。河南南陽地區是這一交通線的重要樞紐，也是中原部落與三苗部落爭奪之地，伐三苗的戰爭正是圍繞著對這一地區的爭奪而展開的。
三苗部落也是一個興旺發達的部族共同體，包括很多氏族部落進入英雄時代以後，也建立了一批部落聯盟和若干範圍更大的聯合體，其中最著名的是與中原部族集團進行了多次戰爭的三苗，因此在載籍中，“三苗”這一用語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內涵，一是泛指三苗集團，一是指其中曾與堯舜禹作戰的一支。《戰國策》記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這是指整個三苗部落的活動地域，彭蠡、洞庭就是後世的鄱陽湖、洞庭湖，衡山是《水經注·汝水》中提及的在雉縣（今河南南召縣南）界的雉衡山，文山地望不詳，但可知堯舜禹伐三苗以前，三苗的居地范鑿在洞庭、鄱陽湖之間，北界在伏牛山南麓，包括了整個南陽盆地。
三苗部落的先世不僅與中原部落、東夷部落同源並有悠久的歷史，而且社會發展水平也毫不低於黃河流域。江漢部落從事稻作農業，屈家嶺文化遺址中往往發現大量的稻穀、稻殼或用稻稈拌泥作建築材料，顯示出糧食生產的總量相當大，制陶業也相當發達，達到了較高水平。大量不同規格的陶紡輪，可以滿足精紡、粗紡的不同需要。石器和玉器的製作工藝，也明顯地高於同期的黃河流域。從農業、手工業整體發展狀況看，社會分工與交換比中原更為發達，由此導致的社會財富積累、掠奪戰爭的頻繁及社會變革的發生都不低於黃河流域，相反，某些文明因素的成果還走在前面。中國最早的一批城堡出現在屈家嶺文化中。生氣勃勃的江漢部落在長江中游崛起以後，開始向北擴展生存空間。
三苗部落的強大和參與中原逐鹿的勢頭無疑使黃河流域部落共同體的首領們感到了威脅，所以當北方社會的發展也同樣臨近文明的門檻，而有足夠力量與之抗衡時，開始連續發動了對三苗的戰爭，以解除威脅、進而奪取有利於南下發展的交通要衝，這是堯舜禹伐三苗的根本原因。
堯舜禹伐三苗戰爭的起因主要見於《尚書·呂刑》的記載，其中提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文中列舉“三苗之君”的罪狀是不敬神靈而作五刑殘害百姓，道德淪喪，背信棄義，反覆詛盟。無辜受戮的百姓求告上帝，上帝因聞不到祭祀的馨香，只有濫用刑罰的一片血腥而震怒，所以堯哀憐人民的苦難，用武力遏絕“三苗之君”的暴虐，並使他永無後嗣。這雖然標榜伐三苗是替天行罰，卻曲折地反映了三苗集團發生的深刻社會變革，如社會分化的抽劇，社會矛盾前尖銳化，傳統的價值觀念、道德規範、習慣法已被拋棄，原始宗教也發生了變化。這些記載和考古發現所揭示的三苗社會文明因素的成長已走到黃河流域前頭的現象可相印證。同時也透露出在南北部族集團的交往中，三苗屢屢破壞和解盟約，在交戰中，北方屢屢處於被動，早已感到了三苗的威脅。所以三苗社會矛盾尖銳化，成為堯舜禹伐三苗一舉將其削弱的契機。
三苗的領袖人物參與過中原權力之爭。如說“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還傳說“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為諸侯，故號丹朱”，都反映了在堯的聯合體議事會中或他的近親氏族中，曾有權力之爭的失敗者，遠遁丹水之浦，充任了南方部落的領袖人物。但在這種情況下，“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顯然進一步構成威脅，這應是堯舜禹伐三苗的直接誘因。
繼續發展，走向自己的頂峰，但江漢地區的先民卻失去對南陽這個交通要衝的控制，從而也失去了北上中原爭雄的機遇，在一段歷史時期內，發展的舞台受到一定限制。而隨著伐三苗的勝利，河南龍山文化進入南陽地區，不僅解除了南方的威脅，還打開了中原文化南下發展的通途，對於後來中原王朝發展起了重要作用。華夏、三苗的部族界限逐漸打破，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三苗集團的先祖列入了華夏的帝王世系，苗民始制的“五刑”也被北方部族的顯貴們接受並加以發展。
伐三苗的戰爭進一步體現了原始戰爭性質的轉變，不再具有血親復仇的動機，而是為了奪取適宜生存和發展的戰賂要地而進行的征服戰爭，戰敗者宗廟被夷為平地，祭器被焚毀，戰俘及其子孫世代淪為奴隸，即所謂“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不夷於民”。這導致了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最終破壞舊的氏族制度，推動了夏王朝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