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

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的勞動者聚居的地方。

農村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未來社會中，城市與農村的本質差別將消失。在不同的國家、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所規定的農村統計口徑有所不同。例如：美國，1950年以前規定，凡是人口在2500人以下的、沒有組織成自治單位的居住地就算農村；1950年後規定，不論其是否組織成自治單位，凡人口在2500人以下或人口在每平方英里 1500人以下的地區及城市郊區都算作農村。歐洲各國一般以居住地在2000人以下者為農村。在中國沒有直接規定“農村”這一統計指標的口徑，僅規定了“市鎮總人口”和“鄉村總人口”這兩個人口統計指標。國家統計局解釋，“市鎮總人口”指市、鎮轄區內的全部人口；“鄉村總人口”指縣（不含鎮）內全部人口。其中，“市”是指經國家規定成立“市”建制的城市；“鎮”是指經省、自治區、直轄市批准的鎮。1984年規定，凡縣級地方國家機關所在地，或總人口在2萬人以下的鄉，鄉政府駐地非農業人口超過2000人的，或總人口在2萬人以上的鄉，鄉政府駐地非農業人口佔全鄉人口10%以上的，均可建鎮。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

方之《柳營小記》：“農村過去最神氣的建築是祠堂，現在恐怕要算電力排灌站了。”

在原始社會初期，人類依靠採集、漁獵為生，逐水草、居巢穴，無所謂村落。到了原始社會的中期，約在新石器時代，人類掌握了農業生產技術，有了耕種土地、照管作物、飼養畜禽等生產活動，人類開始定居下來，從而出現了最早的村落。原始村落是以血緣關係形成的氏族部落的聚居之地，實行原始公有制，按自然分工進行生產活動，平均分配。至原始社會末期，交換有了一定的發展，在一些交通方便、位置適中的村落中，出現了集市。

在奴隸社會時期的農村中，由於生產力的發展，手工業、商業相繼從農業中獨立出來。在一些大的村落中，手工業者集中，商業集中，形成永久性市場。這些地方，逐步演變成一個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了保護財產的安全、政權的鞏固，則修築城堡等，逐漸出現了城市。大商人、大奴隸主、官吏聚居在城市，奴隸、個體小農、少數小奴隸主則居住在農村。

在封建社會時期的農村中，主要居住著農民(僱農、佃農、自耕農)或農奴、中小地主等。土地等生產資料絕大部分為封建地主階級(或封建農奴主階級)所有，少部分歸農民所有。在資本主義的初期，農村居民除包括封建社會遺留的各種成員外，主要是經營農業的小土地所有者和農業資本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農村的擴展，大批破產農民，進入城市成為工業工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農村居民的主要成分是比例不等的大中小型農場主和受雇於農場主的農業工人。此外，由城市遷入農村的居民以及農村工商業從業人員也日益增加。

鴉片戰爭之後，農村就逐漸演化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其社會經濟的特點是：①大部分或絕大部分的土地歸地主和富農階級所有。②地主通過地租、高利貸和商業資本三種形式剝削農民。③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業品輸入中國，並在中國直接開辦工廠，動搖了耕織結合的農村經濟結構。④由於帝國主義勢力控制了中國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並直接到農村收購農產品，致使中國農業商品化具有殖民地性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農村社會經濟關係不斷發生變化。1949年-1952年，全國絕大部分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轉變為農民土地所有制，個體農民經濟成為最主要的經濟成分。1953年-1957年農業合作化時期，農民加入合作社以後，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實行集體所有制和按勞分配製。供銷合作、信用合作以及農村工業，商店、銀行、學校、醫院、文化設施等隨之發展，農村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1958年-1978年，實行人民公社化，由於集體經營的優勢，建設了大批農田水利基礎設施，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但“左”的政策和“以農養城”方針使農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都受到了束縛，農村經濟發展受阻。從1979年開始，農村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從逐步減少對農村的征派購到“放活、少取多予”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農村的商業、工業、交通運輸業都得了較快的發展，農村面貌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農村同城市相比有其特點：①人口稀少，居民點分散在農業生產的環境之中，具有田園風光；②家族聚居的現象較為明顯；③工業、商業、金融、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水平較低。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農村處於封建社會末期。沿海地區已先後和數量不等地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農村中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農經營的自然經濟。④地方習俗較濃厚。多數農村有本地的一些約定熟成的習慣風俗。⑤交通不發達，相對城市的交通來說，農村的道路多為泥濘的鄉間小路。

鄉下的人喜歡頂著烈日走，在地里背朝著青天白日默默地揮汗。他們手捧著黃土有時不免臉上蕩漾著一絲無奈，但他們酷愛著他們苦苦守著的熱土，在那裡不停勞作感到樂此不疲。他們一旦丟棄一寸土就心裡不是什麼滋味，甚至很小心眼的為此爭執起來。美麗的鄉村土地里有他們不朽的希望，每一塊泥土每一顆沙礫都堆積著他們幾代人的感情。

相比之下，城裡人對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感情和鄉下人對他們居住的對鄉村的感情是不能同日而語的。城裡的許多地方給他們生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譬如商品超市，上學就醫，社交活動等等。但交通的擁擠，整治不善的水溝，瀰漫在上空的煙霧和塵埃以及充斥在鬧市裡的噪音都使他們厭倦，甚至不時的脫口漫罵起來。我認識的幾位住在城市裡的朋友，每次和他們談起對城市的看法時，總是表露出不同程度的埋怨。而鄉下的老鄉呢？跟他們談到鄉村時，很少有人指責自己的居住環境，也許沒有太多的溢美之詞，在他們眼裡唯一埋怨的就是說交通不太便利。

鄉下人白天勞作，晚上睡覺，生活很有規律的。月朗風清，他們享受著一方土地獨有的自然恩寵。看月亮從樹陰里篩下滿地的光斑，閃閃爍爍，飄忽不定；聽月光在樹林里叮叮噹噹地飄落，在草坡上和湖面上嘩啦嘩啦地擁擠；門口不遠的田野，田裡泛起細細的柔波，那裡傳來一陣陣如潮水洶湧著的蛙鳴，用心去傾聽著這些天籟之音，會使你感觸到月下鄉村的深邃和美妙。

清新的空氣實在是別在鄉村的一枚徽章，農村都充滿了田園風光。

城市裡則到處高樓大廈，鋼筋水泥板、泊油路和人來人往、車水馬龍，嘈雜聲，燈紅酒綠之餘缺少農村特有的清新空氣，缺少鄉村才有的自然風光，缺少鄉村擁有的寧靜和愜意。雖然一些城市一直在努力創造和諧的自然生活環境和社區，但這點仍然無法與農村比擬。

對交通而言，城市的交通四通八達，方便了市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但同時也常常有堵車塞車的不便。農村交通網路稀疏，車輛少，去一些小地方不容易。

生活質量而言，城裡人的壓力遠遠大於農村人，除了空氣較差外，其他飲食起居的環境比較好，到處是熱鬧的街市和購物廣場，與高科技產物亦近在眼前。對於農村，卻可以很方便的吃到最早最原始的“山珍海味”和自家特色製品，這點城裡人是無法比的。

安全環境方面，農村的醫療水平設施較低，衛生安全方面較差。而城市裡人雜車多，工廠林立，空氣污染，交通安全，偷竊搶騙令人防不勝防。

教育環境，經濟環境：這些都是農村無法比擬的，但城市裡教育成本卻也高得多，投資風險較大。

隨著時代的發展，農村城市化的主要內容包括：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化，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由鄉村型向城市型轉化，傳統的農村文明向現代的城市文明轉化等。它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誌。

中國政治發展的首要問題是農業問題。因此，對農業的重視，是中國政治發展是否明朗化的一個重要問題。農村的現狀如何？

1、黨群關係問題

黨中央在農村的地位和可信任程度是很高的。農民淳樸的本性，仍然將黨中央確立為主導力量。但是，基層黨群關係是不好的。群眾的主要問題是對基層黨員的行為不信任：腐敗、損公肥私……等。基層黨員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幾無：導致的結果是黨在農村沒有號召力。 2、農村幹部問題

農村幹部的主要問題是不能解決當地農村的實際問題，不能對當地農村的發展有一個長遠的規劃。導致的結果是：多少年，還是一個樣。另外，農村幹部基本上不能各司其位，並且，農村幹部的職位繁多並且參差不齊。這個需要進一步規範化。

3、農田、水利問題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但是農村的水利建設正在荒廢。大的溝渠都已經是淤泥塞住了，雖然不是很嚴重；另外，溝渠雜草叢生。田壟兩端的溝渠也是雜草叢生。如果降暴雨，溝渠的不暢通對農業的影響是非常大的。農田的規劃問題。原先農業收取農業稅，很多人閑置自家農田外出打工，村級組織對田地重新規劃；等到農業稅免征，民工有返鄉歸農的，但是沒有田產了。

4、農村信息通訊

信息通訊，這裡排除比較發達農村的電話和手機，電視等。主要是廣播通訊。農村的廣播通訊幾乎被切斷或叫停。

電視是在休閑的時候用來消遣的。廣播通訊最大的好處就是範圍廣、及時，並且對於廣大識字不多的農民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宣傳工具。

5、農民思想狀況問題

農民幾乎都沒有什麼精神信仰，空虛。信教的不少。農村成為了異端思想的宣傳對象。

6、科教問題

教育停止不前。農民有多少知識，是從前期學校里獲得的；從父輩，鄉俗里習得得。除此以外，另外獲取得具有教育意義得東西很少。主要問題是農村成人教育問題。

農村封建迷信色彩有些地方強，有些地方弱。這個問題不可一概論之。但是反映教育上有問題。

農村鄉校合併。就是一個村和另一個或幾個村合併辦一所小學。導致兒童教育得一系列問題得出現：輟學、厭學等。

7、文化生活問題

主要是農閑時，農民得生活方式。主要是打牌、打麻將、賭博，另外就是看電視。文化生活較為單一。

8、生產力問題

主要是單一得、傳統得勞作方式，雖然有些地方有機械化作業。收割時候，機動車輛數目有所增加。

9、農業交通問題

主要是農村通往鄉鎮得大道和田間得小道。大道是鄉鎮得主渠道，但一般都不發達；小道是農業播種收割得必經之地，不發達（最嚴重）。這些影響農業生產。

10、農村醫療保障

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比較欠缺，且農村居民普遍缺乏醫療相關知識。

11.農業機械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提升農機化水平及加快農村基礎設施政策的實施，我國的農機產業得到顯著的發展，到已經形成內燃機、拖拉機、運輸機械、收穫機械、牧業機械、拖內配件等諸多小行業，並形成完整的工業體系。農業機械的迅猛發展及其在農村中的應用加快了我國農村農業勞動力結構革新，這些都促進了我國新農村建設以及農村經濟的發展。縱觀農村對農業機械的需求和使用現狀，主要有下列幾個特點:

(1) 農村對農業機械需求潛力較大

中國地大物博，同時也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的農業耕地有15 億畝，但農業機械使用比率相對發達國家來說還很低，如根據中國消費者協會調查在 2006 年中國南方水稻收割機的運用比率才 20%，因此中國農村對農業機械的需求潛力還很大。隨著中國農村產業化進程推進，在今後農村使用農業機械方面還有巨大的發展潛力。

(2)農村購買農業機械差異性和層次性突出

我國由於地域廣闊，農村的分佈也比較分散，在購買農業機械方面也很難像城市人群那樣集中購買，這就導致農村市場農業機械購買的差異性和層次性非常突出。第一，農村區域間購買農機的水平不同，而且農村平原、丘陵、草原、山川不同地形對農機產品的需求也不同。第二，農村即便同一區域內不同農戶富裕程度不同，所以在購買農機時也存在差異性。第三，我國農村市場也具有層次性，大致分為東部沿海、中部平原、西部內陸三層階梯市場，這三層階梯市場的農民們在農機消費上的消費心理、消費結構上也存在不同。

(3)農村購買農業機械具有示範性

農村的農民由於較大多數還保留著濃厚的小農思想，而且農村比鄰而居的居住特點也導致農民之間有著濃郁的從眾心理和攀比心理，往往一戶農民有何風吹草動都會把信息傳播給其他農民。因此，一戶農民購買了什麼好的農業機械，通常很快別人家也會知曉並仿效，從而形成良好的示範性作用。

(4)農村購買農業機械注重功能性

農村的農民消費觀比較淳樸，農業機械消費市場還處於功能性需求階段，即農民主要強調產品的實用性和物質利益，不太重視產品的個性展示和美觀價值。而農民的這種功能性消費觀念對於農業機械產品需求的表現主要有下列幾種：一是農業機械的實用性，農民比較重視農業機械的產品性能，並能適應農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環境，不太觀注農機的美觀性；二是農業機械的價廉性，在保障農業機械實用和耐用的前提下，農民要求農機價錢越便宜越好，如果兩款農機的基本功能一致，農民肯定是選擇價位較低的那款；三是農業機械的簡便性，農民一般文化程度都不高，在農業機械使用上只強調農機具備基本的簡單功能即可，比如農業機械中的聯合收割機，農民大多隻要求把小麥等收割乾淨就行，對於聯合收割機的其它功能並不注重，而且農業機械易操作、易修理可能更被農民歡迎。

1.農村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依然存在，體制建設任重道遠。我國農業農村發展過程中仍存在許多體制性障礙，影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因素還很多，城鄉二元結構還未根本破除，各種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的機制還未完全建立，農村綜合改革和其他各項改革的任務仍然相當艱巨。以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為例，儘管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已近20年，但當前我國農村金融還普遍存在許多制度性、技術性、操作性問題。具體而言，主要表現為：一是農村金融體系不完善。農村信用社沒有發揮應有的支農作用；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範圍又過窄，而且隨著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完成，貸款業務又進一步萎縮；商業銀行出於自身經濟效益考慮，將部分分支機構從縣鄉退出；農業的保險制度落後，農業商業保險規模小，險種單一。二是農村資金流失嚴重。農業銀行及一些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在農村吸儲能力很強，對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的貸款卻較少；城市信用社下鄉攬儲挖走部分資金，轉向城市。三是缺乏農村特點的貸款擔保制度。在現行信貸政策下，農戶和農村中小企業自身不能提供有效的貸款抵押擔保，難以得到需要的貸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勢必需要進一步採取措施，通過深化農村金融改革、加強國家的政策扶持和完善農村金融風險規避機制等三方面加大金融支農的力度。

2.農業發展面臨諸多挑戰，農業生產力總體水平不高。

(1)國家對農業發展的投入嚴重不足，農業發展缺乏後勁。一是農業基本建設投入不足，其占國家基本建設投入的比重，“六五”時期為5.1%，“七五”為3.3%，“八五”為3%，可見逐年減少。由於基本建設投入不足，我國農業基礎設施老化嚴重，全國約有1/3的水庫帶病運行，60%的排灌工程急需維修，農業抵禦自然災害能力逐年下降，遭受災害面積逐年擴大。二是農業科研經費嚴重不足。我國農業科研經費佔農業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0.1%，農業技術推廣經費比重不到0.2%，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由於利益的驅使，社會、企業和農戶對農業的投入也不多。沒有建立國家、企業、農民合作組織的財政、金融、稅收、農產品價格補貼等體系和運行機制，農業投入不足已成為我國農業發展緩慢的主要因素。

(2)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結構性矛盾突出。雖然我國目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已初見成效，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農業生產品種結構單一，產品結構層次低；農產品加工業滯后，農產品增值困難；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落後，難以形成規模經營；缺乏科學的區域布局等等。

(3)農業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脆弱，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難以持續提高。我國人均自然資源少，加上在相當長時期內耕地縮減、淡水短缺、人口增加的趨勢不可逆轉，部分地區生態環境還在繼續惡化，我國農業發展的資源和環境約束日益趨緊，導致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難以保證。

(4)農業服務體系不健全，科技、信息等服務滯后。我國農業服務體系長期以來以推廣和服務為主，目前，農業服務體系存在隊伍膨脹、機制不活、負擔太重、觀念滯后、服務能力低、市場組織化程度低和經濟效益低等各種問題，很難適應市場農業發展的要求。

(5)農產品流通渠道不暢，農業資源優勢難以轉化為經濟優勢。我國目前許多農村地區個體販運戶規模小且不穩定，區域市場發育不全，大宗農副產品難以及時有效地銷售出去，遠遠不能適應農產品的流通要求。

3.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滯后，農民權益難以得到保障。改革開放以未，伴隨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種民主形式和實現途徑被創新性地探索出來，廣大農村居民參與基層民主建設的積極性不斷增強，自身的權益也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但是，在新時期新情況下，我國目前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仍存在許多突出的問題，面臨很多挑戰，主要表現為：

(1)農村基層組織缺乏戰鬥力、凝聚力和創造性。我國目前一些農村黨員幹部思想觀念陳舊、能力不足，基層組織軟弱渙散，缺乏凝聚力、號召力、戰鬥力，思想僵化、志氣退化、組織弱化“三化”傾向比較嚴重，致使黨組織在農村的戰鬥堡壘作用得不到正常發揮。

(2)村民自治發展存在諸多問題，如村委會直選中的賄選問題，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兩張皮”的問題、村民自治中鄉政村治異化的問題、村民自治中村規民約的違法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極大地阻礙了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推進，導致農民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

(3)鄉村宗族勢力挑戰村民自治。農村宗族勢力的存在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與強制性的國家權力退出農村有關，是農村在適應現代政治的組織資源缺失狀態下傳統勢力的恢復。宗族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村落中集體組織的不足。合理利用宗族組織可以大大降低農村社會運行成本，對發展農村生產和村民自治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宗族文化與民主政治畢竟是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文化，宗族勢力對鄉村民主政治的發展具有許多消極影響。宗族勢力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入侵到農村基層政權，成為農村治理體制的組成部分，從而利用基層政權的力量牟取私利或擾亂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更重要的是，宗族勢力很容易被黑惡勢力所利用，從而形成以宗派宗族為基礎的、對社會具有嚴重危害的邪惡勢力。因此，農村基層民主要發展，必須逐步清除宗族勢力。

(4)人口流動使村民自治發展面臨新的挑戰。一定數量素質較高的村民的存在是村民自治的組織基礎，但我國目前農村農民的大量外流，嚴重地削弱了村民自治的組織基礎。大量高素質農民的外流，一方面使村莊中可供民主選舉的高素質的村委會成員候選人減少，由此直接導致村委會工作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留在村裡的農民大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他們有很多對行使民主的程序和意義不太懂，從而容易導致民主的程序流於形式，民主決策也很容易異化為少數村幹部決策。

4.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緩慢，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近幾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推進農村社會事業發展，使我國農村社會面貌得到了很大改觀。但是，農村社會事業發展還面臨許多困難和問題，難以滿足廣大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要。農村教育基礎依然薄弱，中小學師資隊伍數量不足、辦學條件差、留守學生多等問題十分普遍，普及和鞏固義務教育任務相當繁重；農村公共衛生體系建設不健全，基層醫療衛生基礎薄弱，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十分突出；農村公共文化資源十分短缺，不少地方文化活動場所和設施破舊殘損、年久失修，沒有文化活動場所、沒有文化活動設施、沒有文化活動內容的現象還普遍存在；農村社會福利嚴重滯後於社會和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社會福利機構匿乏、社會福利覆蓋面狹窄、地區發展不平衡、各福利項目發展不平衡、缺乏統一的組織管理等諸多問題；農民生育觀念與國家政策有很大差距，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任務十分艱巨。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致使農村居民公平享有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權利難以保證，極大地抑制了農民消費水平和發展能力的提高，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障礙。

5.農村環境問題非常突出，生態環境治理任務艱巨。我國目前農村環境問題日趨嚴重，農村居民的生產、生活安全受到了很大威脅。這些問題突出地表現為：

(1)生態環境破壞嚴重。由於受自然和人為兩方面因素的影響，農村當地局部生態平衡遭破壞，進而在整體區域範圍內造成生態功能失調，生態調節作用減小，各類自然災害頻發。

(2)農業污染加劇。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由於不合理使用農藥、化肥、地膜等化學投入，造成嚴重的地面污染，不僅導致農作物減產、農產品品質下降，而且對土壤、水、生物、大氣和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同時，規模化畜禽養殖業的廢棄物對農村環境的污染也越來越嚴重，極大地影響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

(3)居民生活污染嚴重。隨著農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轉變，農村生活污染由分散走向集中，各種問題日漸嚴重。主要表現在：農村生活垃圾數量增多，而且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沒有進行有效處理；生活污水任意排放，致使河流、湖泊污染嚴重；生活取暖排放的大氣污染物沒有經過處理就直接排放，對當地空氣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

(4)工業污染增多。我國農村工業污染主要來源於兩個方面：一是鄉鎮企業污染。我國鄉鎮企業數量眾多，而且大部分設備簡陋、技術落後、能源消耗高、缺少防治污染的設施，致使由鄉鎮企業發展帶來的污染問題十分突出，加重了農村環境的壓力；二是城市向農村轉嫁的污染。由於城市產業結構調整，一些耗能高、污染重、難以治理的企業遷移到農村，造成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同時，城市“三廢”直接轉移到農村，由此給城市周邊區域的環境帶來嚴重污染。

“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概念，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過。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提出“小康社會”概念，其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就是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2005年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所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則是在新的歷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導下的一次農村綜合變革的新起點。

胡錦濤總書記在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指出，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

200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萬億元，二三產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85%以上，財政收入2．6萬億元，已經初步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經濟實力。因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0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要下決心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

回顧過去幾年，從中央到各地，圍繞農民增收這一主題，通過一系列強有力的政策措施，直接給農民以實惠——各地種糧農民首次享受到直接補貼的好處，2004年全國共安排糧食直補資金116億元；全面放開了主產區的糧食購銷和價格，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糧食購銷市場化和經營主體多元化的格局；明確將部分土地出讓金用於農業土地開發；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對產糧大縣實行轉移支付……

2004年農民增收6.8%、糧食增產9%之後，國家又出台了進一步促進糧食穩定增產、農民持續增收的政策，如加大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的減免力度，著力建立為農民減負的長效機制。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提出，格外引人注目。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溫鐵軍認為，新農村的新，新在農村的發展能夠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體現和諧社會的要求。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通過城市對農村的反哺，工業對農業的反哺，使農業得到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使農村社會能夠實現和諧。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概括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在經濟上就要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來提高農村產業的競爭力，提高務農勞動者的收入。在社會事業、文化事業等方面可以通過國家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來實現。

讓公共服務惠及農民

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是十六屆五中全會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要求。短短20字的定位，涵蓋了多方面意義。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增加農民收入。

數據顯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自1997年之後連年明顯擴大，仍維持在3.21:1。即使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2936元、終於走出“八年徘徊”，也只是恢復性增長。

但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絕不僅僅是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反哺之義也不止於增加農民收入。五中全會強調，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這意味著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社會事業，也將進入加速發展期。

這個努力方向來源於如下現實：全國有一半的行政村沒有通自來水，60%以上的農戶還沒有用上衛生的廁所，有近7000萬戶農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億農戶需要解決燃料問題，6%的行政村還沒有通公路，2%的村莊還沒有通電，6%的村子還沒有電話……

農民手裡沒有錢，農村各項經濟社會事業投入不足，後果不僅是缺水少電、交通不便等影響到農民生活質量，甚至基本的看病就醫、讀書上學也難以滿足。據衛生部估計，全國農村人口中40%到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貧。一些貧困地區，尤其是西部，60%到80%的患病農民死在家中。湖南的一項調查則表明，農村孩子從進學校門到高中畢業，在上世紀80年代共需支出108元，90年代需支出約8000元，到2004年則需支出約3萬元。

讓公共服務更多地深入農村、惠及農民，彌合各項公共事業方面的城鄉差距，也正是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放不下的事。4月溫家寶在四川巴中考察時對鄉親們說：“我心裡始終有三件事放不下，一是讓農村孩子能上學，二是讓農民看得起病，三是讓農民過上好日子。”國慶節期間他在河北農村考察時更進一步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為農民辦好四件大事：一是發展農村經濟。二是推進農村綜合改革。三是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四是增加農民收入。

應當看到，近幾年國家已經出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舉措：

1、農村教育方面，《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提出，到2007年，西部地區整體上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目標。國家還確定，“十一五”期間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全面實行免費義務教育，在過去義務教育免除學費的基礎上，農村學生的書本費、雜費等費用也將全部由國家負擔。

2、醫療衛生方面，中央財政將在上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公共衛生、農村衛生的投入力度，預計涉及中央集中採購的金額將有30多億元，這個金額明顯高於2004年招標採購總計22億元的總值。

新農村將迎來大發展

不久前記者在陝西延安的羊泉鎮東里村採訪時，村民徐建紅說，“過去做飯滿窯煙，如今生火擰開關。這多虧有了沼氣池！”他家的豬圈，豬糞全流進沼氣池，一點也不臭。旁邊的廁所，以前來個人都沒下腳的地方，改成水沖的，乾淨多了。

農業部的統計顯示，全國已有1540萬農戶用上了沼氣。以沼氣等新能源為代表的一批生態項目，如今在各地農村積極推進。山東、浙江等省提出要以“生態立省”，在農村大力發展沼氣等可再生能源。在河北，從2004年起開始在全省農村廣泛開展創建文明生態村活動，確定把“道路硬化、街院凈化、村莊綠化”，改善農民居住環境作為主要抓手。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柯炳生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應包括新房舍、新設施、新環境、新農民、新風尚5方面：因地制宜地建設各具民族和地域風情的居住房，房屋建設要符合節約型社會要求；完善基礎設施，道路、水電、廣播、通訊、電信等配套設施要俱全；生態環境良好、生活環境優美，尤其在環境衛生處理能力上要體現出新的時代特徵；新農民是指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的“四有農民”；新風尚就是要移風易俗，提倡科學、文明、法治的生活觀，加強農村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農村要想改變面貌，除了政府加大投入以外，也需要農村提高自身自我發展的能力，這樣就必須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特別是要提高農業的附加值、科技含量。他同時提醒，“新農村建設是一個歷史過程，不能一哄而起。所以中央特彆強調要尊重農民的意願。”

浙江大學農業經濟與管理系教授陸文聰認為，按照“民主管理”的原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點非常重要。通過實行民主的社區管理，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更好地參與當地的經濟建設，從而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帶動全國經濟的發展。

如何落實中央精神並轉化為具體政策，是今後的重點所在。概括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國家應重點加大五方面的扶持力度：一是建設包括道路交通、信息網路在內的農村基礎設施，二是治理和保護農村自然環境，三是重點發展醫療、養老等農民社會保障體系，四是支持農業生產，五是發展教育事業。

人們期望，有一套新的改革措施出台，形成一個合理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今後幾年內能使農業、農村與工業、城市及國民經濟的其他方面協調發展，農民生活質量得到質的改善，農村建設上一個大台階，並給相關行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農民政治地位不平等

按憲法規定，農民的政治地位與城市公民的政治地位應該是平等的。但農民在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卻很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農民6.7億（據2011年數據），佔二分之一，是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但在政治生活中，農民民主參議權卻很少。我國選舉法將全國人大代表的城鄉選舉比例定為農村每96萬人中選1人，城市每26萬人中選1人，也就是近3個農村居民的權力相當於1個城裡人的權力；又據有關資料統計，各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中，農民代表只佔0.7%。農民政治權力不平等，不能參與政府決策而只能被動地接受政府決策，其經濟權益分配也必然地不公平。農村雖然實行村民自治，村委會由農民選舉產生，但代表政府權力的市、縣、鄉、鎮政府官員是由政府指派的，而非農民選舉，這樣農民的政治民主權利就不可能是充分的。

政府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存在著很大的強弱勢差。政府權力有向農村膨脹的趨勢，更因為社會對官員權力約束監督機制的不健全，以致法制在農村被弱化，以權代法在農村隨處可見，農民越來越受制於政府官員的權力：由於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追求欲，“逼”農致富的事時有發生；政府強令推行的項目因脫離農民的主客觀條件，給農民帶來經濟上的損失和人身傷害。當農民的社會地位被傳統的觀念視為低下時，農民的權益極易受到侵害；當“弱勢”農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卻又往往因農民與政府的對話渠道不暢通而求告無門。在目前傳統的農村基層管理體制下，村民自治在維護農民權益上顯得力不從心，社會民主政治地位顯弱，組織上沒有保障，至今也沒有農民自己的維權組織(應當像城市中取得合法地位的工會和婦聯一樣的農民協會)來溝通農民和政府，為維護農民正當權益說話。現行的體制狀況是經常自上而下的動員，而很少自下而上的溝通，農民為維權而向上申訴受到層層阻隔。

農民的經濟地位不平等

這種現象體現在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更有甚者，“同命不同價”（註：同一輛車發生車禍后，農民的死傷賠償金相比市民的死傷賠償金相差幾倍，甚至十幾倍。）的現象時有發生。期待進一步的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