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齡

楊鶴齡是廣東省中山市翠亨村人，與孫中山先 生、陸皓東烈士是同鄉好友，三家相距不遠，且是年齡相伯仲的總角交，從小玩在一起。三人之中父親與陸皓東同庚，孫中山先生年長兩歲。他們童年時代正值太平天國失敗不久，聽到人們講述洪楊革命故事，對洪秀全的英雄行為，幼小心靈燃起無限嚮往的火苗。

1878年孫中山先生隨母赴檀香山讀書，接受西方新興資產階級教育，則隨祖父在港澳讀書。1882年，楊鶴齡又到廣州算學館讀書，以尋求新思想、新科學。在算學館里，楊鶴齡與尤烈有同窗之雅，兩人從而結成莫逆之交。1886年孫中山先生回到廣州進美國基督教長老會主辦的廣州博濟醫院附設南華醫學堂讀書，就在這時，與孫中山先生久別重逢，倍感親切，因均具新思想，所以他們談論起來非常投契，彼此間的友誼遠遠地超過童年時代的感情。

楊鶴齡是孫中山先生最早的戰友之一，也是早期的興中會會員之一，為人亢爽不羈，為了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毅然放棄富家子弟的優裕生活，投身革命。18歲那年，祖父去世，遺留給楊鶴齡一大批產業，但他寧願自食其力，先後把這批產業變賣掉，用作提供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活動的經費，辛亥革命以後，家住澳門水坑尾斜巷十四號，還是從舅父曹氏家族中租來的。1921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后，聘請楊鶴齡為總統府顧問，並囑許崇智撥款三千元把越秀山南麓的文瀾閣修葺一新，改名為“三老樓”，廷請我父和陳少白、尤少紈三人前往居住，日夕共敘昔年“四大寇”的手足情誼。

1925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后，楊鶴齡見到內政逆轉，革命事業遭受很大挫折，深感違背了革命初衷，不符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目的和理想，內心痛苦，乃退隱澳門，淡於名利，深居簡出，但他沒有消沉，卻把過去由於革命工作需要，混進煙館而浸染阿芙蓉之癖戒掉，從而使原先面黃骨瘦的身軀，逐漸變得肥胖起來。他念念不忘孫中山先生為爭取祖國的“自由平等”奮鬥了一生，更嚮往著一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風範衷心敬佩，對孫中山先生的遺訓，雖隻字片言，亦珍如拱璧，不只作為座右銘，並親筆仿書，懸諸壁上，時時舉以教示勉勵，現家裡仍掛著楊鶴齡親筆書寫的兩張條幅，一張寫的是“天下為公”，下款有一行小字：“昔仲尼言之，而志焉未逮，吾友逸仙言之，有志竟成，逸仙賢於仲尼矣。”另一張寫著：“博愛”二字，下款也同樣有這樣的一行小字：“中山先生喜書此二字，蒙作效顰也，亦景仰景流風之意耳。”這二張條幅，歷盡艱險，才得保存到今天。還有許多當年孫中山先生髮給楊鶴齡的文件及有關革命活動的書信，十年浩劫中被燒去了。

1934年8月29日，楊鶴齡突然患腦沖血搶救無效病逝於澳門，享年67歲。

當時國民黨中央執委會西南執行部有如下褒恤令：楊鶴齡同志，性行高潔，器識閎遠，早歲翊勤總理，倡導革命，厥功甚偉，民國肇造，退隱家園，功成不居，尤足矜式，茲聞溘逝，軫悼良深，特給治喪費一萬元並派秘書處第一股長黃泳台前往治喪，用示篤念革命同志之意。此令！遺骸運回故鄉葬於中山翠亨金檳榔山。墓前豎立碑誌，以表彰革命前輩的功績，藉慰九泉之靈。當時中山縣長唐紹儀徠曾作輓詩一首，較中肯地概括了我父的一生，茲抄錄如下：總理有耆舊，名門出宏農，香江吟梁甫，契合比卧龍，同時陳與尤，少年氣如虹，革命稱四傑，足當萬夫雄，公尤豐於家，夙家任俠風，慨以滿簋金，來助軍儲供，談笑決良圖，緘默不言功，鄉園杖履輕，淡泊明其衷，國帑周歲費，濟困為酬庸，優遊三十年，鏡湖一畝宮，古物時摩挲，俯仰皆從容，方冀躋期頤，長為海上鴻，天限古稀齡，遽返蓬萊峰，憶公少壯日，誰當干莫峰，伏櫪豈初志，蟄居寧道窮，祝公賢子孫，鱣堂亢其宗。

• 四大寇

孫中山先生的自傳，《孫文學說》卷一第八章“有志竟成”其中的一段，對這一時期的鼓吹革命活動，亦有明確透徹的記述：“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肆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交遊，聞吾言者，不以為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為中風病狂相視也，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此為予革命言論之時代也”。前排左起：楊鶴齡、國父孫中山、陳少白、尤列。后立者為關景良並不是四大寇之一。

從孫中山先生這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孫、陳、尤、楊“四大寇”，在革命初期的密切關係，然而革命的真理，初期不特未為人所認識，所接受，所支持，所同情，所理解，反而受人諷刺，不敢與之交談結友，深感認識革命真理之不易。他們四人竟志同道合，意氣相投，膽敢在一起聚談反清抱負，抨擊朝政，倡言革命，提出“勿敬朝廷”等口號，所以這四個金蘭兄弟，被很多人視為可怕的危險人物，所以港、澳間的親友皆呼之為“四大寇”，而他們四人亦居之不辭，可見“四大寇”並非寇，實為中國革命之元勛也，後來還把家族堂名，命名為“楊四寇堂”，以四寇堂老主人自稱。“四大寇”的形成，最初濫觴於孫中山先生與楊鶴齡的總角之交，後來幾乎同一時期，孫中山在香港結交陳少白，楊鶴齡在廣州結交尤列，彼此同以抨擊朝政，暢談革命為快，四人相投相依，志同道合，交往、越來越密切，終乃締成堅強的核心，在革命發軔時期，最初給這個堅強的核心提供物質基礎，使其得以存在，得以發展，楊鶴齡盡了不少力量。孫中山先生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雖賴大可提攜完成學業，但赤手空拳，初在港澳地區未有社會基礎，楊鶴齡首先把自己的家“楊耀記”提供為結納同志，鼓砍革命活動的“總部”，其次是1892年，孫中山先生畢業醫校后，懸壺於澳門，在澳門籌借款項開創中西藥店，須找借款擔保還銀人，當時（即楊鶴齡的七妹夫）吳節薇是澳門的豪富，通過楊鶴齡介紹和極力說項，吳節薇終於同意了作擔保還銀人，從而使孫中山先生在澳門大街的中西藥店得以開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