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

1、平等互助的理念； 2、依法行善的理念；

3、企業公民的理念；

4、慈善無界的理念；

5、開拓創新的理念。

基於慈善事業的宗旨，弘揚利他主義價值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進程中，慈善事業起著十分重要的推動和支撐作用。國內外的經驗告訴我們，發展慈善事業必須有良好的“人文關懷”的社會環境。這種環境的形成，需要有文化的承載和激勵。於是，在經歷了初創時期的“熱鬧”過後，在行政動員缺乏對慈善事業持久影響力的狀況下，我們又如何去面對可持續發展的命題呢？答案只有一個：建構慈善文化，發展慈善文化。

基於慈善事業的宗旨，弘揚利他主義價值觀，就要確立如下理念：

政府組織為第一部門，企業組織為第二部門，非營利組織為第三部門。三個部門具有各自社會職能，建立起社會的組織架構，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夥伴關係。我國現代慈善事業作為公益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超越了施捨恩賜的含義，而具有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互助互愛、共同進步的新內涵，幫助了弱者就等於幫助了自己，幫助了社會，實現了自身的生活理念和價值目標。

我國慈善事業經過十年的發展，已經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尤其在98’抗洪以後，慈善事業衝破種種“左”的觀念的束縛，全面走向前台，改變了曾經有過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尷尬局面。隨著慈善事業的快速發展，也給積極扶持和規範管理提出了許多新課題，慈善事業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建立健全法規政策的制度環境。依法治國同樣需要依法行善。

“企業家”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慈善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必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慈善家。現代社會的“企業公民”理念告訴我們，企業是國家的法定公民，企業有權利也有責任為建設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作出貢獻。評價一個企業的成功，不單是實現超額的利潤，理所當然還要包括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宣傳“企業公民”的理念，就要為建立“慈善家”隊伍開闢道路，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

慈善事業的重要標誌在於高度的開放性和社會化。“慈善”是我們的共同的“機構品牌”和共有的“精神家園”。要克服由於行政管理體制形成的狹隘地域觀念，因為這背離了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理念；要克服由於“行政力”影響形成的地方封閉式援助機制，因為這背離了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價值觀。要創新工作機制，構築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互助協作平台，強化“大慈善”的社會觀念，擴大慈善事業的社會化程度。

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正在大踏步前進，在這個每天都在發展變化的時代里，中國的慈善事業必將大有可為。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已把慈善事業擺上了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對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必將起重要的推動作用。必須看到，由於體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們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展慈善事業的先進經驗的同時，結合本土實踐，開創符合我國國情和文化背景的現代慈善事業的新局面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在建構慈善文化價值理念的同時，要從社會發展的大視野中把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與各種文化的碰撞與磨合中凝聚共識，整合資源，提高公信力，推動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相結合。

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國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任務，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舉措。弘揚慈善文化發展慈善事業理應成為兩者的重要載體。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也為我們建設慈善文化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慈善文化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慈善文化應該為塑造人性德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出貢獻。營造“以人為本”“助人為樂”的人文關懷的社會環境是慈善文化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當前的緊迫任務。

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相結合。

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其中許多優秀的成分，至今影響著我們的言行舉止，成為我們的行為準則。在當今市場經濟的環境中，如何應對這把“雙刃劍”，是我們應該深刻思考的問題。舊的道德傳統已不適應新的環境，新的道德體系尚未成型，這中間的“斷層”如何銜接？慈善文化應該為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構建新的道德體系做更多的事情。“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等，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啟迪，我們要做的實在太多。

與企業文化相結合。

我國現代慈善事業離開了企業的參與是不可想象的。企業的成功得益於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這種核心競爭力離開了質量和品牌也是不可想象的。慈善機構的准市場化策略告訴我們，慈善文化必須積極主動地溶入企業文化，慈善機構要與企業建立平等合作的“夥伴關係”，強化服務意識，努力為企業參與慈善事業創造各種有利條件。要積極倡導“公益營銷”，利用公益平台，推動企業“品牌”的發展。要當好企業的“公益”顧問，使企業參與慈善事業視為一項有良好經濟效益的社會投資。使企業為善不僅是“最樂”，並且是“好生意經”。要通過慈善文化與企業文化的結合，培養企業的慈善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慈善機構與企業達到雙贏，並逐步培育一支慈善家隊伍。

與社區文化相結合。

要加快發展慈善事業，光靠幾個機構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人文關懷的重心在基層。隨著我國城市化建設的推進，使慈善事業在社區建設中的作用凸現。社區的原則是以人為本、互助互利、奉獻愛心，民主自治。社區文化的核心是“志願和奉獻”，慈善文化與社區文化的結合，對於改善社區環境，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這樣說，建設一個現代新型社區離不開慈善公益事業，慈善公益事業在基層社區建設中大有可為。

與消費文化相結合。

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人民的生活質量有了明顯提高。加入WTO，全方位開放市場，國外知名品牌大舉湧入，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中產階層和高消費群體。當我們看到一些人花千元、萬元買盒化裝品買款新衣的時候，慈善機構也在為籌募百元千元去救助一個失學的學生，一個殘疾人，而四處奔走。這中間難道沒有我們應該感悟的東西嗎？消費時尚和公益時尚這原本是社會發展的表現，我們應該在消費時代到來的時候，使慈善文化滲透到這個廣闊的領域中去，推動慈善文化與消費文化的結合，使富人更多關注窮人，使人的外在美與內在美得到和諧的統一，使公益時尚與消費時尚一齊引領時尚的潮流。

與傳播文化相結合。

我們已經進入了信息化時代，現代傳媒的作用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它改變著我們的觀念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慈善事業的發展同樣離不開媒體的推波助瀾。慈善機構與媒體合作開展慈善事業的宣傳報道，策劃和組織各種形式的救助活動，呼喚社會公平營造“人文關懷”輿論環境等，都對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樣，慈善事業的宣傳報道對於豐富傳播文化，提升媒體品牌也起了積極的作用。近年來，慈善公益類的報刊雜誌逐年增多就是一個例證，慈善文化與傳播文化的結合已顯得越來越緊密。

與宗教文化相結合。

慈善不是宗教，慈善文化也不是宗教文化。但是，不論何種宗教，都有棄惡揚善，救苦救難的思想內容。在中國，不少佛教機構扶貧濟困“普渡眾生”的善心義舉，為配合政府的社會保障工作，構建和諧社會，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台灣佛教慈濟會多年來在內地開展賑災救助工作，廈門南普陀寺慈善事業基金會開展的各項扶貧濟困活動，浙江普陀山佛教協會創辦的孤兒學校等都彰顯“慈悲濟世”的情懷，佛教機構參與慈善事業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當我們看到大批善男信女燒香拜佛，無私捐獻的時候，他們祈求的是平安幸福，健康長壽。他們得到的回報除了精神的撫慰和對未來希冀，是不是應該引導他們更多地溶入現實生活，把“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佛教精神化為愛心行動，使慈善文化與佛教文化有機結合，把慈愛的光和熱奉獻給社會。

與博彩文化相結合。

博彩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博彩對中國人生活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屬於現代社會的博彩業並由此而產生的博彩文化在中國內地的歷史並不長，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正式發行的只有福利彩票、體育彩票，除此以外，有的企業營銷和競技評獎中多少帶有點博彩的成份。事實上，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博彩業是籌集慈善資金的重要來源，它對於開發利用社會資源，幫助弱勢群體，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們不能把博彩業與賭博簡單地混為一談，從而制約了博彩業的發展，導致大量慈善資源的流失。我們應該對博彩業進行理性的思考和分析，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利和弊兩方面做出科學的評估，從疏導、發展、規範入手，推動博彩業的發展，為我國的慈善事業籌募更多的善款。

與精英文化相結合。

徠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競爭導致優勝劣汰，競爭導致人才輩出。科、教、文、衛、體是精英薈萃之地。精英人物尤其是文藝界的精英人物是公眾人物，人們在敬佩精英們驕人業績的同時，也更多地關注他們的人格魅力和公益形象，這是公眾人物所必須肩負的社會責任。正因為公眾人物的社會感召力，所以慈善事業離不開精英人物的參與。精英人物也應該成為慈善事業的形象大使回報社會。在中國，精英人物參與慈善公益事業尚未形成濃郁的氛圍，除了媒體經常可以看到的濮存昕、蔣雯麗作為“預防艾滋病形象大使”時有亮相外，其它的乏善可陳。而不時聽到的演藝界精英人物參與慈善義演拿高額報酬卻成為“爆料”而遭公眾唾罵。在中國，慈善文化與精英文化的結合做得很不夠，精英人物要增強社會責任感和公益意識，慈善機構要發揮積極性和主動性，這兩者都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國的精英文化應該為創建和諧社會做更多的事情。

與公職人員從業文化相結合。

我國的公職人員隊伍龐大，人才匯聚。一方面公職人員依法行使公權，為社會服務，是他們應盡的職責。同時，公職人員的責任感和純潔性，對社會風氣又有著直接的影響。公職人員不僅要“以人為本”，善待納稅人。公職人員更要率先垂範，積極參與慈善公益事業，做扶貧濟困的帶頭人。我國慈善事業十年的發展證明：一個地方的慈善事業發展的快不快，與政府的推動和公職人員的垂範有著密切的關係。假設一個地方管理混亂，腐敗案件不斷，社會環境惡劣，要去發展慈善事業，那是不可想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慈善文化應該成為構建公職人員職業道德的重要內容，溶貫於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影響和帶動社會。

綜上所述，慈善文化不是一種孤立的文化現象，它滲透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各項事業中，需要我們去潛心研究、發現和領悟。但是作為一個慈善機構來說，它的生存與發展首要的是抓矛盾的主要方面，高效地調動社會資源，樹立“品牌”形象，這就要優先考慮做好慈善文化與企業文化、傳播文化結合這篇大文章，建立互動機制和夥伴關係，形成競爭和參與的能力。

慈善文化包涵著十分豐富的內容，形成慈善文化的環境歸根到底有賴於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就當前來說，慈善機構必須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將全社會和整個市場環境當作我們的工作平台，銳意進取，開拓創新，把慈善事業的發展與建設和諧社會密切結合起來，提高全社會的慈善意識，為慈善事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文化氛圍。

要積極推進“依法行善”的制度建設。

要樹立“依法行善”的觀念，積極向政府建議獻策，配合政府完善公益事業的法制環境，研究解決捐贈、救助、投資、監督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尤其要統一捐贈優惠政策和解決發展成本。要通過建立法制環境，使慈善事業發展的各個環節更趨規範，使“玻璃瓶”事業真正成為大眾的事業，社會的事業。

主動與企業建立合作的“夥伴關係”。

要倡導慈善文化與企業文化的結合。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宣傳慈善意識，提升企業品牌的“公益價值”，在開發企業的市場價值中塑造企業的公益形象，引導和協助企業成為慈善事業的生力軍。要貫徹《基金會管理條例》，推動非公募基金的發展，互助合作，共同成長。

要運用“營銷文化”推動准市場化籌款。

要推廣服務就要學會“公益營銷”，實現商業利益與社會公益的有機結合。當然“公益營銷”有別於企業的“產品營銷”，我們銷售的是自己，是慈善的“品牌”，是慈善機構的服務態度。如果我們的營銷成功了，社會主體接受了我們的理念，慈善機構與企業才能達成一種“默契”和“雙贏”的局面。

培育“人脈”構建慈善工作公共關係網。

要積極拓展慈善工作的社會網路，利用各種信息渠道宣傳自身的理念，培育捐贈人隊伍。要強化慈善事業的社會化觀念，建立廣泛的社會協作關係，充分利用專業化的社會力量和義工隊伍，開發和整合社會資源，不斷拓展慈善機構的社會活動領域，擴大慈善事業的社會影響力。

要精心策劃組織慈善文化活動。

做慈善工作，不僅是物質的救濟，更多的是弘揚慈善的觀念，塑造人人樂善好施的社會環境。要通過策劃舉辦義演、義拍、義賣、義診等各種形式的慈善活動，擴大慈善事業的社會影響。要通過評選“慈善之星”、“慈善人物”、“慈善大使”，舉辦“慈善活動周”、“慈善音樂會”、“慈善書畫展拍”、“慈善一日”徵文，表彰優秀義工、“慈善大使”、“慈善家”等，倡導慈心義舉，營造慈善氛圍，促進道德文明建設。

要切實做好慈善事業的宣傳工作。

要與新聞媒體密切配合，進一步加強對慈善事業的宣傳報道，並通過合作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使慈善宣傳成為媒體的“熱門版塊”和“焦點話題”，形成慈善公益的輿論氛圍。要積極開展慈善事業的理論研究，總結推廣先進經驗，辦好慈善機構的宣傳刊物，組織國內外的考察交流，積極探索我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規律，把慈善文化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2000年1月，世界第一富豪蓋茨決定兩年內淡出微軟公司的業務，專力從事慈善事業。世界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決定向慈善基金會捐資37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交由蓋茨夫妻的基金會管理。這兩件事都引起全世界的關注。

蓋茨和巴菲特均為美國人。在美國，慈善文化有相當長的歷史（與美國國家的歷史相比而言），有其獨特的理念和做法。據說，美國慈善文化主要基於一種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財富的社會管理人。這也就是說，在法律上，財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價值層面，超過生活需要的財富就是社會的。

19世紀的美國富豪卡內基寫了“論財富”一文，被稱為“財富福音書”，簡明而直率地闡明與此相關的理念。

卡內基認為，把多餘財富作為遺產讓親屬繼承，雖是人之常情，卻往往給接受人帶來利少弊多的影響。“我給兒子留下了萬能的美元，無異於給他留下了一個詛咒。”他對國家徵收累進遺產稅的做法表示歡迎，認為“國家通過徵收遺產重稅表明，它譴責自私的百萬富翁的毫無價值的生活”。卡內基畢竟是白手起家的財富擁有者，因而具有超越金錢的生活體驗和價值意識。

卡內基認為，處置多餘財富，讓其真正有益於社會是一種本領。“賺錢需要多大本領，花錢也需要多大本領。”他不大主張把財富零零碎碎地分給老百姓，而是採取辦企業的方式管理，其目的卻是為了公眾利益。卡內基本人辦了有名的基金會，向貧困人群、教育和文化事業提供資助。當前，蓋茨的慈善活動也是通過基金會方式進行。卡內基認為，不分對象地大發善心是人類進步的障礙，濟世救人之舉主要應考慮如何幫助那些能自助者。

卡內基認為，富人的責任是“成為生活簡樸無華的典範”，將多餘收入視為由其管理的信託資金，讓有思想而且認真的人精心籌謀運用。富人行為是否得當應由“明達的公眾情緒”判斷。富人應在生前處置好自己的財富，使之有利於公益，“死時越有錢，死得越丟臉”。

馬克思稱美國是一個“既無時間概念，又無暇去清除舊世界意識的特殊的新世界”。卡內基就生活於這樣一個進行著“朝氣蓬勃而又狂熱的物質生產運動”的“新世界”里。面對工業化進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和摩擦，他產生了上述理念，即“恰當地管理財富，以使同胞手足之情能維繫貧富之間的和諧關係”。從歷史上看，他的思想對維繫美國社會起了相當積極的作用，影響力迄今仍在，所以值得一述。

美國人何以慈善

“在美國，你可以隨心所欲地聚斂財富。你可以擁有極多的財產。只有一個條件。你必須有所回饋，而且必須有人注意到你這樣做。而且你必須這樣做，否則你就永遠不會成為真正的大人物。”這是美國著名經濟時評人理查德·蘭伯特在英國《泰晤士報》上曾經放出的高論。

的確，在美國，人們並不景仰富人，而是景仰對社會有所回饋的富人。正因為如此，《商業周刊》每年公布的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的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們的眼球。

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非營利性機構比較研究計劃的統計數據，在美國各地和社會各階層，人們捐出的善款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多得多。2001年，個人捐款的數額高達1610億美元，來自遺贈、基金會和企業的捐款達到了2120億美元。這個數字錶明，捐款數額在過去10年裡增長了50%。在除去宗教捐款之後，捐款數額也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左右，是英國相應比率的2倍，法國的3倍。

美國私人慈善業如此之發達，慈善家如此之慷慨，的確讓人感慨：美國人何以仁慈？

新制度經濟學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曾說過，行為是由制度決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約束與非正式約束共同構成，其中，正式約束是國家的憲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約束是指一個國家和宗教、文化、傳統、習俗等方面。儘管正式約束非常重要，但決定製度特徵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約束。將這一原理用來分析美國人何以如此鍾情私人慈善事業，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是美國特有的慈善文化造就了眾多的富人慈善家。

美國特有的慈善文化主要體現在三方面，我稱之為“罪富文化”、“互濟文化”以及“個人主義文化”。

美國的“罪富文化”，不同於中國人通常所說的“仇富文化”，而是源於基督教傳統中對“富人原罪”的說法。早期基督教譴責、憤恨和否定整個世俗世界的財富、富人和人的情慾，對商業活動基督教會更是持極端否定的態度，認為商人賤買貴賣，其罪惡甚至超過盜竊；商業貿易會助長人的貪婪而放棄對上帝的追隨;“基督徒絕不應該做商人”。因此，在基督教的傳統中，認為富人天生就是“罪惡之人”，並以下地獄和“上帝”的震怒作為對罪惡之人的威懾。而富人要想進入天堂，唯一的途徑就只能是將自己的全部財富都捐贈給窮人。

儘管後來隨著資本統治的發展，商品經濟的繁榮，使得基督教關於富人原罪的觀念與整個社會經濟環境性發生激烈的衝突，迫使基督教教會不得不重新以上帝的名義解釋商品經濟。但整體上講，基督教義中關於富人原罪的說法卻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子裡頭，潛存在其文化血脈之中。美國鋼鐵巨頭安德魯·卡耐基被公認為美國私人慈善事業的偉大奠基者之一，他於1889年發表的題為《財富的福音》一文已成為美國現代慈善事業的經典之作，而恰從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基督教關於“富人原罪”的教義深深紮根於卡耐基人生哲學之中：他寫道，“過不了多久，那些遺留下巨額財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將之捐贈出去）的人們就會受到公眾的唾棄。人死富有，死而蒙羞。”而另外一位美國現代私人慈善事業的奠基者石油巨子約翰·D·洛克菲勒，從小篤信基督教。儘管他發了財，但他生平多次公開宣稱他對財富的厭惡。而且他一直踐行著基督教義所倡導的最艱苦樸素的生活方式，並在去世前將其絕大多數財富捐贈出來。可以說，正是“富人生而有罪”的潛意識不停地提醒著那些信仰基督教的富豪們：要想進入天堂，先將你的財富捐贈出去才行。

美國人熱衷於私人慈善事業的另外一個文化背景是“互濟文化”。眾所周知，美國在英國殖民統治期間，美國人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後來儘管美國立國，但一直到聯邦憲法通過之前，政府都沒有被賦予任何稅收的功能，因而也沒有辦法給予公民任何社會保障。這種狀況迫使人們不得不組織起來實行自治，彼此互助互濟，以社區為單位的互濟活動因而十分普遍。比如美國早期慈善家本傑明·富蘭克林，就是通過大量的個人捐款以改善其所在的社區，創立了地方公民組織（如志願者救火隊）以及其他公益設施與機構。這也形成了傳統。正如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一書所言:“在法國，凡是創辦新的事業，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國，則由當地的權貴帶頭；在美國，你會看到人們一定組織社團。”

美國私人慈善業的所謂“個人主義文化”，並非中國人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其內含是強調“個人優先於政府”。這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對政府的本能的不信任感。因為按他們的說法，“人性本惡”，因而那些由“性本惡”的人組成的政府並不會首先考慮公眾的利益。在慈善事業上也如此。美國人懷疑政府的公共慈善事業廣泛存在低效率及官員中飽私囊現象，因此，更願意投身私人慈善事業。二是個人責任感。他們認為，提供慈善捐贈是優秀公民的義務。

中國慈善事業的富豪缺位

與美國富豪熱衷於私人慈善事業相比較，儘管中國富豪中也不乏慈善家，但整體上講中國富豪們的形象並不佳：一方面在生活上窮奢極欲，另一方對慈善事業上十分吝嗇。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統計，在記者隨機調查的國內10家較知名的慈善公益組織中，其中8家給予了否定答案，還有一家答覆不確定，另一家存有富豪捐贈記錄。中國富豪在慈善方面的不作為集中表現在去年抗擊非典的過程中。中華慈善總會的新聞發言人邵先生說:“我們接收到捐款總計774.7533萬人民幣，其中只有一個以個人名義捐款的富豪，捐了200萬人民幣。”而作為另一個捐款接收單位——民政部的新聞發言人卻說:“沒有什麼富豪捐款，我們收到的大多是以企業名義捐的款。”而且據了解，這其中也鮮有那些富豪們的企業的名字。

相反，許多企業曾經鼓吹的善舉最後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終。他們在對自己的善舉進行廣泛宣傳之後，卻一直拖欠基金會的款項。如某知名奶業集團，向一家基金會捐贈時，提出各類宣傳條件，並且最好有國家領導人接見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滿足后，該企業報出的100萬元捐贈僅到賬20萬元，餘下的80萬元，演變成“收賬”馬拉松。

據一份慈善公益組織的調查顯示，國內工商註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即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當前中華慈善總會和中國青基會，在政府背景、品牌效應等因素作用下，已經是國內目前規模最大的兩家慈善公益組織，但其一年運作的公益善款分別只有8000萬元、6000萬元。另一家去年經過改革而新崛起的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籌款規模從過去的每年1000多萬元上升到6000萬元。而這些機構收到的善款，平均70%以上來自於國際捐助以及香港、台灣地區。而在非官辦的草根公益組織中，這一比例可以達到100%。

根據中華慈善總會的統計，比較美國120萬家免稅慈善基金組織，分配6700億美元、佔到GDP9%的資金規模，國內現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組織所掌握的資金總計，僅佔到國內GDP的0.1%。

是什麼擋住了富豪捐贈

清華大學NGO研究中心的鄧國勝教授認為，中國企業捐贈不積極，很多是制度上的原因。一是稅收，目前國內法律不像歐美等國家，對慈善捐助並無免稅待遇，善款仍然上稅；二是國內慈善公益組織影響力不夠，必須要發展民間組織。

范寶俊、徐永光身為最大官辦慈善機構的領導人，自然深諳體制之痛。他們表示，我國絕大多數慈善公益機構為“官辦”性質，並不能真正發揮作用。不發展民間公益組織，就沒有中國第三次分配的發展。

但中國民辦公益組織的註冊登記，又是難乎其難。根據鄧國勝的研究，目前為數不多的草根公益組織，相當多的是工商註冊登記，像廖曉義女士的地球村，其每年仍要像營利性企業一樣交稅。

今年3月19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署了第400號國務院令，頒布《基金會管理條例》，將從6月1日起施行。該條例首次規定，在成立全國性勸募基金會之外，企業和企業家個人可以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型私立基金會。這意味著中國先富起來的階層，可以通過設立基金會的形式為社會公益事業捐款捐物，從而拓寬了捐助渠道。

一位參與了《基金會管理條例》討論的學者表示，新的條例已經減弱了政府在慈善事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本來準備寫入條例的“私募基金”最後還是改成了“非公募基金”，民政部門和主管部門對於基金會的雙重領導體系也沒有得到改變。他坦承，只有隨著政府規制能力提高和基金會公信度的提高，才能再適時對該《條例》進行修訂。

當然，據專家介紹，其中的內容還是有著相當的進步。比如，對基金會行政開支的規定，解決了歷年來的許多問題。過去的管理規定要求，慈善組織行政經費只能靠善款的銀行利息，但國內的善款很少是長期性基金，多數為一次性捐贈、臨時存放的“待撥”善款，而銀行利息也在逐年降低，依照這樣規定，越大的慈善機構虧損越厲害。

NGO信息諮詢中心的商玉生先生說，這次即將公布的《條例》，遵循了國際慣例，規定今後的基金會，可以在當年支出善款的總額中提取不超出10%比例的行政經費，這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突破。

富裕孕育奢侈而非慈善

去年，美國《時代》周刊關於中國富豪們的生活方式的報道，曾在國內引起極大反響。該報道指出，中國富豪大多窮奢極欲，揮金如土。文中說，“很多富庶階層不負責任的揮霍行為應該歸咎於他們的低素質。”“或許正是因為很多中國富豪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迅速地發家致富，他們的財富給他們帶來的僅僅是盲從和眩暈。很多時候他們所做的已經不僅僅是無度的揮霍，更是愚蠢的攀比”。文中還援引了中國大陸一些學者與官員們的話，認為這些富豪們的生活方式“已經對中國社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已經有人指出，政府未能為中國富豪成為慈善家提供一個好的制度框架。但我以為，中國本土的慈善文化未能健康發展是中國富豪未能成為慈善家的主要原因。

客觀地說，儘管有人爭辯說“基督罪富文化”未必對富人真正公平，但無論如何，它構成了對富人的一種有效的心理制約，使他們不致於濫用財富。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也不是沒有“罪富文化”的一面。眾所周知，中國“重農抑商”以及“重義輕利”的傳統延續了數千年，而且在這種傳統下，中國古代富人樂施好善的事迹與歷史也相當久遠，但為何到了今天，這種文化傳統反而對中國發跡富人失去了作用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罪富文化”已經受到了徹底的摧毀；整個民族心理由“罪富”變成了“崇富”與“罪窮”:富人成了人人仰慕的對象，而窮人反而被認為天生該窮，身負原罪；而在基督教義中，窮人才是清潔的。

即使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的某些知識者與經濟學家仍然在用盡手段摧毀中國文化中最後一點“罪富意識”:連國家按照法律規定追究某位富豪偷漏稅，也被這些知識者與經濟學家斥之為“仇富運動”;而“仇富情結”已被他們視為妨礙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最大障礙。而實際上，中國富人與早年的歐洲富人以及當下的美國富人相比，他們致富的手段與路徑之“惡”，更應讓他們良心感到有“罪”。張朝陽為此指出:“說中國人仇富的一般都是那些現行的富人階層和他們的直接受益人！說中國人仇富一來給中國人抹黑，特別是給中國平民抹黑。言下之意很明顯，窮人們不僅自己沒本事，而且還紅眼病見不得別人好！二來也可自己打氣，畢竟做賊心虛。中國現在的富人多數不是因為他們創造了多少價值，而是依靠權利分配不公使他們成為富人。中國的富人不可謂不多，但是有多少人敢把自己財產拿到陽光下來？這富人的財產有多少是損公肥私？有多少是官商勾結？有多少是貪贓枉法？多少國家和其他公民財產到了他們自己的名下？多少的工人下崗是由他們造成的？有多少的農民失地是他們造成的？他們自己心裡有數！當然其中也有一些人確實是靠自己的聰明才智發家致富的，現階段的中國這樣的富人卻只是少數！”

為了使中國富人成為慈善家，我還是主張適度的“罪富文化”，只要不是“劫富文化”是有好處的。相反，如果中國社會仍然一味朝著“嫌貧愛富”方向走，對富人沒有約束，在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已經十分驚人的背景下，最後，社會可能會因斷裂而走向對富人的清算。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越曉所說的:“市場經濟只有建立在健全的道德或者說財富倫理與市場倫理的基礎上，才如同建立在磐石之上。否則，我們不知道，哪一天誠信的大廈會倒塌；我們也不知道，哪一天仇富的心理會演變成另一場暴民政治；我們同樣不知道市場經濟的自發秩序會不會遭到破壞，從而出現舊體制復歸。”

英國慈善機構 會員互助事業致力於幫助全球最貧困、最需要救助的人們。它代表全英50多個著名的國際慈善機構。每一年，“英國慈善機構 會員互助事業”及其分支機構都會接觸到發展中國家的2億多生命，解決其災難救助、教育、健康培訓和旨在提高自給自足能力的經濟項目。英國慈善機構愛心互助事業專門負責亞洲地區，其目的在於改善亞洲人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水準、健康狀況以及各國的經濟發展。

“英國慈善機構 會員互助事業”建立於1956年，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全英最知名的慈善機構的領頭羊。它在強化全民的捐助意識，扶弱濟貧，體現上帝的救贖精神上起到了英國政府所無法比擬的作用。英國政府用於國外援助的金額不到英國政府財政預算的1%。

正是由於多年來英國有很多公民的支持，才使我們的慈善機構能夠更好地幫助地球村的最貧窮居民。今天，英國慈善機構會員互助事業在亞洲地區推出了一個自助的“消滅貧窮”，“奉獻愛心”活動。其理念是“自助者天助之”。今日，您獻出了一份愛心，當明日您獲得了無數回報之後，不要忘記當今世界各地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同時要在關鍵的時刻伸出您的援手，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國家和人民。只有這樣，“您的存在才會使這個世界從此改變”。進而實現每個人存在的自身價值，體現上帝創造世界的偉大之處。您的參與會使世界從此與眾不同！！！

互助遊戲起源於澳洲，後傳入美國。美國道倫斯公爵愛心互助機構遵照國家法律，在該國司法部註冊，創辦了道倫斯公爵愛心互助機構愛心互助遊戲。此遊戲后被許多國家和地區所認識，形成了如今這樣頗具規模，享有聲譽的跨國互助系統。多年來該機構以福利愛心互助方式捐助那些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以及少食缺衣的人們，為人類的愛心互助事業作出了貢獻。此機構也因此在國際上享有較高的知名度。

互助遊戲進入我國后，雖然是一個新課題，但一石激起千層浪，已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士所接受。此遊戲有點像六十年代的互助會，只不過那時的互助會不增值，而現在的互助增值了。如今的互助遊戲體現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互助理念，具有極大的開放性和可操作性，既沒有縣界、省界和國界，同時個人在結束一輪運作后可再次參與。

目前，我國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士認同它，並參與運作，是因它投資少，回本快，受益高，且運作極為間便，分配也在我們自己手中，是一種高品味、高智商、高境界、高效益的高級遊戲。任何一種商品都有成本，其利潤來自於它的各種差價，而互助遊戲是一種脫離了買賣關係，比銷售商品更簡便、更實在、更能讓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原始資本累計的上好方式。受益的朋友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投資愛心互助遊戲，能真正起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比投資股票更保險(只升不降)，是巨額原始股。具有極強生命力。

本遊戲是一項十分公平的愛心互助創富活動，因此，它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社會、有益於個人。每一個人都渴望改變命運，讓自己成功的朋友，都必須相信，路是人走出來的，世界上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跨越不過的鴻溝。只要我們願意為成功付出代價，就一定會成功。

會員互助事業用感恩的心做人，用會員互助的方式集體致富，聚眾人之財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網路送禮致富新理念。成功 與否在於眼光，膽量和智慧，用會員致富的理念，對別人付出越多，就越能成就別人也造就自己。會員互助機構的宗旨是：通過網路，架起人們之間互相幫助的橋樑，這個網路只起“樞紐和橋樑”的作用。通過這個事業我們結交到很多朋友，得到很高的回報。如果註冊了，也就等同你加入了 會員互助機構，同時你也就成為了這個機構的一名會員。

《慈善》開闢了“慈善論壇”進行專題論述；“慈海鉤沉”為近現代的慈善軼事提供了統計資料；“五洲慈訊”對內介紹了美國及港、澳、台慈善機構的組織特點和工作特色；對外介紹了上海、北京、天津、重慶、南京、浙江、武漢、甘肅、雲南麗江、青海、吉林、等20個慈善單位管理先進經驗；"慈善信息"欄目以短小篇幅報道的當代慈善大事記，包括了許多區縣級慈善組織的誕生，小欄目也令人振奮。

中華慈善總會是經中國政府批准依法註冊登記，由熱心慈善事業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會組織志願參加的全國性非營利公益社會團體，正式成立於1994年，其宗旨是：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弘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的傳統美德，幫助社會上不幸的個人和困難群體，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救助工作。原民政部部長崔乃夫先生、原民政部副部長閻明復先生分別擔任了中華慈善總會第一、二任會長，中華慈善總會現任會長為全國政協常委、原民政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范寶俊先生。

中華慈善總會自成立至今，始終堅持恪守總會宗旨，積極倡導慈善意識，努力開拓慈善工作的服務領域，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多方籌措慈善資金，配合政府有關部門在緊急救援、扶貧濟困、安老助孤、支教助學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特別是在1998年的抗洪賑災中，中華慈善總會全體工作人員急災區群眾之所急，想災區群眾之所想，及時採取各種手段，開展大規模的賑災募捐活動，從海內外爭取了大量的善款善物，並夜以繼日的送往災區，有效地幫助了災區人民戰勝災害，恢復生產，重建家園，受到了國務院的通報表彰和人民群眾的廣泛好評，還被國務院授予“民族團結先進單位”榮譽稱號。

幾年來，中華慈善總會特別注意發揮其本身所特有的涵蓋面較為寬泛的特點，嘗試性地開展了多種籌募活動。截止目前，中華慈善總會直接募集慈善款物共摺合人民幣11多億元，數以千萬計的困難群眾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救助。總會開展了災害救助、扶貧救濟、助醫助殘、助孤(幼)安老、助學助教等5大方面33個慈善項目。遍布全國的慈善援助項目逐步形成了規模。

中華慈善總會實行嚴格的財務制度和審計制度，聘請了國際知名的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年度財務審計，重大募捐活動接受國家審計署的審計，並隨時接受社會監督。由於慈善總會始終堅持了公開、公正、依法、自律的財務工作原則，使得自己的公信度不斷提高。

慈善總會不斷加強對外聯絡工作，與港澳台和海外的許多公益慈善機構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並共同實施了多項合作項目，得到了國際慈善組織的普遍認同。1998年，慈善總會加入了國際聯合勸募協會，成為該組織中唯一的中國會員。可以說，中華慈善總會作為中國慈善組織的代表，已經開始成為聯繫海內外華人和國際友人，共同促進我國慈善事業穩步發展的一條新的紐帶。

慈善事業需要慈善文化的感染

2005年有關國內企業“為富不捐”的話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據2005年11月22日《中國青年報》報道，在11月21日召開的中華慈善大會專題論壇會上，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徐永光透露說：我國國內工商註冊登記的企業超過1000萬家，但有過捐贈記錄的不超過10萬家，99%的企業從未參加過捐贈。2002年，中國私人捐贈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幣，不到當年人均GDP的萬分之一。而2003年美國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國和美國人均收入相比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為1：7300。

1000多萬家企業中，99%的企業從未參加過任何捐贈，這是一個頗為令人尷尬的現象。而中美人均慈善捐款1：7300，更是一個令人難以啟齒的事情。國內企業和公眾，參與慈善事業的熱情不高，不僅反映出我國慈善事業所面臨的困局，而且反映出我們的企業及公眾慈善文化的極度匱乏。

慈善文化體現出的是一個國家慈善事業是否發達，是否具有鮮明的社會感染力和引導力，同時也體現出企業用發展的成就回報社會的一種精神，體現出和諧社會讓財富第三次分配從而惠及更多窮人的一種境界。

市場經濟既需要企業發展，當然更需要企業文化的延伸和發展。慈善文化作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檢驗企業是否具有善心、愛心及博大情懷的職能，但凡具有良好文化氛圍的企業都具有一定的慈善文化內涵，都會通過支持慈善事業的發展來回報我們的社會。支持慈善事業的目的，是讓財富進入第三次分配，推動公益事業的發展，幫助更多的窮人擺脫暫時的困境。目前我國慈善機構的規模還比較小，而且全國100多家慈善機構大多為官辦性質，其掌握的資金僅佔國內GDP的0.1%。而美國通過第三次分配的財富，已經佔到了9%，目前僅美國的富裕階層——企業和個人通過各類基金會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就達6700多億美元。

儘管國情不同，但是慈善事業的目標卻是一致的。美國之所以那麼多人、那麼多富豪熱衷慈善事業，樂善好施，關鍵在於具有良好的慈善文化氛圍，而且他們均以參與慈善事業為榮，具有很多的慈善典範。比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是美國開國元勛，著名的政治家、科學家。他將絕大部分財富捐出，建設了著名的賓州大學，為美國後世的富豪們留下光輝的典範，影響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像洛克菲勒在18世紀末捐資3000萬美元（相當於現在的10多億美元）開辦芝加哥大學、卡耐基捐建卡耐基大學等。世界首富比爾·蓋茨2000年和夫人開辦了蓋茨慈善基金會，一口氣投入270億美元，使基金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會。他表示，在他身後，他的幾乎所有財產都將留給這個基金會。金融大鱷索羅斯，儘管財富沒有人想象那麼多，但也已捐贈23億美元。在美國，企業捐贈已形成濃郁的氛圍，富豪們如果不捐贈或捐贈少都是會被看不起的，公司也會因此而蒙羞。

反觀國內1000多萬家企業，99%的企業從未參加過任何捐贈，不能不令人大為遺憾，而國內人均慈善捐款不足1元人民幣，則更是讓助人為樂、扶貧幫困的傳統美德所蒙羞。筆者以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內富裕起來的群體正在迅速“擴大”，尤其是僅每年上榜的富豪就難以統計，他們雖然完成了財富的積累，但是在慈善榜上卻鮮有他們的名字，顯示出我們的企業、我們的富豪對慈善事業還存有各種“戒心”，還沒有將慈善文化融入企業文化之中，讓慈善文化伴隨企業健康成長。

當今倡導和諧發展的大環境下，作為依託社會的支持富裕起來的企業和富豪們，理應承擔推動社會和諧發展更多的責任。他們理應走在推進慈善事業發展的前列。而大力弘揚慈善文化則是推動社會和諧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

當然，光鼓勵企業及富豪們參與慈善事業還不夠，作為國家也應當大力倡導慈善文化，積極營造濃郁的慈善文化氛圍，不僅是企業及富豪，從現在起就應當將慈善文化納入道德教育體系之中，從中小學生就開始培養他們對慈善事業的情感，引導他們加深對慈善事業的理解，增強投身慈善事業的責任感。此外，對慈善事業的發展，我們也應當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比如減免稅款、鼓勵創辦民間慈善機構，嚴格監督慈善捐款的去向及使用等，讓機制靈活起來，讓民間慈善機構多起來，活躍起來，這樣才能在全社會營造人人關注慈善事業的濃厚氛圍，豐富慈善文化的內涵，從而推動我國的慈善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轉型期慈善文化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指出，要“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是在我們黨的文獻中，第一次明確發展慈善事業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也是第一次把發展慈善事業提到“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的高度來認識。

建議先從政府設在街道（鄉鎮）的社會救助管理事務所做起，通過購買服務，逐步轉成社區和慈善組織共同管理、行使基層事務所做起，通過購買服務，逐步轉成社區和慈善組織共同管理、行使基層慈善組織的職能，賦予幫困救助、社區募捐的雙重功能。目前可以將社會弱勢群體的職業技能培訓和經常性物資捐贈工作的職能通過購買服務轉交給慈善組織，支持和推動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

慈善文化現代化發展

當代中國急速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對慈善事業的突出需求。一般來說，一個社會效益越高，對慈善的需求也越高。因為效益意味著強者對弱者的排擠，而慈善代表著強者對弱者的援助。強者與弱者之間這一既排擠又援助的張力，正是讓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安定有序的內在機制。然而，在許多需要慈善的場合，人們常常看不到慈善的出場，即使出場，往往也是相當單薄的。與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甚至不那麼發達的國家相比，當下中國慈善事業的不振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不僅表現為慈善捐贈的錢物微薄，更表現為社會普遍的慈善觀念的微弱。對此，迫切希望發展慈善事業的人們給出了各種解釋，其中值得我們記取也催促我們儘快動作起來的，是認為中國缺乏慈善文化的說法。

儘管把事物的原因歸結為文化，往往是一個最好遁詞，一切解釋不清的場合都可以通過歸之於文化而獲得解脫，因為文化本身就是一個講不清道不明的東西。但在慈善問題上，文化確是一個有相當解釋力的說法。不過，即使承認慈善文化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弄明白，文化在哪裡出了問題。有人認為，中國慈善事業出問題，是因為今天的人將中國傳統文化遺忘了，慈善文化出現了“斷裂”，所以，要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傳統重新連接上。回到傳統，成為解決當前中國慈善問題的方案。

這樣的想法雖然有一定的道理，傳統上中國人有很強的慈善意識，見之於史書的慈善之舉不絕如縷，捐贈施捨確實比現在更為常見，但人們心情急切之下容易忽視了重要一點，那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慈善業經過了一個“現代化過程”，在一些具有悠久慈善傳統的國家或文化體中，慈善從觀念到實踐，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所以，對於中國來說，真正的解決方法不是將“斷裂”的文化簡單地連接起來，而是在傳統的慈善文化基礎上，經過現代化改造，重建21世紀的中國慈善文化。

慈善是不同於市場和政府的“第三域”

重建中國慈善文化，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國家或政府在慈善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政府比較早地就承擔起了保障國民基本生存需要的職責，飢荒年間，政府開倉賑災是一種制度化的行為。不僅如此，基於“人心向背”的政治考慮，慈善行為一直被認為最好由政府來做，以增強政府的合法性。所以，政府壟斷慈善事業在中國是有歷史傳統的。

但在現代社會，同民生相關的事務方面，政府的職責已經被嚴格限定在通過稅收來提供公共產品的範圍之內，超出國家法定責任之外的公民個人或家庭的困難，不再是政府的責任，而是需要通過社會來解決。所以，慈善屬於社會的範疇，是不同於市場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適合市場的利潤邏輯，也不適合政府的公共服務邏輯，而是公民或企業公民基於一定的價值觀而做出的公益行為。

目前中國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以或明或暗的行政命令方式“號召”慈善的做法，既有社會上慈善尚未成為風氣所造成的無奈，也有政府仍然習慣於自己從事慈善活動的舊習這一成因。它客觀上造成了慈善在一些場合成為“第二稅收”的現狀。改變政府在慈善活動中的高調存在，解除公民捐款只能投向個別具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組織的限制，開放民間組織從事慈善的空間，是中國重建慈善文化的一項內容和條件。

現代慈善不等同於“功德”

公民是慈善的主體，但在為什麼慈善上，公民也需要有一個觀念轉變的過程。傳統中國不缺慈善和施捨，但這些善行背後的觀念可能已經不適合今日的慈善事業。過去，國人常將施捨等善行同個人德行或“功德”相聯繫，所謂“蔭功積德”，修個好名聲或好來世。然而，在現代慈善概念中，一個人之所以行善，不是簡單地出於個人做好事的動機，而是個人承擔對他人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不是分外的德行，而是個人自我強加的義務，是現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主體地位的體現。從個人美德到公共責任的轉變，使慈善成為了一種“平常行為”，捐與不捐，捐多少，不但取決於一個人的能力，也取決於一個人對社會責任的認識。這才有了西方廣為流傳的“多餘的財富就像多餘的體重一樣，都是罪惡”；“帶著巨額財富離開這個世界，是一種罪惡”等名言，才有了美國巨富反對取消遺產稅的“悖謬”舉動。財富意味著責任，巨大的財富代表著巨大的責任，慈善就是履行責任的方式，這樣的觀念才是現代慈善觀念，在這樣的觀念指導下的行為才是現代慈善行為。反過來，正因為慈善是責任，所以才能在一些慈善事業發展良好的社會看到“悄悄的慈善”，而沒見到對巨額捐贈的道德溢美之詞。把慈善提到過高的道德水平，反映的不是慈善文化的先進和成熟，而是滯后和幼稚。最有能力做善事的是富人，而在貧富分化的背景下，給富人過高的道德地位，有可能導致社會資源包括經濟資源和道義資源都向部分人集中，從而不利於社會的平衡。以平常心看待慈善，是重建中國慈善文化需要確立的一種觀念和心態。

公民把慈善當作個人的義務，這是一個社會的慈善文化被個人內化的結果，這種內化應該是一個柔性的過程，而不能是一個強制過程。這就是說，社會可以形成一種輿論氛圍，倡導慈善和捐贈，但不能以任何一種方式，從行政攤派到強討硬索，逼迫個人捐贈。公民在捐出自己的錢物時，從法律意義上說，是在自主行使對自己合法財產的支配權，這種權利不受他人的干預。捐贈之成為善，就在於它是發自個人內心的，是一種自由意志的主張，因為一切善都必須是自由的，是對最高道德指令的內在服從。所以，現代慈善文化雖然不突出善行的個人德行性質，但仍然捍衛慈善作為德行所要求的自主和自由，不僅尊重個人捐或不捐的自由，更從體制上保證了個人捐贈用於其所願意的對象或場合。

現代慈善組織承擔著向捐贈者詳細說明捐贈款或捐贈物使用情況和效果的責任。這種透明的慈善保證了慈善不會成為欺詐的犧牲品，保證了慈善不會助長欺詐泛濫所帶來的偽善盛行。創造各種必要的條件，切實地保證捐贈者的權利，讓他們的良好意願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實現，也是中國今天重建慈善文化時需要通過制度來加以體現的一項原則。

慈善文化是一個綜合體系，“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真正關心中國慈善事業的人可以從一些當前最為迫切的地方做起，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中國國民的慈善觀念和慈善行為都會走向成熟，悠久的慈善傳統定能綻放出文化新芽。

中華慈善總會

中國殘疾人聯合會

中國青少年基金會

中國扶貧基金

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

中國紅十字會

中華環保基金

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見義勇為基金會

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