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布通之戰

其實噶爾丹與清朝開戰之前，他面臨的局勢並不好。1670年準噶爾大汗僧格被暗殺后，其弟噶爾丹自西藏返回，在達賴喇嘛以及和碩特首領鄂齊爾圖車臣汗的支持下登上了準噶爾大汗之位，然而僧格的兒子策妄阿拉布坦一直對噶爾丹貌恭而不心服。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爾丹率領3萬大軍，越過杭愛山，向漠北喀爾喀蒙古地區進攻。

從地圖上可以看到，噶爾丹自新疆對漠北地區的進攻，正好與沙俄自貝加爾湖向南的進攻構成鉗形攻勢，使正在與沙俄作戰的喀爾喀軍腹背受敵，喀爾喀首領土謝圖汗難以抵擋兩面攻勢，只能撤回在北線與沙俄作戰的部隊，沙俄隨即由貝加爾湖向東大幅度擴張，這直接導致尼布楚談判時中方做出巨大讓步，最終確定以尼布楚為界的結果。

收縮防線的喀爾喀軍也試圖進行抵抗，土謝圖汗集中兵力在今烏蘭巴托以西地區與噶爾丹進行了會戰，但不是噶爾丹對手，經過三天的戰鬥，全軍潰散，喀爾喀蒙古各部最終決定內附清朝，遂向南撤退，進入今內蒙古境內。

688年，噶爾丹為鞏固其在準噶爾部的統治地位，殺其弟索諾木阿拉布坦，又暗中派人對策妄阿拉布坦進行迫害。策妄阿拉布坦被迫率領僧格舊部5000戰士，數萬部眾逃至博爾塔拉河游牧。噶爾丹出於輕敵，僅僅率領2000精銳騎兵追擊，結果被策妄阿拉布坦打敗，準噶爾部陷入分裂。

策妄阿拉布坦據博爾塔拉河一帶自守，噶爾丹無法將其消滅。在噶爾丹看來，東面的喀爾喀等蒙古諸部，背後的大清外強中乾，若能東進奪取蒙古草原，則拆東牆補西牆，自己亦能成為草原霸主。

1689年的烏爾會河之戰，噶爾丹帶著兩萬精銳長驅直入，一路打到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東部錫林郭勒盟內的烏珠穆沁，可以說是一波鑿穿了整個蒙古高原來撩大清。清朝大將阿爾尼率軍兩萬迎擊，幾乎全軍覆沒。

戰後，阿爾尼用“軍退”、“先卻”、“亦退”、“遂斂兵歸”等字樣淡化清軍的慘敗，將清軍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厄魯特多火器，而我火器兵未至”。

“從黎明打到午後”，清軍幾乎一直被準噶爾軍圍擊或夾擊，其人員傷亡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清軍兩個統帥一個斃命，另一個狼狽而逃以及全部輜重被繳獲也證明清軍的完全失敗。在准軍中的俄國使者基比列夫甚至說：“博碩克圖汗把中國兵殺得一個不剩”，此說實屬誇大，但基比列夫作為戰爭的目擊者反映了當時清軍慘敗的實際。

康熙大帝得到敗訊，不由大怒。一方面康熙派使者聯絡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準備對噶爾丹腹背夾擊，另一方面動員了十萬大軍，北討噶爾丹。

康熙還派人到俄國，與沙俄交涉，防止沙俄干涉此戰，由於沙俄擔心與清朝的貿易利益受到影響，故在中方交涉后，始終未向噶爾丹提供任何兵力上的援助，武器上也縮小了援助，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原定向噶爾丹出售3000支滑膛槍的決定，這對後來的戰事影響頗大。

噶爾丹還是老樣子，一波打到大清家門口，進入了今錫林浩特地區，這裡距離北京不足千里，已經威脅到了帝國的心臟地帶。噶爾丹遂在長城外邊耀武揚威。

噶爾丹南侵的消息傳到內地，北京市民首先有了反應，城內外商鋪大多關門停業，“米價至三兩餘”，似乎準噶爾軍很快就要攻至北京一般。

清軍出了燕山，沒多遠就能和噶爾丹打個照面，補給線實在也不長，作戰難度與漢唐征討匈奴、突厥完全不能比。

然而康熙大帝動員的十萬大軍，其實頗有輔兵、後勤軍隊，戰兵僅五萬而已。這個動員力也實在偏弱。

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康熙還要求東北方向進行動員，盛京和科爾沁蒙古出兵兩萬（戰兵1萬，輔兵1萬）參與夾擊。但實際上，因為路途遙遠，東北方向的軍隊壓根沒能來得及趕到戰地附近。

五萬大軍分兩路出塞，皇兄和碩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長子胤褆為副將，率兵3萬為左路軍，出古北口；命皇弟和碩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札為副將，出喜峰口，率兵2萬為右路軍。

陪同出征的，還有皇帝的舅舅、內大臣佟國綱、佟國維，內大臣索額圖、明珠等朝廷重臣。臨行前，康熙帝還作壯行詩一首：“獲丑寧遺類，籌邊重此行。據鞍軍令奏，橫槊凱書成。煙火疆隅堠，牛羊塞上耕。遐荒安一體，歸奏慰予情。”

清軍方面，福全率軍在烏蘭布通40里開外紮營，凡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餘里，闊二十餘里，“首尾聯絡，屹如山立。”清軍各路參戰部隊，除科爾沁方向部隊和盛京部隊外，於七月下旬先後到齊，全軍官兵連同廝役在內，約10萬人。

八月下旬，阿爾尼也率領殘部3000人與福全會合。

至於康熙大帝本人，本來想要御駕親征，無奈8月22日不慎受了風寒，身體開始發熱，至27日，身體依然低燒，只好“從諸臣之請”，回朝養病。

次日，皇太子胤礽來迎，康熙看到胤礽並無憂戚之意，“絕無忠愛君父之念”，心中非常不快，遂令胤礽先行回京，自此埋下了後來太子立廢的伏筆。這件事情雖與後來烏蘭布通的戰役無關，但卻極大的影響了清中期的政治發展。

康熙帝的布置，大概是希望左路軍拖住噶爾丹，右路夾擊，一舉將噶爾丹擒殺。

二十七日，右路軍統帥福全在吐力根河安營紮寨，營盤四十座，連營六十里，首尾聯絡，巍巍壯觀。噶爾丹親率勁騎2萬餘名，尾隨阿爾尼部潰兵深入到烏蘭布通，在山腳下安營，布下“駝城”，指揮大帳設在烏蘭布統峰頂。

烏蘭布通是一座紅色的小山，泡子河與哈而哈河從烏蘭布通的西北匯入薩里克河，再向北注入西拉木倫河。烏蘭布通山南坡是無法攀登的峭壁，北面則是一個可以攀登的陡坡，但易守難攻，噶爾丹部隊“覓山林深塹，倚險結營”，布陣于山上林內。

“駝城”，就是將數千峰駱駝縛足卧地，背上加箱垛，上邊蒙上濕氈，環形排列，形成臨時城池，擺開陣勢，誓與清軍決戰到底。

駝城戰術，脫胎於歐洲名將揚·傑士卡發明的車堡戰術，曾經被匈牙利、神羅、土耳其等歐洲強國效仿，威力絕倫。只不過這麼遠傳了過來，無論是配置還是熟練度都沒法和正牌的車堡相比，這個山寨貨實在要打個大大的折扣。

火力方面，清軍擁有鐵心火炮和子母炮。然而噶爾丹軍結陣嚴密，還有密林掩護，沼澤地阻攔，士兵們隱藏在“駝城”之內用沙俄支援的滑膛槍和弓箭據守。

福全所帶軍隊都是精銳，又沒見識過駝城，且自認有火炮優勢，於是派國舅佟國綱側翼迂迴，準備來個炮打隔山，將噶爾丹布置的駝城炸個稀爛。

然而事實證明，迂迴、側擊這戰術說起來簡單，真操作起來還是要水平。康熙大帝這位皇兄福全安排倉促，清軍陣形毫無章法，抬著大炮，向準噶爾軍仰攻。

噶爾丹流暢地把預備隊騎兵調出來，刺斜里從坡上衝擊下去，福全的士兵登時兵敗如山倒。

噶爾丹的騎兵不只是弓騎和刀騎，也有拿著火繩槍的火槍騎兵，看準國舅佟國綱，一槍擊中，瞬時斃命。清軍一片混亂，倉皇撤退，死傷無數。

佟國綱戰死，自然有人生怯，正白旗副都統色格印“彼則大懼，故推受暑下馬。其家人憤曰：‘身為二品大臣，如此臨陣退怯，歸去何顏見人耶？’扶之上馬。色格印復下馬，卧於草內。及回營，猶戰慄不已，身披甲胄，蒙被達旦。因此伊所管兵丁，無不恥笑”。除去這位副都統大人外，更有許多將領，為了自身安全，抽取所部精裝兵士作為貼身護衛，而清軍統帥部門是按照編製集結調動部隊的，結果導致當天清軍實際參加一線戰鬥的兵士人數大為減少。康熙帝後來回憶時也提到，“出征烏蘭布通時，……索額圖、明珠選勇士數百人近身防護，勇士云：‘挑選我輩原擬獲戰獲追，詎意只令防護？’共生忿怨。”

福全無計可施，又搞了幾波正面騎兵衝鋒，前鋒參領格斯泰、前鋒統領邁圖直入敵營，衝鋒數合，被準噶爾軍圍起來殺死。

清軍的火槍還停留在明朝末年的水平，實在不是引進了沙俄火器的準噶爾軍對手。但是火槍火炮的數量上都有巨大優勢，所以乾脆不再出擊，就在下邊和準噶爾軍對射。時間久了，噶爾丹部彈藥告罄。

清軍還有彈藥，準噶爾軍如果從坡上衝下去，會成為清軍槍炮的活靶子，實在不划算。加上常寧的右路軍就要趕到，噶爾丹豈能不知？時間拖久了，必然被包餃子。

所以噶爾丹就派了達賴喇嘛的弟子濟隆作使者去福全營中，假意求和。福全答應求和，準備等常寧趕到再翻臉夾擊。

但這位皇兄顯然是把噶爾丹當成了蠢人，噶爾丹並不是蠢人，穩住福全之後，收拾兵馬輜重連夜渡過薩里克河，經當代的內蒙古達里諾爾湖地區，向西北跑路了。一路上，准軍還焚燒草地，以斷絕追兵。

此戰清軍死得比准軍多很多，而且國舅佟國綱等將官都被擊斃，康熙大帝大怒，但噶爾丹畢竟跑路，康熙對外宣布勝利。

噶爾丹回撤的路上不幸爆發了瘟疫，損失了幾千人，比被清軍打死的還多。但這不是最糟糕的。趁著他不在，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引兵偷襲科布多，把噶爾丹的老巢給涮洗了一波，“盡收噶爾丹之妻子人民而去”。

噶爾丹決定孤注一擲，與清軍進行最後的決戰：昭莫多之戰。

烏蘭布通之戰的成敗之處，都與康熙的決策有關。

從政治觀點看，康熙帝的指導方針是正確的，其戰前所訂計劃，歸根結底就是力爭“圍殲”。這是出於對當時整個國家形勢做出的判斷：首先，此前十年，帝國先後經歷了多場內外戰爭，“三藩之亂”、統一台灣、兩次雅克薩之戰，都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噶爾丹在新疆、漠北等地時，如果勞師遠征，兵少則不敷用，兵多則勢必又是一場異常耗時耗餉的戰爭。康熙帝是想利用噶爾丹最為接近帝國統治核心的時機，用兵力上的絕對優勢，利用相對最短的補給線（距離北京只有千里），爭取將其全殲，一勞永逸地解決準噶爾部問題。

但是，從決策理論的角度看，康熙帝計劃的可操作性不足，速決的前提，並不僅僅是兵力優勢，還包括戰備、指揮等多方面的因素，制訂計劃時，應該充分考慮己方的實際能力是否能滿足計劃的要求。實際上，以當時清軍的裝備、訓練，以及將領的臨陣指揮，都不足以完成戰前制訂的合圍計劃。用現代的觀點評判，就是康熙帝制訂了一個精緻的計劃，但卻脫離實際，特別是在幾個關鍵點上出現問題后（特別是科爾沁、盛京方向部隊未能實現有效的合圍，以及福全的臨陣猶豫），計劃即無法實現。

從軍事上看，烏蘭布通之戰，暴露出清軍八旗部隊在順治以後，戰鬥力逐漸下降。根據現有史料，當時噶爾丹軍作戰遠距離主要依靠火槍，貼身時才使用刀矛等冷兵器。但清軍卻缺乏應對火器的經驗，按照康熙帝的評價，“我軍近與厄魯特戰，排列太密，為賊人亂槍所中。且進退並不鳴笳。此皆不習戰陣之故也。”實際上，在清朝初創時，由於早先明軍裝備的火器數量多，威力大，清軍擁有豐富的對付火器防禦的經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經驗並未像現代軍隊中的條令、規定那樣，以文字的形式流傳下來，而是逐漸散失了，此外，清軍除少數精銳部隊外，普遍缺乏訓練和紀律，這是清軍進攻乏力的重要原因。

此外，此次戰役證明，火器已經逐漸成為戰爭中的主要武器，連一貫游牧騎射的厄魯特蒙古軍隊，都已經以火槍為主要武器，清軍能夠對駝城造成一定殺傷，也與此前傳教士南懷仁等人監造的西式火炮（也就是民間傳說中的“紅衣大炮”）發揮了威力有關，康熙帝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於第二年，在北京建立了八旗火器營。但是，中國自然科學的停滯，以及閉關鎖國的社會環境，導致火器設計和製造技術長期原地踏步甚至退步，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鴉片戰爭爆發。

三十四年五月，噶爾丹又以騎兵三萬(並揚言借俄羅斯鳥槍兵六萬)，由科布多東犯克魯倫河以北巴顏烏蘭。

三十五年二月，康熙帝發兵十萬，分東、西、中三路出擊。五月十三日費揚古統帥之西路清軍在昭莫多(今蒙古烏蘭巴托）與噶爾丹主力軍隊遭遇，激戰竟日，清軍猛攻敵軍陣后，另遣騎兵進攻側翼，噶爾丹軍陣大亂，清軍追擊三十餘里，殲敵數千。噶爾丹率殘部倉惶西逃。次年春，康熙帝親赴寧夏，命費揚古、馬思哈兩路出兵，進剿噶爾丹殘部。同年三月，噶爾丹在科布多阿察阿穆塔台暴病而亡。